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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作为艺术的历史学

2013-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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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作为艺术的历史学

在我们长期所接受的教育规范中,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对于这一判断,我们长期坚信不疑,至少我个人在过去20余年的从业经历中也是如此认识的,并力图将这一判断贯彻到个人的研究工作中去。

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当此次会议发起人促动我们思考历史学究竟是人文,还是科学的问题时,使我猛然醒悟,突然觉得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确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科学的层面似乎只存在历史学的方法论上。我们过去所说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只是说历史学应该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进步而不断改变自身,不断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使自己的历史学更像科学。而历史学的结论,或者说历史学作为一个整体,则不是科学,而是人文,或者说更像一门艺术。

所谓科学,主要是指西方自近代以来可以通过试验获得同样结果的东西。这种试验的方法、过程和结果,当然可以称之为科学。而历史学根本无法通过试验获取同样的结果,即便将来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大量且细致地记录人类的活动,相信科学依然无法记录人们的思维过程,无法复原人类创造历史的原貌。科学只是帮助历史学实现了某些科学的手段,并不能将历史学完全改造为科学。

将历史学视为一门艺术,旨在强调历史学的研究更相信研究主体即历史研究者本人对历史进程的领悟、理解、判断与叙述。历史学就本质而言是人类历史中最聪明一类人的学问,这些聪明的人面对同一的研究对象、同一的史料,可以作出各自不同的解释与描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历史实在”在不同研究者那里总是获得不同的认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实在”真的就像胡适所概括的那样,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由于研究者的阶级立场、知识背景、操作手段乃至心情的不同,同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获得不同的结果。我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某些自以为是的历史学家对另一些历史学家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殊不知这种不同意本身已经表明历史学的艺术性,一百个艺术家可以像张艺谋一样创造出一百个不同的秦始皇;一百个历史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只写出完全相同的康熙大帝。秦始皇、康熙大帝作为历史实在只有一个,而在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那里可能塑造出不同乃至相反的形象,这一事实不仅证明了历史学的艺术性,而且强化了研究者的阶级立场、知识背景、个人阅历、审美情趣乃至心情对历史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通过对这些不同结果的继续研究,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尽管这些描述明显的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即便那些“戏说”、“歪批”乃至“水煮”,总能获得一部分受众的欢迎与喜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证明这些艺术化了的历史解构、重构、阐释、解释、叙述和再现至少在某一方面合乎或者说迎合了、接近了、契合了阅读者所期待的审美结果。由最具灵性的人类创造的历史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昨日之果可以构成今日之因,然而由于历史创造者的聪明或者说对人类经验的记忆和汲取,这种因果并不总是构成严密的逻辑关系。例如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坏事都必然变成好事。由此,我们过去一直在追寻的所谓历史规律其实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乌托邦,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否则,真的有一个历史规律的话,那么人们完全有可能通过逻辑推理,通过大型计算机的运算,推定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真实的存在是有的,是客观实在,但它既不是研究者所能获得的,也不是历史创造者所能说清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仔细对勘同一事件参与者的不同回忆,就会很容易地认同这一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