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运动所导致的农业发展最终也给人们带来了实惠。这种实惠在十七世纪英国人的食物中得到了反映。当时英国的农民及象劳工这样的人平时可以吃到肥腊肉、肥咸肉、干奶酪以及粗面包等等以致当时有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其低层阶级的人能比英格兰有更好的食品”④这就是圈地养羊所带来的最直接的效益。但是圈地运动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对当时英国的科技与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处不表，且看下文。

─────

①万国鼎译：《欧美农业史》，第145页，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

②埃尔顿:《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伦敦,1978年，第231页,转引自,蒋孟引:《英国史》第2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③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277页

④同上，第307页。

三，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对中国农业和科技的影响

1，多熟制的进一步发展

明末清初，中国农业在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之后，耕作制度的改变是进一步向着多熟制方向发展的，由于桑棉占用了大量的粮田，所以多熟制的发展是以提高粮食产量为出发点，一个方面是在粮田中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如稻-麦、稻-春花(蚕豆、油菜等)、稻-豆、稻-荞麦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双季稻的发展;双季稻在唐宋以前就已出现，但主要是以再生双季稻为主，直到明代前期，闽广一带的双季稻还是间作双季稻，明代中后期以后，连作双季稻才得到发展。《天工开物·乃粒》中说到：“南方平原，田多两栽两获者，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类也。六月刈初生，耕治老稿田，插再生秧。”在双季稻的基础上再加上各种小麦，发展为麦-稻-稻的三熟制。粮田多熟制的发展，促进了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为缓解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引起的粮食种植面积下降，粮食减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棉田和桑田中尽可能地挤种粮食，以减少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引起的粮食减产，如《农政全书>>所说：“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实行棉稻轮作，《农政全书》中还提出了一种棉田间作，“预于秋冬耕熟地穴种麦，来春就于麦陇中穴种棉。但能穴种麦，即漫种棉，亦可刈麦。”这也就是褚华在《木棉谱>>中说的“麦杂花”，“种棉者，或共大麦下种。夏获麦，秋则获棉，谓之麦杂花。”除麦以外，棉田间作套种的作物还有大豆、芝麻、玉米、绿肥等，据康熙《嘉定县志》的记载，“今佃户杂种诸豆于棉花两沟之傍。若棉花或败，犹得豆以抵租也。”需要指出的是，棉麦等的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在北方也已采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来年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桑间种很早就已出现，明清时期桑间种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群芳谱》中提到“蚕豆……两浙桑树下，遍环种之。”另外桑争稻田的发展还导致了桑基鱼塘的出现，即将稻田挖深成池塘，把泥土复于四周成基，池塘用来养鱼，基地用来栽桑。在提高桑叶产量的同时，用养鱼的方法来弥补因桑争稻田所致的粮食不足。

────

多熟制的发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只是部分地弥补了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致的粮食减产，而并没有消除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相反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多熟制的发展必将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多熟制的发展还影响到了畜牧业的发展，江南稻区在实行多熟制以前，曾经有所谓“抛牛”之俗，即在水稻收获之后，让耕牛自行在田中放牧，明清以后，由于多熟制的实施，早稻收割之后，种上了晚稻以及菽、麦、麻、蔬等各种作物，放牧已觉不便，明末宋应星就曾做过这样的计算，“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者半之，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后，田中无复刍牧之患。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亩，似也相当也。”沿至清代“抛牛”之俗索性被禁①，此种做法势必引起畜力紧张，从而加重劳动力的负担。这又是促使农村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而人口的增加又对粮食供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就需要寻找新的食物来源，玉米和甘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和推广的。

2，新作物的引进

从明代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救荒本草等类著作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还有一部分的人在研究所谓的“避谷之法”，以期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苟延数日之性命，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明代中后期以后，原产于美洲的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粮食作物被引种到了中国。这些作物在引进中国之后迅速扩展，普及全国，成为许多地方，特别是山区人民的重要粮食。但是甘薯和玉米等的引进并没有象西方引进的芜菁和三叶草一样，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农作制度，它只是在粮食生产和衣着原料生产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之所以是暂时的，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而甘薯、玉米等的引进就是在增加粮食供应的同时，也加速了人口的增长。考古学家夏鼐指出：“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土地的开辟，以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代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恐关系更大。”②因此甘薯玉米的引进并不能解决中国人口的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温饱问题并没有因为它们的引进而得到解决。

─────

①参见《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第38页;

②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文物》，1961年，第8期。

3，中国农具的倒退

明清中国农业在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之后，虽然也通过引进新作物，改进种制度，发展多熟制，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但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却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农具的倒退。

中国早在汉代时期出现过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发明，如代田法、耧车等，这些发明都是适合大面积的土地生产需要而出现的。它与近代欧洲农业改良时所采用的某些农具在原理上与相类似，但是这些农具在中国却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农桑结构导致的人口增加，使得大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少，(这里面还与土地的继承制度有关，封建欧洲的大土地所有制往往通过长子继承制得以保存，不因人口的增加而改变)，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越来越少。因此，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往往得不到普及和推广，如代田法、耦犁和耧车，仅是在西汉京师附近和一些边远地区试用过，而并没有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推广使用。不仅如此，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技术倒退的现象。

唐朝江东犁的出现和明清铁搭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先进的江东犁在明清时期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落后的铁搭所取代?是江东犁不适合江东的自然条件吗?不是，因为江东犁就是适应当地的土壤耕作条件而最早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发明江东犁的地方反而不用江东犁呢?①原因在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导致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的失衡，这种失衡使得原本一些可以用来放牧地方都被开垦出来作为农田，而原来一些在收获之后可以用来放牧的农田也纷纷种上了作物，因而导致了畜牧的萎缩和牛力的缺乏。人口增加使得铁搭的使用成为可能，而畜牧的萎缩又使得牛耕缺牛，只好用人力代替牛力，铁搭代替牛耕。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据宋应星估计“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力者半之”，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一般说来，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头牛就相应地要补充七到十个劳力。这又陷入了新的一轮人口增加。

────

①参见《补农书校释(增订本》，第27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宋元时期，江浙一带的老百姓，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减轻劳动强度，发明了一种耘水田的工具“耘耥”，据《王祯农书》的记载，这种耘田器“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工具，但是即便如此，江南许多地区的老百姓在水稻耘田时，还是弃而不用，而宁要以两手耘田，匍匐禾间，膝行而前，日曝于上，泥浸于下，苦在腰手，辨在双眸①，事倍而功半。究其原因，主要是劳力的过剩。

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也曾有人试验过所谓的代耕法，人力犁，但那只是在发生牛疫之后，由于缺少畜力，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耕地机械似乎还处在实验阶段，而并没有得到真正推广使用。因此农桑结合阻碍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中国传统农业所谓的精耕细作，是以大量劳力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为其代价的。

从农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农业技术在圈地运动和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之后，正好走着两条绝然相反的路，一条是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一条是以提高地土的生产率的同时，降低劳动生产率的路。

4，明末清初农业发展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的关系

多熟制的发展和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引进的确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明清之际的农业无论是从总产，还是单产，以及所养活的人口总数来看，都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水平。以单产而言，十七世纪时，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大米产量已达到2.3公吨，这是现代以前农业技术理论上的最高产量②。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是以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为代价的，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又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因此，明清时期农业的高水平发展并没有消除人口增长和衣食供应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由于人口增加而带来的温饱问题，相反由于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农业生产的增长，人口占有生活资料下降，使温饱问题在明清时期变得日益突出。究其原因除了中国传统农桑结构的劣根性以外，主要是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导致的农村人口的加速增长。

─────

①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

②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从战国到明代初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一直在二千万到六千万人之间，明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的人口数量迅速翻番，突破亿人大关①。但是各地人口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明清人口分布以江南地区的人口最多，仅江浙两省，人口就占据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明代初年全国的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是19人，而浙江是114人，南直隶(江苏)是48人，尽管这个基数已经是相当高，但是经过明中后期的发展，到清代初期，江浙一带的人口还在不断地翻番，见表一②

清初江浙人口增长情况表

区别　　　康熙24年　乾隆51--56年平均数　咸丰元年

全国总计　54.8　　　　　55.49　　　　　　80.69

江苏　　　268.9　　　　322.88　　　　　　448.32

浙江　　　282.9　　　　227.61　　　　　　309.74

再就江南地区一些具体地区的人口来看，嘉庆二十五年(1820)左右，苏、松、常三府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073、627、448;杭、嘉、湖三府的人口密度则分别为506、719、475人。这样的人口发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不仅在中国各地区中是首屈一指的，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如西欧的英、法、德、意四国到十九世纪初(1800年)的平均人口密度为59人。英国在十四世纪的人口数是2500000人，人口密度约为10人。十六世纪中期，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已跃居世界首位，但是到十七世纪末叶，它的人口也不过是5500000人，人口密度为23人。十九世纪初(1801年)英国人口上升到16300000人，全国的人口密度才达到67人，刚刚超过明代浙江人口密度的一半③。

明清江南地区人口激增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传统的农桑结构以及由于这种结构所引起的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是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

─────

①葛剑雄:“古籍中的户口数:失望?希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3年第1期第50页;

②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72页)的统计

③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41页。

本来谷物种植较之于畜牧生来说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江南地区所盛行的水稻生产比一般的谷物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还要多，而与粮食生产争夺土地的蚕桑和棉花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更多，据明万历年间归安人孙铨的估计，蚕桑生产和水稻生产两者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比例为100:5①，棉花也需要比高粱多一倍以上的劳力，于是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导致中国农村人口的增加。因此，种桑种棉面积的增加，就意味着对劳力的需求加大，也就是说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导致了农村人口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此为其一;

其二，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又不能完全地取代粮食种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蚕桑缺乏作为食物的功能，桑争稻田从根本上来说不能导致蚕桑生产取代水稻种植。除了蚕桑缺乏食物的功能以外，生态条件和经济因素也限制了蚕桑的发展和棉花的种植。桑和棉都是旱地作物，而水稻等则主要分布在低洼多水的地区，有些稻田改为桑地有一定的困难，同样，棉花也经不起水涝，所以低地一般仍种耐涝的粮食作物，如高粱等。同时过多地种桑养蚕和种棉，也会造成不合理的作物组合型，而引起双重的困难：一方面，不能象种植多种作物那样把农忙的日子匀开;另一方面，若遇到自然灾害，单种一种作物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争田归争田，但桑棉终究不能取代稻粮。尽管个别地方桑地或棉地多于水田或粮田，或田地相匹，但大多数地方还是水田多于桑地，粮田多于棉田，出现了桑稻并存，棉粮并存的局面。两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比单纯的蚕桑业和植棉业对劳动力的需要还要多，中国农村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半田半地，累得没气。”反映的就是两种作业并存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这又进一步剌激了农村人口的增长。

其三，农桑结合，特别是桑争稻田必然导致畜牧业的萎缩，因为种粮和种桑都需要各自占用一定的土地，人口的增加必然使土地的占用量扩大，而农桑的面积扩大，用于发展畜牧业的土地就得减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使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为了弥补由于粮食种植面积下降所引起的粮食总产量的下降，又必须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多熟种植，提高复种指数，使一切可以种植粮食的地方都尽可能地种上粮食，这样一来，用于发展畜牧业的面积又再度减少，

─────

①孙铨:“上郡守论田地六则”，《菱湖镇志》卷四十二“事纪”。

最终的结果是畜牧业的再度萎缩。畜牧业的萎缩，又必然导致畜力紧张，畜力紧张，又必然加剧对劳动力需求，终致人口膨涨。事实上亦是如此，人口最多的江南地区正好是中国历史上蚕桑业和植棉业最发达的地区。

再来具体的看一看蚕桑业的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明清时期蚕桑业最为发达的实际上只是嘉兴县和吴兴县及其邻近的桐乡、崇德等几个县一小块地方。一些蚕桑业极发达的乡镇，如濮院、新塍、双林、南浔、菱湖、乌镇等都在嘉兴和吴兴两县。这些乡镇有几个是明代才开始出现的。它们的人口增长，实际上蚕桑业发展与人口增长关系的一个缩影。以双林镇为例，据《双林镇志》的记载：“双林始亦一村落，户不数百，口不过千余。明洪武十四年(1381)，颁黄册于郡县，令民以户口自实，……则户犹未广也。成化时，倍于前矣。嘉靖之季(1522--1566)被倭冠及马道人之变，窜徙失业，稍稍零落。至崇祯朝(1628--1644)征烟户册，实得户三千有奇，口六千有奇。”据此可知，双林镇在明朝前期的百余年间，户口增加了一倍，明朝中后期的一个半世纪中，双林镇的户口又比明初增加了六、七倍。其它的一些乡镇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如震泽镇，“元时村镇萧条，居民数十家，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①很显然，这些乡镇人口的增长是与蚕桑业的发展同步的，蚕桑业的发展对人口的增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研究中国的人口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明清以后的人口迅速增长的历史时，必须考虑中国农业农桑(棉麻)结合这种特殊的农业结构，以及明清时期由于这种农业结构所引发出的桑争稻田，棉争粮田等现象，因为人口的增长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

4，农具的倒退

粮田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增加，而农村人口的增加又制约着农业的发展。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农具的倒退。首先，人口的增加以后，使得土地越分越细，土地越分越细又使得一些较先进而又复杂的农具在小块土地上失去了用武之地，这就限制了生产工具的进一步发展。其次，由于农村劳力很多，原本一些可以采用先进工具来完成的作业，都采用手工劳动来完成。生产工具的改进也成了多此一举。第三，小农的经济实力也难以承担起改进技术和革新设备的费用，而只能沿用旧的技术设备。

────

①乾隆《震泽县志》。

5，桑争稻田对社会的影响

农村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粮食供应不足。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水稻种植面积的下降，桑树种植面积的上升。据史料记载，从明后期到清康熙二十年前后，杭州府水田面积减少30顷①，湖州减少了79顷②，嘉兴减少了1354顷，其中石门县田减少了1451顷③。与此同时，人口却在不断地增加，结果是人无耕地的占有量下降，明初杭嘉湖地区的人均耕约为3.5亩，到清乾隆中期则仅为1.2亩④。见表二。

明清杭嘉湖地区人均耕地下降情况表

地区　　　　　年代　　　　　　　人均耕地

杭州　　　　　洪武　　　　　　　　3.01亩

乾隆　　　　　　　　1.01

嘉兴　　　　　洪武　　　　　　　　3.5

乾隆　　　　　　　　1.58

湖州　　　　　洪武　　　　　　　　3.6

乾隆　　　　　　　　1.2

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虽然耕作技术的提高，多熟制的发展和新作物的引进，促进了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全面提高，但是由于人口的同时增长，人均占有的食物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按平均每亩二石的单产来计算，明初在扣除各种税粮以外，尚有余粮，明中后期以后，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的发展，粮食已难以卒岁，乾隆时大亏所需。这样杭嘉湖地区就由原来的粮食输入区，成了粮食的输入区。明清之际，嘉兴府“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十之三”⑤湖州常需客米接济，杭州更是所产不敷所食，客三日城中使有挨饿之虞。后来不但从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广等地运来粮食，甚至有来自东南亚的所谓“暹罗米”。“苏湖熟天下足”为“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是其主要的原因。有人在探讨清代江浙地区米粮不足的原因时，把米粮不足的原因归结为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

──────

①康熙《杭州府志》卷十“田赋上”

②乾隆《湖州府志》卷三六“田赋”

③康熙《嘉兴府志》卷九“田赋”

④范金民：“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第17页.

⑤康熙《嘉兴府志》卷十“风俗”

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专业市镇的发展及近代都市的兴起等方面①，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农桑结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发展。而粮食不足又必然影响到蚕桑业和棉业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影响到整个农业、科技，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与西方的圈地运动是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性质相似的历史事件，但是，由于中西的农业结构不同，它所产生的结果却迥然有别，归纳起来可以划出，如下的一张表格。表三

明清时期中英农业对照表

中国　　　　　　　　　　西方

农业结构　农桑　　　　　　　　　　农牧

结构变化　桑争稻田　　　　　　　　圈地运动

农作制度　多熟制　　　　　　　　　四圃制

作物引进　甘薯和玉米等粮食作物　　芜菁和三叶草等饲料作物

农具状况　倒退：从江东犁到铁搭　　进步：从撒播到畜力条播

农村人口　增加　　　　　　　　　　减少

粮食状况　供应不足，依靠进口　　　自给有余，还有出口

─────

①程厚思:“清代江浙地区米粮不足原因探析”　《中国农史》　1990年　第3期　第40页;

威廉希尔app  历史学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