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官公卿表》所记百官公卿中属吏为长史的只有两类，一是诸公，二是边郡守。同《表》“郡守”条云：“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7]边郡守是《续汉志》说的“郡国二千石”，不在都官之列，其长史当然也就不是“都官长史”。又同《表》“相国、丞相”条云：“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太尉(大司马)”、“太傅”、“太师”、“太保”条下皆曰：“有长史，秩千石。”“御史大夫(大司空)”条称其长史即御史中丞，秩亦“千石”。东汉时御史大夫另设长史一人，官秩则不明。[8]问题是“丞相、御史大夫、将军”虽然与“吏中二千石都官”同样都在京师，但从班固以“丞相、御史大夫、将军”与“吏中二千石都官”并称的例子推断，前者即“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当时是既不称“吏”也不称“都官”的。换句话说，《汉书·淮南王传》所言“都官”，指的仅仅是京师的中二千石以下诸官。
另据《续汉书·百官志四》：“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长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长、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诸边障塞尉、诸陵校尉长，皆二百石。”中二千石属吏中仍未见有长史。《续汉志》所记百官公卿中属吏有长史的仍然只有两类：一是诸公，二是“真二千石”(即二千石)。《续汉书·百官志五》“郡太守”条：“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但上文中司马彪既然没有指明“真二千石长史”仅限于郡国乃至边郡，应该就是包括京师之官在内的，这与前引《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述西汉制度已不尽相同。比照《汉书·淮南王传》“中二千石都官”的称谓，京师二千石之官似乎也可以称“二千石都官”。“二千石都官”的长史，则是“二千石都官长史”。后汉时百官公卿中虽然可见林林总总的都官与长史，但都官之长史却只有京师二千石之官的长史，即“二千石都官长史”。
汉代长官配置属吏，秩次是互相对应、有所限定的。即使是同样的官职名号，长官位次不同，属吏的秩次一般也就不同。如同样是长史，诸公长史秩千石、比千石，二千石长史秩仅六百石。
最终我们发现，东汉末年《献帝起居注》提到的“都官长史”，语义看似含糊不清，实际上却是一种限定非常严格的称谓，指的只是“二千石”(《续汉志》所谓“真二千石”)都官的秩六百石的长史。建安八年确定“都官长史”与公车司马令一并“位从将、大夫”，“都官长史”的提法并不会造成混乱。而公车司马令的官秩与“真二千石长史”同样为六百石，应该就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那么，《献帝起居注》谓“都官长史”与公车司马令“位从将、大夫”，这里的“将、大夫”又指的是什幺呢?《后汉书·桓帝纪》建和元年四月，“命列侯、将、大夫、御史、谒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议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李贤注曰：“将谓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中郎将也。大夫谓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以上诸官官秩，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中郎将皆比二千石，光禄大夫也是比二千石，太中大夫千石，中散、谏议大夫六百石。[9]
公车司马令、二千石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并没有改变公车司马令、二千石都官长史乃至将、大夫的秩次。“位从将、大夫”一句中的“位”，指的是朝位。“将、大夫”包括五种中郎将和四种大夫，其名号、秩次差别虽大，却是自成序列的两组官职。且其员数虽多[10]，却少有变化，在朝堂中占据固定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居于“将、大夫”末席的中散、谏议大夫，均为秩六百石，朝会时公车司马令、二千石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其实是紧随与其同为六百石的中散、谏议大夫之后，这不会造成朝堂百官秩次的混乱，可信是一种合理的安排。
至此，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前引《献帝起居注》：“建安八年，议郎卫林为公车司马令，位随将、大夫。旧公车令与都官长史，自林始。”细绎这段文字：最后一句中的“旧”字，使整段文气变得不够顺畅。实际上，“旧”字的出现，令我们怀疑“旧”字以下的部分，与上文并非同一作者所言，甚至就不是《献帝起居注》的原文。
汉代诸帝之《起居注》，本来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谓“建安八年，议郎卫林为公车司马令，位随将、大夫”，云云，就很像是史臣实时的记录。但“旧”字以下部分，则是一种追述的口气，从时间上与上面的部分拉开了距离，似乎是多年后对上文内容的回顾。那么，这段后加的文字又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现在无法彻底解答这一问题，只能依据蛛丝马迹作一些推测。前引《献帝起居注》下文说“旧公车令与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表明作者讲这段话时，公车令与都官长史的朝位与建安八年已有差异，应该不再是“从将、大夫”了。《宋书·百官志下》记后汉光禄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员数，又说：“魏以来复无员。”曹魏诸大夫既然已无员数，公车令、都官长史继续“位随将、大夫”便有了困难，因而我怀疑建安八年所定公车司马令与都官长史“位从将、大夫”的朝位顺序，到曹丕代汉之后就发生了变化，《献帝起居注》“旧”字以下一段文字，应该就是魏晋时人的言论。
现存《献帝起居注》有关公车司马令、都官长史朝位顺序的文字，仅见于《续汉志》刘昭注引。此条“旧”字以下部分，是否就为刘昭所加呢?遍检《续汉志》注，刘昭所言均题作“臣昭曰”，未加注明而将自己的意见掺入引文，似乎不符合刘昭的书法。
裴松之注《三国志》，大量引述《献帝起居注》，而且注文中经常夹杂裴氏本人的议论。但现存裴注引文中，并没有本文一开始所引那段文字。况且裴氏在注文中发表议论，也一定要注明“臣松之以为”或“臣松之按”云云，所以，前引《献帝起居注》“旧”字以下部分为裴氏所加的可能性，大致也可以排除。
我们注意到司马彪的另一则记述，《续汉书·百官志五》“列侯”条“本注”云：“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位次三公。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车骑将军。”“本注”又云：“列侯旧有行人、洗马、门大夫，凡五官。中兴以来，……悉省行人、洗马、门大夫。”这里是在比较两汉制度，与前引《献帝起居注》“旧”字以下部分比较汉魏制度有所不同，但以“旧”字表示前朝制度，确实有似司马彪的笔调。当然，仅凭这样一点材料，尚不足以断定司马彪就是前引《献帝起居注》“旧”字以下部分真正的作者。我们的推测，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1]《汉书·宣帝纪》“都官令丞”下师古注曰：“京师诸署之令丞。”《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司隶校尉”条“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师古注曰：“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即以“都官”、“中都官”为“京师”之官。又《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建武五年五月丙子诏“中都官”条下注引《前书音义》曰：“中都官谓京师诸官府也。”与师古之说同。
[2]据《续汉书·百官志》。
[3]《续汉书·百官志一》三公各条下皆记“长史一人，千石”。同《志》太傅条注引《汉官》云：“太傅长史一人，秩千石。”太傅位上公，其长史也是千石。《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汉记》曰：“建武元年，复设……公将军长史……秩……千石。”“公将军”即位同公诸将军，建武元年则指骠骑及诸号大将军。“公将军”之位既同于公，其长史之秩也同于公长史。《太平御览》卷二○九《职官部七》“太尉长史”条引《汉官仪》亦曰：“太尉、司徒、司空长史，秩比千石。”公长史官秩后下调至比千石。
[4] 《续汉书·百官志四》：“真二千石，丞、长史六百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