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的基础是身分制，而这一身分又是皇权所不能改变的。然而，从哪里去寻找魏晋南北朝贵族阶级自立的根据呢?从宫崎市定的研究来看，乡品才是赋予魏晋南北朝贵族以官僚资格的制度上的根源，而乡品的依据是所谓的乡论。川胜义雄的中世论的核心也是对于当时的社会舆论给予强烈的关注，他用社会史的手法推导出了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的形成史。乡论在地方社会乃至中央政界的各个层面都在发挥作用，川胜义雄把这一现象称作乡论环节的多层结构，它在九品官人法中作为一种制度被恰如其分地纳入官吏任命法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乡论这种对个人人格的社评价不但决定着某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而且构成了政治和社会的基本体系。川胜义雄的中世论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说认为地方社会的基层结构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形成的。这一说法认为，在豪族与乡民间的阶层关系中，两者的仁爱与景仰的关系促成了乡党社会的团结。

社会舆论对个人作出评价时，往往要牵涉到此人所属的家系门第问题，这是门阀贵族形成的根源。但并不等于说个人将永远埋没在家族之中。这个时代的个人存在着两个侧面，当偏向家系时就会倾向门阀主义，当从上述框框中摆脱出来时就会强调贤才主义。要坚持贵族的自立性的看法，就必须阐明这一问题。然而，京都学派没有将研究深入到这个层面，而历史研究会派自然不会去关注这一点。

贵族制是推行皇权政治的中国王朝内部的存在方式问题，与此同时，志在统治世界的皇权政治必然要面临与周围民族发生关系的问题。内藤湖南是把这种关系当作分期的又一着眼点来对待的。他认为，古代是汉文化向胡地扩展的时代，当这一扩展促进了周边民族的觉醒时，就会形成一种向中国内部起作用的力量，而这种自内向外的扩展转变为反作用时，就形成了中世社会。不过，在转换方向时有一个过渡期，具体来说，就是自后汉中期至西晋的两个多世纪。然后，才经过五胡十六国、北朝，而至于胡族色彩十分浓厚的隋唐时代。

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观点，设定出汉族的文明主义与胡族的朴素主义之间的对比关系，建立了以后者克服由前者造成的颓废的模式。谷川道雄叙述了胡族的部族共同体在中国社会中逐渐改变性质并终于超越汉族社会的门阀主义而流入隋唐帝国的过程。吉川忠夫则指出，在这个时代曾发生了把域外的印度当作中土，而把中国当作边土的意识变化的情况。他们的视角虽各不相同，但都认为以汉族为中心的世界到魏晋南北朝已逐渐相对化了。

历史研究会派的倾向是东亚论，而从史实与逻辑两个方面作为学说提出来的则是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所谓册封，就是中国王朝将官号、爵位赐封各国君主，使他们成为外臣。于是，通过周边诸国和中国王朝结成的君臣关系，出现了可以称为“东亚世界”的统一的政治世界。西嶋定生认为，册封关系起源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推广到整个东亚，以后一直存续到唐代。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内藤湖南等人的观点是所谓的华夷关系运动论，而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则是华夷关系秩序论。两说之间似乎不存在正面对立的关系，但是，它们在构思 上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前者所谓华夷关系的逆转，是和秦汉的政治原理遭受挫折而改变其倾向相对应的现象。与此相反，后者则认为册封是古代爵制的延长，因而也就是秦汉政治体制的延续。

在唐代，出现了对异民族统治的独特形式，即所谓的羁縻州体制。堀敏一认为，与前代的通婚政策和册封关系相比，这一方式可以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异民族的统治。他还认为，这已经不是前代以册封表示的君主与君主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是系统的官僚体制。堀敏一是从中央集权官僚制统治的侧面来观察施行羁縻州的州县制的。但是，从州刺史即族长这一羁縻州的特殊性质来考虑，反而倒可以把州刺史看作族长阶层自立的形式。京都学派虽然对羁縻州的体制没有提出积极的论点，但是，运用其观点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羁縻州体制是唐帝国与周边民族自立的调和的产物。这种调和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导致羁縻州体制垮台，而部分民族的自立性将因此扩张，并向着征服王朝的方向前进。关于隋唐帝国，京都学派与历史研究会派的看法也大不相同。如前已述，后者认为，隋唐帝国是重建始于秦汉的个别人身支配的国家，为了实现这种重建，就必须排除六朝贵族的自立性，将他们作为对皇帝具有强烈从属性的官僚纳入政权中。而前者则认为，隋唐帝国虽然企图克服门阀主义的弊病，但在本质上并未摆脱掉贵族制国家的框框。然而，这两派的观点都存在着需要补充和加强的方面。

因此，布目潮沨对隋唐贵族制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隋唐两朝起源于西魏、北周，而西魏、北周政权是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造成拓跋政权变质、解体的结果。不过，即便如此，恐怕也有必要与贵族制联系起来加以理解。谷川道雄就曾指出，由于贤才主义的理念使得胡汉的寒门可以和门阀出身者在同一水平上脐身统治阶层，并称此为新贵族制，而从文武两个方面支持新贵族制的是科举制和府兵制。他还认为，如果引进新贵族制的概念，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统一理解隋唐帝国的“专制”的性质和贵族制的性质。

弄清隋唐帝国的性质的方法之一，当然就是阐明其政治原理。对此，历史研究会派的最关键的论点就是个别人身支配论。而最明显地表现这种论点的现象是，均田制中的给田是以丁男为对象，租庸调的收取也同样以丁男为对象。力役过重，通过户籍制度对民众进行严格管理，也是这一论点的支柱。均田制时代的农民过着小家族生活，没有均田就不存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但是，隋唐时代的均田制和祖庸调法以人丁为计算单位是来自平均理念的计算方式。以此作为个别人身支配的标志，有将方式与原理混为一谈之嫌。所以，个别人身支配论也仍有值得研讨的余地。

唐朝的变质和没落的过程是人们关心和争论的重大课题，它关系到为唐宋变革定性的问题。对于武周革命、安史之乱、藩镇及党争，学术界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堀敏一从历史研究会派的观点出发，将藩镇和叛乱势力看成为克服古代社会的一种力量，只是它们还没有完全摆脱父家长式的性质而充分成长为封建权力。他还认为，这种不充分是产生宋代集权官僚制的原因。谷川道雄则认为，牙军士兵在利益一致时就拥戴藩帅，但当利益转向对立时就逐走藩帅，这种现象与其说是父家长制的影子，勿宁说是民众自立于世界的萌芽。他指出，在分析唐宋变革的性质时，预先建立公民制—父家长制—封建制这样一种模式作为历史分析的框框是不恰当的。

综上所述，谷川道雄在《总论》中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对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作了十分精辟的评述。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的评述几乎都在前半期，即70年代以前的争论期，在前半期中又侧重于魏晋南北朝，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