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驻宣府城军额占总额近一半，正德时减至三分之一强，若取正统年间为变化中段，当时宣府军额当为四万左右。而自正统、景泰至正德，操军总额几乎未变，参考正德时比例，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据卷二四《兵骑考》，“镇城原额操马”有12,864匹，正德间实有12,387匹。原额应为洪武时例，至正德时无大变化，估计正统时亦约此数。[47]又卷二三《兵器考》载宣德时内府颁宣府火器，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数量巨大。可见土木之变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李贤《天顺日录》说，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而实情恐不止此。

《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既然“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后来却又因“依任”方才“不责”，说明此后杨洪与瓦剌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边将的职权。杨洪正统时的军功皆击兀良哈所建，[48]并未与瓦剌作战。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来往频繁，彼此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非不可能。后英宗被拥至大同，侍从袁彬进城接洽，“入城取李指挥。李指挥说：‘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虽出去，他定杀了我。’”[49]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领之一，[50]而明军边将与之议婚约且直言不讳，可见边将与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无事，亦为正统后期双方往来频繁时的风气。如此，宣府兵在土木堡形势危急时保持沉默，实乃与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贯做法。

明英宗率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51]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52]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53]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54]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动撤退，集中于宣府塞外，置杨洪重兵于不顾，趁宣府东北明军防御体系崩溃之际，先据要津以切断明军水源，再一举伏击明军成功。

在后世记载中，土木之战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所谓明军五十万精锐一朝尽丧于瓦剌二万众之手，多被归咎于明军的孱弱和王振的胡作非为。正统末明军的战斗力当然已不如洪武、永乐时，但此时距永乐时期仅二十余年，距宣宗率京营亲征兀良哈更不足二十年，军队实力下降当不致如此之快，土木之战中明军规模并非五十万，而是二十万，或可稍为明军战斗力低下的解释。从群臣击杀王振余党开始，后人就把英宗被俘归咎王振。《明史》卷十二《英宗后纪》赞曰：“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是有代表性的说法。但英宗以永乐、宣德亲征获胜为楷模，在瓦剌日益侵逼、边报日急的形势下亲征，也是合理的选择。史载王振在到达土木堡后贪等辎重而不入怀来，又错选扎营地点，以致为瓦剌追及。[55]实则瓦剌已先于明军到达土木堡以东，明军就地驻营乃至无法取水，都是不得已的选择。明军情报错误，进无敌踪，退为所乘，才是致败的主因。而宣府东北防御崩溃，给瓦剌敞开大门以伏击明军，宣府兵在战局紧张时不予配合，使瓦剌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胜利。[56]总之，土木之战的结局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宦官弄权在本次战争中并非明军失败的关键因素，而明军战斗力下降应是制度多年败坏的结果，当时并非后世所渲染的那么不堪一击。

由于明代军数是当时的秘密，历来对不同时代京营的规模众说纷纭。明代后期往往有诸如“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的说法，虽不可靠，却经常被现代学者引用。其实，就某些特定时期而言，根据《会典》提供的制度资料，《实录》提供的军事调动与军队分配情况，以及当时方志、笔记提供的具体数字，具体探讨京营规模并不困难。这对解决一些历来难有定论的战争、军事制度问题或有裨益。

关于明前中期史实，同时代记载本已匮乏。在明军人数这个问题上，李贤虽有较准确的记载，《实录》却不加采用。明代中后期史学家撰述时，多辗转传抄，对史实往往不加辨析，或照录刘定之耳闻号称之辞，或虽有疑问却不能解惑，致使以讹传讹，五十万大军尽丧土木堡之说遂成定论。清初人私修明史，又率抄袭明人旧说，乃至妄省文句，使讹误更深。至修《明史》时仍粗汇实录与各家之说，对明显可疑的说法也没有作出解释，甚至专取叙述明军失败情况最严重的记载，不但贻误后人，且难免夸大失实之讥。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第五章第三节指出：“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的事迹，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臣服于明朝一样。”所以《明史》对“对于明初的事实记载多不详实。”看来这种讳言建州以致讳言蒙古的倾向，还导致了《明史》在记录明代中期明军失败时随意渲染败状。总之，关于明前中期史实，不但明后期诸史家及清人记载特别是《明史》难以尽实，即连《实录》也未可遽信，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实的记录。

[1]刘定之《否泰录》，《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本。

[2]见高岱《鸿猷录》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郑晓《吾学编·北虏考》(隆庆三年刻本)，《宣府镇志》卷三《巡省考》(《中国地方志丛书》本)，薛应 《宪章录》卷二五(万历二年刻本)，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万历二十八年刻本)，雷礼《皇明大政记》卷十一(万历三十年刻本)，朱国祯《皇明史概·大事记》卷十九(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等。唯黄光升《昭代典则》(万历二十八年刻本)作“官军五十万”。

[3]《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七月甲午条。

[4]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查继佐《罪惟录》卷六(《四部丛刊三编》本)，夏燮《明通鉴》卷二四等。

[5]李实《李侍郎使北录》，《国朝典故》本。

[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

[7]叶向高《四夷考》卷六(《宝颜堂秘笈续编》本)，《名山藏·典谟记》卷十二(崇祯刻本)，《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8]见《献征录》卷十三、卷二十诸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