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以十年来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为线索，概括俄共由盛而衰的发展轨迹，并在分析俄罗斯社会转轨特殊性的基础上，揭示俄共兴衰的内外原因。

二、俄共势衰的原因

在俄共从创建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再到失去议会第一大党地位的发展过程中，即使处于自己的极盛时期，或者在其最有影响的时候，它都没能像某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那样取得执政党的地位。究其原因，其中既有俄共自身的缺陷，也有俄罗斯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

(一)俄共势衰的自身原因

第一，俄共没有认真总结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以致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有别于传统、能够吸引社会大多数人的全新的社会发展方向。

脱胎于苏共的俄共并没有建成一个适应社会变化的全新政党，相反它的创建者拒绝任何社会变革。1993年恢复重建后，俄共意识形态上的这种保守性也没有完全消除。一方面，俄共新的领导人面对以社会民主为核心的主流意识，被迫放弃了部分马列主义信条，提出了利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沉湎于对旧体制的怀念和对恢复苏联的热望。成为体制内政党后，俄共以对抗现政权为己任，扮演了“不妥协反对派”角色，以反对政府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为其议会工作的重心。俄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激，以及它的非建设性反对派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俄共领导人与时俱进、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能够符合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正确主张。从俄共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反思被一些概念性和表面性的词句所代替，而对俄罗斯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展望也没有超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9] 1996年俄总统选举时，正是俄共纲领上的这种保守性成了“民主派”攻击的把柄，俄共也因而失去了多数选民的信任，在许多选民心目中成为“守旧”、“倒退”与“恢复旧制度”的“同义词”。而俄共领导人一向用以对付叶利钦政府的所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等宣传口号，如今也被普京政府吸收过去，成为他治国理论的一部分。可以说，意识形态与行动纲领上的缺陷是俄共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第二，俄共不是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而只是社会贫困阶层的代言人。社会贫困阶层的存在既是俄共复兴的先决条件，也是造成俄共势衰的主要因素。

首先，社会贫困阶层固有的保守性对俄共的政治思维和行动纲领起着束缚作用。如前所述，俄共的复兴首先是社会激进变革引发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俄共重建后，因“民主派”推行的社会激进改革而出现的社会大量贫困阶层开始倾向左翼反对派，这为俄共的迅速崛起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依靠社会贫困阶层的支持，俄共取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并成为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言人。正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俄共的行动纲领必须以社会贫困阶层的意愿为出发点，即使这些意愿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为了满足贫困阶层对现政权的普遍不满情绪，俄共不得不将自己置于现政权与现制度的对立面，以致常常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势力而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孤立。

其次，普京当选总统后表示政府将考虑那些支持俄共的选民的利益，他的这种平民主义治国思想赢得了部分贫困阶层的好感。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以及普京推行了一系列消除社会贫困的措施，曾占社会人口35%左右的贫困阶层正在出现分化，社会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在相对减少，这客观上造成了俄共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俄共的势衰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应该说，俄共与社会贫困阶层的结合是双方寻求互利的结果，但这种联合并未给双方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和行动纲领上的缺陷俄共没有能力为这一阶层指出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社会贫困阶层的落后性与保守性又割断了俄共与社会主流意识及其他具有先进思想的社会阶层的联系，限制了俄共的自我更新与自身发展。目前俄共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党员队伍老化，新生力量严重不足。在年龄及人员结构上，俄共基层党员基本上是以55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为主，25岁以下的党员所占比例很小，支持俄共的选民大多来自农村和中、小城市，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多 [10] 党员队伍与群众基础上的双重危机表明俄共正在逐渐丧失其作为群众性政党的天然优势，且在与现政权的抗衡中也难以组织起广泛的社会联盟。

第三，恢复重建后，凭借合法手段俄共实现了从体制外政党向体制内政党的转变，这一转变推动了俄共的迅速复兴，但同时也引起了俄共党内及其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化。这种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源于思想分歧的党内派别之间的分化，这是俄共党内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长期斗争的结果。从积极方面来说，俄共领导人可以通过不同思想派别的交锋统一党内思想，从而实现俄共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自身嬗变。但从消极方面来看，这种思想分歧如果不能解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党内分化。事实也表明，缘于思想分歧的党内分化极大地削弱了俄共的战斗力，而且从它的发展趋势看，这种分化正在演变成为俄共的分裂。

其二是党内既得利益者与广大普通党员的背离。成为体制内政党后，俄共领导人把参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作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手段。凭借在选举中的胜利，大批俄共党员进入各级权力机关。据称，目前在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中，有近一半的地方行政长官职位被俄共党员或俄共的支持者所掌控。这一现象说明，目前很多俄共党员已经融入了现政权，并从现政权中获得了很多实际利益，成为党内的既得利益者。根据俄罗斯宪法和有关法律，国家杜马代表享有政治豁免权及其他特殊权利;国家杜马代表的月工资与政府部长的月工资相等，而国家杜马主席的月薪相当于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月薪;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还握有许多宪法规定的管理地方事务的实权。近年来，随着这些党内既得利益者队伍的不断增大，以牺牲党的整体利益来保全自己个人利益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中一个最典型的实例就是：1998年政府危机期间，国家杜马中俄共议会党团的大批成员为避免叶利钦解散议会以保住自己的议员地位，公开违抗俄共中央全会决议，投票赞成基里延科出任政府总理，以致俄共反对叶利钦政权的计划遭到破产。应该说，这些俄共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对俄共势力的削弱负有直接的责任。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俄共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与它的体制内政党的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又反映出俄共行为上的矛盾性，它们表现为：(1)体制内政党应起的建设性作用与“强硬的反对派政党”非建设性作用之间的矛盾;(2)俄共纲领的保守与俄共上层领导人的务实态度之间的矛盾。在利益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行为方式上的矛盾性更趋复杂化，进而引起俄共党内及俄共上层领导人之间的分化。谢列兹尼奥夫等人拒不执行俄共中央命令与他们被开除出党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俄共势衰的社会因素

第一，不愿意走回头路的社会主流意识对社会政治斗争的胜负有着决定性影响。俄共恢复重建后正值社会激烈变革引发剧烈社会动荡与社会分化时期，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与怀旧心理为俄共的迅速复兴创造了条件。但是，社会情绪的左转并不是社会要求倒退的标志，这点从多数民众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俄共、而在总统选举中支持叶利钦这一现象中可以得到说明。如上所述，投票率高(接近7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是叶利钦获胜的原因之一，这恰好也证明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政治倾向。纲领上的保守性与非建设性是俄共与社会主流意识相背离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数人看来，俄共对恢复传统苏维埃社会的企望就是要恢复过去的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统治，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可见，在俄共与叶利钦的较量中，不愿意走回头路的社会主流意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第二，俄罗斯民主制度的特殊性对俄共的兴衰有着直接影响。1993年“民主派”以武力取得了对旧议会的胜利，确立了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西方式宪政制度。这一制度的内容包含了诸如多党制、三权分立与自由选举等现代民主原则，同时又赋予总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绝对权威。依据这一宪政制度，一方面，俄共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体制内政党;另一方面，总统的大权独揽又对俄共和其他反对派政治组织形成高压态势。尽管俄共在议会选举中连续占据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却无法直接参与政权管理，而执政集团却可以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舆论工具丑化俄共，对它竭尽排挤、打压和分化之能事。相比较而言，除了得到社会贫困阶层的支持外，俄共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政治资源，它不得不孤身同掌控着大权的执政集团相抗衡。

第三，与社会知识阶层相脱离是俄共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由于俄共所代表的社会贫困阶层固有的落后性与保守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作为社会先进思想代表的知识阶层的联系。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在1996年大选中舆论界几乎全部站在了叶利钦一边，这一现象仅仅用“执政集团收买和操纵舆论”、“新闻工作者缺乏良知”是无法解释的，这实际上说明了知识阶层的主体与俄共的对立。而俄共之所以在与现政权的政治斗争中难以提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主张，也与俄共党内缺少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关系。就知识阶层而言，苏联模式极权主义长期统治的历史使他们对俄共抱有强烈抵触，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主天性促使他们本能地倾向于“民主派”。在居民文化水平很高的俄罗斯社会里，正是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派”的引导下形成了以反共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并对社会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从一个方面充分说明，在一个居民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政党要想获得政权，离开了知识阶层的支持都是不可能的。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