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年鉴运动似乎没有怎么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到了下半叶情况大变，台湾学者留心于年鉴运动和西方新史学研究的动向，并有意识地从事介绍。七十年代末台湾学者召开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讨会，有的学者论述年鉴运动创始人及代表人物布洛克、布劳岱尔等人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台湾大学黄俊杰收编在会议论文集中[1]。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何威编辑《年鉴史学论文集》，选编年鉴学派三代史家的八篇代表性论文，意图反映年鉴史学的进程和特点，中研院梁其姿等将它翻译出版[1]。年鉴运动的重要学者勒高夫等著《法国当代新史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于1993年印行它的中译本。《新史学》几乎每期均有对西方新史学专著的介绍，或研究情况简介，帮助读者了解西方新史学研究动向，汲取养料。

年鉴运动及当代西方新史学致力于推动史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对话，开展史学研究，令史学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学问，努力使史学研究全面的整体的历史，台湾学者接受西方史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新史学的方向和实践，正好与它的提倡相合拍，可知受到它的影响。

后现代的理论也影响到台湾学者，前述费思言的研究思路，辨析记载中的贞节烈女与真实的贞节烈女，就有着西方文本主义观念的痕迹。在全球化的今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思潮，人们不会没有接触，而会有所呼应。

(二)讨论本土化的问题

二十世纪下半叶殖民主义解体，多元文化和本土化成为世界性的思潮。所谓“本土化”，与本位文化相对应，是说将西方主流文化运用到本民族时，不要生搬硬套，而应充分考虑到本位文化的特点，有选择地予以接受。台湾学者陈其南在《家族与社会》表述了本土化的见解，他不满意于先前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亦步亦趋的屈从，指出它的无济于事，而应致力于从本土文化中找出研究理论[1]。前述杜正胜描述台湾史学的历程即有盲从西方的阶段，故而研究成就不足，而后走了出来。近期讨论本土化的文章增多，信息对本土化的实践会大有好处。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撰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深层课题》[1]，认为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时空特定性，知识社群与社会的关系没有普世皆同的模式，故而对西方观念必须“本土化”;还应认识到欧美学者的中国研究考虑到成果的认同，屈从于西方主流观念，所以常用功利主义的模型，以为政治人物都是追求最大权力，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因此他认为本土化就要经常反省西方文化为本位的问题，要寻找反映中国人本位的观念。当然本土化不是封闭心灵与排他情绪，而是设身处地理解、尊重其他文化的学术观点。台湾大学政治系石之瑜作文《从东方主义批判到社会科学本土化》[1]，分析了本土化中出现的各种不同认识，如说本土化是为本土利益进行研究;或云学习西方知识后，才有资格讨论本土化问题;或云社会科学本土化是为本土而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是主流社会观念的抗拒，是有身分的人的事。提供给学术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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