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12月14日-15日举办“物质文化的历史研究”，讨论物质与人类行为互动关系，系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之间对话，论人对物质使用方式、过程、出版、意义、变迁、人在其中形成的自我定位，涉及建筑、家具、服饰、乐器、灯烛、浴室、铁器、医药、轿子、图象，从生活礼俗、视觉文化、博物馆藏的认识。

日常生活史方面的著作、论文颇多，前述王尔敏的两部专著引人注目，其一是《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论述民间文化八个重点方面，即多神信仰、日常生活节奏、饮食医药与养生益寿法、日常礼仪规矩、应世规矩与关禁契约、玄理术数之信从、游乐才艺、风月调教。作者不写服制、屋宇、舟车，乃因这方面有制度，平民与绅衿官吏在某些方面不易区分，可知作者是写纯粹的平民文化生活[1]。王尔敏还著有《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1]。在论文方面，发人深思的颇有一些。王鸿泰撰文：《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认为明清时代人们去酒楼原是为饮食消费，成为一种消费空间，而后人们再去酒楼、茶馆，不仅是饮食，还将那种地方当作娱乐场所，向高消费方向发展，使它们变成一种空间消费，因此从酒楼到茶馆，显示休闲性的趋于日常化、普及化，它反映城市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城市公共空间日渐扩张的过程[1]。中研院史语所、暨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10月在纽约举办‘明清日常生活’研讨会，这是三方面按合作研究计划进行的专题讨论，相信是会富有成果的，期待阅览他们的论文。

(六)社会文化史、礼制与礼俗

張寿安的《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1]，给人的直观感觉是论述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是表述凌廷堪礼制思想的，诚然如此，但是书中讨论了清代中叶礼学思想的兴起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礼学思想的社会实践，涉及到恤党赒里、约乡正俗、尊祖收族的民间礼俗，启发读者认识礼制思想在向民间灌输，影响俗礼的演变。张寿安随后撰著《十八世纪理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继续礼学与社会实践关系的探讨[1]。

熊秉真、吕妙芬汇编研讨会的论文，成《礼教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一书[1]，收有王鸿泰、張寿安、刘詠聪、叶汉明、汪荣祖、熊秉真等人的论文，文章论述到礼制与人情，妓女与文人，华南特殊婚俗，幼学发展与儿童关怀等专题历史。

(七)城市史

對於城市史的研究，据台湾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陈怡行的考察，学者不是從社會史的角度切入，便是從經濟史的角度切入，而對“城市”這個實體空間的研究較少。他综合学者对明清時期城市的研究，认为经历了三次巨大變化，轉化成為我們今日所熟識且生活其中的城市。第一次的變化發生於明朝中期以後，第二次發生於清代初期，第三次出现於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1]。台湾学者对于城市史研究有着明显的加强趋势。中研院史语所与暨南大学于2001年12月19日-21日合办“中国的城市社会：十四-二十世纪”研讨会，探讨生活史、城市史研究潜力。台湾大学、暨南大学徐泓于2000年到天津南开大学讲演，题目为《明代南京国子监的空间布局》。王鴻泰著《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討公眾場域的開展》，对明清城市生活的特点作出著力的描述[1]。其他论著有：張玫玫的《住屋形式與文化》[1];夏鑄九、王志弘的《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1]，漢寶德的《建築、社會與文化》[1]。王明賢撰文《城市的歷史與特徵：城市研究新動態》[1]，对于了解城市史研究动态应当是有益的，惜于笔者未能阅览。

四、新史学的研究特点

多年前，定宜庄对于台湾的社会史(实际是指台湾学者所说的“新史学”)研究作过如下的评述：“台湾学者对于社会史的研究，起步既早，起点也相对较高，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对有关问题探讨的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今天我们再看上述的种种具体研究，不难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史学研究可以说进入新史学的阶段，以“新史学”为旗帜，大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发掘认识深度，此外还有新的进展，就笔者认识到有：

其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医疗社会史)、新文化史。这些都不是历史学所单独能够很好完成的，都是各种学科联合进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交叉进行，至少也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进行。如前述刘翠溶等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一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的学术背景就清楚地表示出来。作者中有麦克尼尔，是比较环境史学家;墨菲，历史地理学家和都市史家;贺子诺，植物学家;孟泽思，林业学家和森林史家;思鉴，考古学家;苏宁浒，水力学家;张宜霞，实验微生物学家;陆云，农业经济学家;董安琪，经济学家;刘翠溶，经济史家和历史人口学家;魏丕信政治史和经济史家;兰克，水利史家和分析地理学家;斯波义信，经济史家;马立博，社会经济史家;李伯重，经济史家;刘翠溶，历史地图学家和水力学家;程恺礼，公共卫生史家;费克光思想史家和疾病史家;安东篱，妇女及性别史家;桑保罗，哲学史家;邓海伦，疾病史和经济史;等等。这个作者群里，包括了(狭义)历史学家以外的历史地理学家、农业学家、林业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家、哲学史家、水力学家、历史人口学家，拥有自然科学家或具有专门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科学学者，这才能胜任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作出象样的成果。但是目前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基本上处于各自从学科出发开展的，尚未达到有计划的合作境地。

其二、新领域的继续拓展。大的研究范围来讲是生态环境史、身体史、新文化史的开拓，在一些固有的领域里，许多新课题是别开生面的，如性别史中阴门阵，医疗社会史中的割股疗亲，心态史中的物怪，群体史中的慈善救济史，人口史的育婴、幼儿史，城市史和生活史中的消费空间与空间消费，宗教史与生死学的关系，民间日用类书的进入研究视野，均给人非常新鲜的感觉。这些新方向的拓延，表明新史学的探索精神、开放精神和研究的活力。

其三、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所谓文化史是新文化史，并非传统的文学艺术史、哲学思想史，而是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史，诸如过去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意识、民间宗教和“怪力乱神”的意识。学者在研究中注意观察文化与生活的联系，考察的是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文化所反映的生活，意识受生活的影响及其反作用。社会史于文化史的合作，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升华，从对人类社会的现象的描述进到追寻人们为什么会制造那种生活，提高理性的认识。

其四、研究细致扎实。做学问本来就是老老实实的行当，应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浮躁，哗众取宠。观看新史学的著述，大多是资料翔实的，文必有物的，对新的研究者具有参考的价值。

五、新史学研究与西方史学及本土化讨论

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的开展，必须借助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经验、理论，但是如何借鉴则关系巨大，会影响到学术道路的平坦与曲折，学术研究成绩的多与少，台湾史学界因而重视这一问题的探讨。

(一)介绍年鉴运动及西方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