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有一些佛学院，如佛光山在高雄和宜兰设立两间大学，嘉义有南华大学，新竹有玄奘人文社会学院;也有道教学院，它们建有各自的宗教研究所，在一些高等学校也设立宗教研究机构，如台湾大学设有宗教研究中心，台南成功大学则是道教史研究中心。所以台湾对宗教史有一群研究力量，有刊物发表他们的学术文论，如《中华佛学研究》、《中华佛学学报》、《玄奘学报》、《慈济》以及《生死学通讯》，其他的杂志、学报也会刊登宗教及宗教史文章，如台北《当代》173期开辟《人间佛教的当代对话》专栏[1]。在佛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到教义、历史的和当代的人物，僧尼的生活，如刘淑芬的《‘三月十’——中古后期的断屠与斋戒》，所说“年三月”，指佛教的每年正、五、九三个斋月，“十”指道教十斋日，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下令在这些日子里禁止屠宰，刘淑芬认为这是大事，这时不得执行死刑，并影响于朝鲜、日本;道教的十斋日后来成为佛教斋日[1]。此外周群的《论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和陈信甫等的《中国禅风对日本庭园风格之影响――以京都地区为例》[1]，陈美华的《个人、历史与宗教――印顺法师、‘人间佛教’、与其思想源流》，胡文和的《对大足宝顶<父母恩重经变>重新研究》[1]，廖肇亨《明末清初丛林论诗风尚探析》[1]均可留意。台湾佛教史及当代佛教亦为学者所关注，江灿腾的《徘徊在殖民化与去殖民化之间――台湾本土佛教近百年来的变革沧桑史》，针对日本殖民文化论说台湾佛教史[1]。陈美华的《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提出研究的三个脉络，为台湾汉人父系、父权社会，佛教传统，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新潮流;三个切入点，即身分、形象和身体;不满于过往的运用西方理论的研究[1]。

1991年，傅作勋作《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为生死学探讨之滥觞，并于1997年正式提出这门学问。南华大学成立生死学研究所，编辑《生死学通讯》杂志。研究所于2001年10月召开“现代生死学理论建构”研讨会，由医学、教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临终关怀、民俗医疗、风水文化切入探讨生死学理论，与会250人。惠开的《‘生死学’到底研究些什么内容》，从‘养生’到‘送死’为范畴，议题有生命的实相，生命哲学，生命及生死、死亡教育，什么伦理，两性关系，生命周期，生死关怀，临终精神医学，悲伤辅导，现代科技与生死问题，另类医疗，养生技艺，生命礼仪、生死民俗与世界各国死亡文化，生死与艺术表现，生死与医疗之公共政策与法规，生死相关服务事业，风水研究，命理研究，微观生死学，生命语汇研究，生命的安顿与死亡的超克。探索生死学的进路，包括史学在内的各学科[1]。生死学与社会史关系密切，应当引起注意。

关于道教史，成功大学历史系设有道教研究室，开设中国道教史、华南地区道教发展史研究等课程，培养大学士和研究生。该研究室与台南市道教会、道教总庙三清宫合作编辑出版《道教学探微》。他们希望以关于道教的学术研究，寻找复兴道教的途径，以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伦理建设。笔者见到1987年12月的该刊创刊号至1992年12月的第六号，盖为每年一辑，披露道教史研究论文和译著。在台北出版的《当代》175期开设“道教专辑”，载有李丰楙的《末世与济度》，謝宗荣的《台湾道教艺术》，李丰楙的《升游与謫凡――道教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诸文论述到：东汉以前为古道教，后为新道教，影响后世;道教隐而不显，农民革命常用之;韩国道教可娶妻，接近天师道，著白色衣，日本神道教受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影响[1]。李丰楙在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于2002年十月召开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制度与扩散：台湾道教史研究的两个面向》论文，是他的最先研究成果[1]。

(四)女性史

前述陈美华在《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文中，认为妇女史自60年代研究以来，经历：女性主义(重政治)――妇女――性别三个阶段[1]，体现了对女性史研究方法论的关注。

有一部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绍述，就是费思言撰著的《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1]，所谓“典范”，指典型，系倡导的产物;’规范”，系指法令的或社会的规则，需要执行。书的构成含有：引论：明代的贞节烈女，由“现实”到“记载”，由“记载”到“现实”;结论：意义与诠释。作者认为明代烈女的出现，不仅是倡导的产物，而是规范的结果，同时从典范到规范，也是女性自觉接受的表现。作者分析先前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心态的研究，例证式的质性研究，个人主体性研究，以统计为基础的量性研究。她的研究法，是区别实际的贞节烈女与被纪录的贞节烈女;分析烈女产生的社会机制。从三个层面理解贞节烈女：特定的行为模式，守节、殉节;妇女的道德实践，对婚姻关系的信守、三从;维系父系社会的功能，家庭的延续，父系血脉的纯正。指明烈女行为有其自身取向，其认知有其社会性，所谓“礼教吃人”，揭示礼教社会作用的一个方面，受害者被支配性，而忽视被吃者的自愿性。

蒋竹山的《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1]的研究，叙述明清时期的一些战争，如明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战争，女性被强迫赤裸身体，驱赶到前线，令对方士兵因看到女阴而觉得晦气，厌战，通过心态分析，对阴门阵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说明。林麗月的《孝道与妇道：明代孝妇的文化史考察》，指明孝妇的主要表现及其以至奇至苦的常人难于做到的行为，而当守节时甚至不惜违抗舅姑再嫁之命以全贞洁观念。另一篇《从〈杜骗新书〉看晚明妇女生活的侧面》，发现《杜骗新书》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揭示部分女子利用女性的弱点行骗，女棍、牙婆、卖婆使妇女“商品化”，被卫道之士视为世风日下[1]。此外有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1]，向淑云的《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1]。鲍家麟编辑的《中国妇女史论集》[1]，陈瑛珣的《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经济活动》[1]。等女性史研究成果。

关于女性口述史，游鉴明著有《倾听她们的声音――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1]，讨论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意在为研究社会下层的历史提供资料。为了开展口述史研究，王芝芝翻译美国人唐诺·里齐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1]，为台湾学者从事口述史学提供借鉴。2002年八月台北“女书店”特意召开女性口述史学座谈会，有益于推动女性史的研究[1]。

中研院近史所致力于妇女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每年一辑，到2002年已经梓刻到第十期。每期既有学术专论，还有学术讨论，报导研究动态，书评，有关史料介绍。以第十期为例，论文有王正华的《女人、物品与感官：欲望陈洪绶晚期人物画中江南文化的呈现》，许慧琦的《去性化的“娜拉”：五四新女性形象的论述策略》;讲座有叶文心的《历史圈套与文化困境——中西对话之下对“中国妇女”的建构;学术讨论有李玉珍的《佛教的女性，女性的佛教：近二十年来中英文的佛教妇女研究》;研究动态有程郁的《近二十年中国大陆清代女性史研究综述》;史料介绍有林维红的《无言的女眷——〈曾国藩日记〉女眷生活辑录》等。可见其文论之一斑，也可见它对推动妇女史研究助力价值。

(五)通俗文化与日常生活

民间文化史，或者说俗文化史的研讨状况表明，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热是一点不假的，诚如王尔敏于2000年所说：“此类庶民文化问题三十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近以愈见形成学风，有不少专家学者，群趣此一庞大领域”[1]。俗文化所讨论内容体现在下述诸多方面。

(甲)关于生活百科的研究

明清时期社会上流行日用生活百科全书——《万宝全书》，种类繁多，不断更新，反映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吴蕙芳将《万宝全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在台北、北京、香港、东京、京都、大阪等地，搜集到六十多部不同版本的明清时期民间日用类书，比勘合校，详细注释，说明其史料内涵、价值，撰成《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实录》一书[1]，王尔敏为之作序，赞扬她将《万宝全书》这类“俗鄙史料，排进高深研究殿堂”[1]。她进行的是社会生活史料的研究，客观上告诉读者明清时代人们生活中笃信风水、算命、巫术、食疗、保健、育婴、养老、丧葬、出行、交游等等日常生活情形。王尔敏本人是最早将这种民间日用类书用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领域研究的，他在《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一书中已广泛利用这类资料，尤其是涉及四礼规范、书信写作、契约帖式等专科性民间日用类书，并首先引用《万宝全书》的资料[1]。王尔敏收入《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的文字，有不少是利用民间日用类书资料讨论平民的生活情节、记诵之学、文字游戏[1]。

(乙)通俗文化、民间信仰被纳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有专著问世，如1988年出版的林富士的《汉代的巫者》，1989年蔡相辉的《台湾的王爷与马祖》，1990年祝平一的《汉代相人术》。康豹撰《台湾的王爷信仰》，王爷信仰是我国东南地区和台湾普遍流行的民间信仰之一，康豹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又有博士论文的基础，才作成此书。他探讨王爷是何种神明，政治信仰的仪式及其社会功能、涵义[1]。

(丙)关于物怪观念传播的研究

物怪观念流传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生活内容，关于它的古文献的记载很多，然而似乎没有人研究过。杜正胜的《古代物怪之研究：一种心态史和文化史的探索》(上)，由近代残存的物怪观念上溯，论古代的山川物怪，推测“物”的语源，进而讨论古代与物密切相关的“德”的概念，此二概念与古代统治关系[1]。

(丁)社会群体与社会生活文化研究

梁其姿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作者在《导言》中说明她的研究是要“透过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注意于“老百姓的价值观”[1]。她进行的可谓民间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综合研究。

(戊)物质文化与生活礼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