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群生命史

梁其姿率先于1987年发表《明清预防天花之演变》、《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二文[1]。杜正胜撰文介绍他们的医疗史研究工作时，强调他们的研究与传统的医学史不同，是以“社会”和“文化”做为重心，以人群的生命历程为核心。他将这种研究归为“探索社会全史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如何命名呢?他没有说，不过文章中有个子目，为“医疗与社会的交集--人群生命史”[1]，我想不妨将“人群生命史”权作这种研究的代称。专著出现多种，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身体的形成(1895-1937)》[1]，“身体有历史”吗?黄金麟在《自序》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将身体放在历史与国家之间具有深意，是要讨论身体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而成为今天的样子;身体发展状况隐含了何种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永恒的、普遍的模式来看待，取决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学者的研究。作者具体讲到政治、军国民与公民、礼法、钟点时间、游移与影响身体。他提出的问题和研究非常有意思。中研院近史所于2002年出版《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性别与医疗》。林士富将注意力放在道士与医疗史方面，撰写《中国早期道士的医疗活动及其医术考释——以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记’资料为主的初步探讨》[1]。李建民对身体史的研究相当投入，进入中医学史范畴，如作《<本草纲目·火部>考释》，讲述李时珍将火区分为天、地、人三类，人火是讲人体外的火热之气，有内在化倾向，认为李时珍的理论受金元医学的影响[1]。割股疗亲的历史现象，最早为日人桑原騭藏所注意。邱仲麟连发二文，颇有见地。文为《不孝之孝——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初探》、《人药与血气——“割股”疗亲现象的医疗观念》，叙述割股的内涵与割股者的动机，割股的行动及其救护，割股与国家政令，割股与儒家孝道伦理，割股疗亲对人部药的实践与扩展，割股疗亲行为中的血气观念诸问题。指出历史上子女为给父母治病，割股做煎药的引子，将中医本草人部药进行实践，并加以扩展，发生“变异”与“膨胀”，这在观念上是相信“同类相补”、“血气相补”、“血气相连”，以其做药，还有排他性，所以割股疗亲是一种带有亲族性的民俗医疗行为[1]。有人论述脚气病的历史及其影响，引起反弹，有人提问难道这就是历史吗?笔者以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有利于对身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不过脚气病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应该是可以研究的。

中研院台湾所于2002年十月下旬举办“医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有李丰楙的《收惊：一个从“异常”返“常”的法术医疗现象》，林淑蓉的《各种疾病、药物与身体疾病》，罗纪琼的《文化对医疗影响——以剖腹产为例》，颜学诚的《内丹身体的知觉：兼论几个身体研究的取向》，余德慧等的《中国人生死的育化的探讨》，余舜德的《冷与热的身体感》等。

此外与医疗社会有关的育婴生育史研究的成果也在这里说明

熊秉真的《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是育婴扶幼文化的开创性专著，作者没有将它纳入人群生命史范畴，而笔者以为多少有点关系，这一研究自然属于新史学范围，也同社会史有关，作者是这样认识的：“这个新的领域，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生活史，乃至科学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都有了一番崭新的体会。”又说“育婴史之知识，对中国历史人口学之阐释，助益尤多”[1] 。熊秉真另撰著《童年记忆：中国孩子的历史》，继续她的幼儿史研究[1]。她还正在写作《明清江南育婴扶幼文化之物质基础》。

刘静贞著：《不举子——宋人的生育问题》，宋人有着损子坏胎因果报应的恐惧心理，可是又不生子或生子溺毙的矛盾现象，此书就是回答为什么不举子?为什么不能不举子?从生育过程的产育之难，经济原因及性别选择作出探讨[1]。

(三)宗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