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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清代的“家人”

上天竺有老僧，尝入冥，见狰狞鬼卒驱数千人在一大公廨外，皆褫衣反缚。有官南面坐，吏执簿唱名，一一选择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见一吏去官稍远，是旧檀越，因合掌问讯：“是悉何人?”吏曰：“诸天魔众，皆以人为粮。如来运大神力，摄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伙，叛服不常，皆曰自无始以来，魔众食人，如人食谷;佛能断人食谷，我即不食人。如此哓哓，即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沦不返，无间地狱，已不能容，乃牒下阎罗，欲移此狱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灵。十王共议：以民命所关，无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祸亦深。惟是种种冤愆，多非自作;冥司业镜，罪有攸归。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其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四大洲内，惟此四种恶业至多，是以清我泥犁，供其汤鼎……。[1]

这个故事的荒诞性是显而易见的。纪昀在此故事之后即说道：“语颇荒诞，似出寓言”。然而，这个故事又有其真实性，其“以民命所关，无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祸亦深。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云云，正是清代社会的客观现实。纪昀记此故事，乃神道设教，也正是针对上述“四种人”的。

本文要讨论的是上述“四种人”中的第四种人——“官之仆隶”。所谓“官之仆隶”，在清代正式的称谓叫做“长随”，俗称“家丁”或“家人”。“家人”云者，或以为是官之家属。这种按照今天的意义所作的字面理解，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些人在当时的官员看来，不同于吏和役这些“公人”，而是他们家里的人。但是，这些官员的“家里人”，是“官之仆隶”，不是官员的家属。官员的家属，是上文提到的第三种人，即所谓“官亲”。“仆隶”的意思很清楚，是仆人或者奴仆的意思。清代社会，大户人家使用奴仆是一种普遍现象。乡居和城居的地主，使用仆人耕地种田管理家事;读书士子去赶考，也使用仆人照顾其生活。清朝的地方官使用仆人，与这两种情况同出一辄，但由于地方官与地主不同，所业不同，使用的仆人也就有所不同。清朝的地方官大多是“学而优则仕”，原来一介书生时所使用的一二仆人，做了官不妨沿用，但情况如果仅仅如此，也许就排不进上述四种人的行列。需要指出，清代所谓“家人”，一般就指“官之仆隶”。也就是说，“家人”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它的内涵就是官员的仆人。正如纪昀所言，他们与吏役一样，虽“无官之责”，但“有官之权”。他们事实上成了地方行政运作中的有机组成要素。

“官之仆隶”

《偏途论》云：“‘长随’二字，乃堂官之别名。一二品文官家人名曰‘堂官’，又曰‘内使’。一二品武官家人名〔曰〕‘家将’，又曰‘内丁’。昔宋太祖雪夜访(赵)普，见有堂官一人跟随左右，恭敬至诚，故赐曰‘长随’。后为指挥之职。因此云‘宰相家人七品官’，由此而说。”[2]“长随”之名，是否起于宋太祖之赐，待考。明代有“长随”，但它既不是指挥之职，也不是官员的家人，而是宫中的宦官。赵翼《廿二史札记》云：“长随本中官之次等、受役于大珰者。”又云：“今俗所谓‘长随’，则官场中雇用之仆人，前明谓之‘参随’。《明史·宦官传》：高淮监税辽东，有参随杨永恩婪贿事发，几激军变;又税监陈奉在武昌肆毒，众欲杀奉，逃而免，乃投其参随十六人于江。又《何景明传》：太监廖銮镇关中，横甚，其参随遇三司不下马，景明执而挞之。[3]清代的“长随”与明代矿监税使的“参随”确有相同之处，但其渊源不在于此。 从“家丁”这一称谓，似可看到其直接的渊源。所谓“家丁”，原指将帅的亲兵。明代中后期，将帅镇边御寇，多用家丁。[4]此风清代承之。从康熙年间限制地方官员多带家丁的情况看，清代初期官员蓄用家丁之风极盛。康熙二十五年(1686)，御史刘子章条奏外官禁止多带家口。下部议。议准：“外任官员，除携带兄弟、妻子外，汉督抚带家人五十名，……汉督抚有管兵之责，如有多带者，令其自行陈请。至旗员有边疆差遣之事，非民官可比，督抚所带家口，不许过五百名”。[5]这是清代首次对官员携带家丁作出限制。然而，即以五百名为最高限额，[6]督抚家丁的队伍已然庞大。

与明代相比，清代官员带用家丁发生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普遍化。不仅肩负军政之职的封疆大吏如总督、巡抚者带用家丁，司、道、府、州、县等所谓“民官”也都带用家丁。在康熙二十五年的“议准”中，这些“民官”都有相应的家丁名额。其中“藩臬带家人四十名，道府带三十名，同知、通判、州县带二十名，州同、县丞以下官员带十名;……(旗员)司道以下等官所带家口，照汉官加一倍”。[7]二是行政化。将帅的家丁，在战乱之时，与将帅“协力并心”，乃至“与寇搏战”;而“承平之世，将领皆雍容裘带，岂复招练壮勇而为家丁?即其所选用亲兵，亦多取韶美便捷者，以给使令”。[8]这是将帅使用家丁的一般情况。而当承平之世，职在军民两政的督抚，日常的职责则主要侧重于“民政”，其所用家丁也就随之转变职能。司道以下的“民官”，其职责本在治民，所用之家丁也就以协助其治民之事为主。动乱之时，也有“民官”率民壮以至于家丁，抵御“寇盗”的情况，但这是因事而起，非其常规。地方之官以征收一方之钱粮和维持一方之治安为职责，其家丁的作用也就在其中。王植说：“长随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乃胥役所待以承令而集事者也。”[9]其所司“皆在官之事”，故其为州县衙门的行政人员;其系“胥役所待以承令而集事者”，故其为官员与吏役之间的一个行政环节。

清代州县官多引用亲戚朋友入署办事，以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养家糊口的就业机会。因此 ，官员之戚友是长随的一个来源。但长随的主要来源不是官员的亲友，而是在官场中以长随为业的人。

《长随须知》云：长随主要由三种人充当。其一，“原系世家，或因家计淡泊，又无事业可做，自问学术尚堪应试，不得已远奔他乡，充作长随，以图出身立业”;其二，“原系买卖出身，因命远折本，以糊口奔走江湖，广见多闻，生有苏、张之舌，充作长随”;其三，“自幼无力，不使学业，及至成人，不能自给，免强充作长随”。此外，还有“自幼不学手艺，不务本业，游手好闲，行心污秽，不惜颜面，不顾廉耻，胡言乱语，不达时务，口是心非，恨上怨下，明去暗来，见利忘义;自幼不听父兄管束，任意胡行，结党成群，终日游戏，日夜醉赌，卖弄风骚，求人举荐，混充长随”者。《偏途论》则根据上述三种人材来源以及他们的素质、品格状况和最后归宿，而将长随分为三等：“超等长随”、“特等长随”和“次等长随”。“超等长随，曰祖父本系士宦，后嗣因家寒，读书不能上进，欲改经营，手乏资本，又属外行;亦有身列生、监者，运蹇之际，一时难以高发，只得奔走他乡，谋当长随。其人胸中本有智识，品性端方，能替官府办事，善察上人之意，奉公守法，始终如一，不作卑污之事，朝时来运至，得遇明主，睹其人而重用，渐财源而骤至。有时志由偏途捐班出仕，仍可荣宗耀祖。此等长随名曰‘暂随’。特等长随，曰父兄经买卖为商，已娶亲生子，己身懒于生涯，直到父兄故后，手又缺资本，命过乖张，日渐萧条，无可位置，只得觅作长随。其人自幼奔走江湖，历练老诚，颇有苏、张舌辩之势，官府见其才能，必当重用，稍为得手，仍旧为商为客，居心本分，不负初业。俗云：‘衙门银钱，酒色如烟’。又云：‘识时务者，呼为俊杰’。此等人不愿终身长随，名曰‘且随’。次等长经管，并由他过目;而文案出入登记的工作，则由“号件”具体经办。所以，“号件乃稿签之副手”。[93]《偏途论》云：“管号件，其签押最繁，所有饬行、札谕、申牒、关移文件，由稿签处送来，分别登号，要摘事由简而且明，方为善。(文件)到之日，用以‘内号’戳记。其人命盗劫，掠夺婪(专刂)、钦部上控各种重案，并户婚田土、斗殴打降、各奸强占、钱债细故一切案件之呈词，细细登簿，正副状单用以‘内号’戳记， 稿签单票就用号戳;簿载经承差名，查以漏印、标〔判〕、过(石朱)、错吊等事。”[94]所以，“号件”的主要职责就是“挂”和“号”。“挂”即登簿，并简要地摘出事由;“号”就是将分事分类，并盖上相应的号戳，[95]以便分发处理。此外，“号件”还负责查对公文是否合式和催办公事。

“值堂”。这是专司本官升堂听讼事务的签押长随。上文说到，逢放告之期，“稿签”要将新旧呈词送交“值堂”。这就是将民间告到衙门里来的词讼案件交给“值堂签押”。嗣后，即由“值堂签押”伺候本官升堂听讼。《各行事件》记载：“到任坐堂，门房将到单、案件送来，自己将卷细看，看毕卷呈官阅，请示何时坐堂，[96]先问某案，即令原差先带齐某案人证，唤把门传唤站堂书役伺候。官坐堂时，将先之案卷(扌卷)放公案桌上，将点名单摆开，放官面前，吩咐原差，令案内听名。自己站在官身边听口供，[97]防书办舞弊改供。若领何物件，即令当堂写具领状，呈官写日子，归卷存案”;“当堂开释人犯，即回官在点名单子上，用(石朱)笔批记”;“官当堂收押人犯，令刑房、招房写牌子，回官用(石朱)笔在堂批记”;官承审命案及盗案，若不招口供，用刑时刻，要上前去看，或跪练，或上夹棍，亦要随时查看，恐防书差，不可大意”;“官坐堂验伤，即传齐刑房仵作、站堂差役，伺候验伤。立〔验〕时自己务要上前过目，看所报何伤，次〔以〕防仵作舞弊妄报，并要细看受伤痕之处，是何物打的，自己要问受伤之人受伤之处是何物打的，令招房写清口供、刑房誊清伤单”;“官审结退堂，令原告具遵依，被告甘结，随即令招房将口供誊清，自己看过招房有无改供弊端、[98]有无错漏，看毕系卷面上。件件呈官判阅。判毕将口供套入卷内，送交签稿”。[99]这就是值堂签押的值堂情况。其职责不过是请示本官何时升堂及堂事规格，并开出堂事单交“稿签”发门上传齐吏役犯证人等;将案卷和点名单摆放在公案桌上，并伺候本官听讼;用刑和验伤之时，则代官上前看问情形;堂事毕，即着招房誊清口供、刑房誊清伤单等，并审查有无改供、错漏情形;最后将案卷送交稿签。总之，官员坐堂(包括大堂、二堂、便堂和花厅)理事，皆由值堂签押料理一应事务。从上述情形中可以看到，地方官日常坐堂理事，主要是审理刑名事件;值堂签押的职能也主要在刑名方面。与此有关，官员下乡验尸之事，也由“值堂”伺候照应。[100]“值堂一行，长随本官出门，因又名‘外堂’。”[101]

“用印”。这是专管在簿书案牍上加盖印信的签押长随。有关用印的繁文缛节，上文已经说过，此不赘述。这里只叙日常公文用印的有关规矩。《公门要略》云：“凡用印有一定之时候，或晚或早，不可杂乱无章。如有紧要者，则随时盖用，不在此例”;“凡签稿套总要由签稿朋友送来，则逐件翻阅。查对稿正相符之后，如要紧者，即时请印盖用;如可缓者，则放在一处，俟晚上一齐盖印”;“凡用印，先用稿，后用正，以稿对正”，以免漏印。[102]《各行事件》记载：“用印之时，先看稿上画行未画行，次看师爷之图章。一切文牌号票稿，无稿不行，无行不印。若稿上未画行，切莫用印。……如有不晓之事，叫书办问明确，方可用印。还要细细查看，稿上可有粘盖字迹，恐书吏舞弊……。每日所用之印，必得记明是何公事，要设立号簿，防备考查。定要件件过目，最为紧要也。”[103]“用印完毕，须要逐件对过，挨顺号簿夹好，统交管稿朋友转送‘标判’”。[104]由于用印有一系列的繁文缛节，所以当时州县官一般雇佣懂行之人司之;但“印信”是权力的象征，至关重要，所以当时衙门中又有“监印”，由官亲或官友任之。如有监印者，用印签押在用印之时，“即请眼同”。[105]

“书启”。又曰“书禀”。这是专管本官及官亲、幕友等书信的收发、登簿和过往信件的转邮等事务的签押长随。清代地方官日常有各种拜会应酬，每一拜会应酬都需要禀帖。这些禀帖一般由地方聘请的书启幕友负责起草，但它的登记、送阅、送办、送核、挂发，以及誊清、原稿保存等事务，则由“书启签押”管理。此外，州县衙门处理刑名、钱谷等公事，向上司申报例行“详文”之外，往往要用“禀帖”，或请示事件的处理意见，或说明事件的处理情况。这种用于禀公事的禀帖，一般由刑、钱幕友主稿。这类禀帖的登记、送阅、送办、送核等事宜，亦由“书启签押”管理。与之相关，“书启签押”需要了解“各州县姓名、行号”、“各上宪官衔、品级、姓名、行号”、“各上宪太太、老太爷、老太太生日”、“文武同寅生日”和“地方大绅士生日、行号”等。这些情况例由“礼房”或“柬房”负责掌握;但由于各级各任官员更调频繁，要知其确切情况，需要随时打听，这个任务由州县官的“坐省”和“坐府”长随负责打听。“书启签押”从“礼房”或“柬房”和坐省坐府之“朋友”处要上述人员姓名、行号、生日等情况的清单，“贴于办公之处”，以便问答。[106]与此相应，上司、同寅和乡绅的书禀，由门房收到送进之后，也由“书启签押”负责先挂号，后呈阅;过往之信件，也由其负责“转邮前途”。[107]

“发审”。《偏途论》记载：“管发审签押一事，凡在督、学、河、漕、抚、司、道、府省会之首县地方，凡有此等职事。但有各宪札饬札行，或面谕本官审办，或领县解审、解道寄监收管，各宗案件奉行之后，即宜分别办理……。其核稿送签、挂号各禀信函，仿司稿送签挂号签押办理。”[108]可见，这是一省之首县衙门中专管上司衙门委发的承审案件事务的签押长随。一省之首县，由于地处省会，或者说是首府的附廓县，其本身的刑名、钱谷和送往迎来的政务最为殷繁;而省会之所，衙门林立，诸如总督、巡抚、学政、布按二司、驻省城各道和首府等衙门，皆为首县之上司，首县衙门需要承担这些上司衙门委办的公事。尤其是按察司为一省刑名之总汇，案件的复审或会审一般委发首府处理，首府又将部分案件交由首县处理。此外，上控案件和京控案件也往往委首县审理。因此，一省首县要比其他州县承担更多的政务，尤其是其中的“承审”事务，使得首县衙门的刑名事务特别繁重。为了应付上司委办的承审案件，首县印官往往需要多聘办理刑名事件的幕友，或者专设“发审”一席，司办承审事件。与此相应，签押房中则有“发审签押”，专门管理承审事务，以与本县的其他词讼案件分别处理。其具体的职责就是管理承审案件的案卷、信函的挂号登记、请示本官审办意见、稿案的送核送签等等;同时，承审案件的犯证人等的寄监收管事宜，[109]也由其过问。

从签押长随的职能中，可以看出所谓“假门上，真签押”确非虚言。他们虽然没有具体办理公事的职责，但一切公事皆须经过其手，由他们分出轻重缓急而送官判阅和送幕核办，因此对于行政运作的效率起着重要作用。而且，由于他们与官、幕最为贴近，尤其是官幕之间由他们“奉谕传话”，也就容易影响官幕对于公事的处理。当然，这并不绝对。一切公事也经过“门房”，“门上”也可以从中影响公事的运作效率。但一般地说，“门房”司办公事出入总以当日为期，不能拖搁太久;而公事一旦进入签押房，新旧公事积压于此帅家丁》。

[9] 王植：《家人》，徐栋《牧令书》卷四。

[10] 《近代稗海》第十一辑，第616—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