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种植的结果，使南方出现了“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8]的景象，于是在春日里人们便看到：“水陂漫漫新秧绿，山垅离离大麦黄”[9];“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10]最典型的旱地农业和水田农业交错出现的景观要数荆门军。“此间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陆，陆亩者只种麦、豆、麻、粟，或莳蔬栽菜，不复种禾，水田乃种禾。”[11]邻近的襄阳府也是“里人种麦满高原，长使越人耕大泽”。[12]高原种麦，大泽种稻，泾渭分明。宋代诗文中大量出现的“陂稻”、“陇(垅、垄)麦”的说法，正是这种土地分工利用的反映。

北魏时有一首民歌：“高田种小麦，稴穇不成穗;男儿在他乡，那得不憔悴。”意思是说，在水分不足的高田上种麦子，没有好的收成。但这只是北方的情况，各种迹象表明，宋代南方麦作主要分布于山地或坡地，即所谓“高田”。宋朝政府劝南方地区种麦，也主要是针对高田来而言，如朱熹就要求稻收之后，“人户速将所收禾谷，日下打持，趁此土脉未干，并力耕垦。其高田堪种麦处，即仰一面种麦;其水田不堪种麦处，亦仰趂早耕翻，多著遍数，务要均熟，庶得久远，耐旱宜禾。”[13]并未强调所有稻田都应种麦，而仅指所谓“高田”。宋人的诗文中也多是将麦与山或山坡联系在一起。如，苏东坡的“破甑蒸山麦”[14];杨万里的“山麦掀髯翠拂天”[15];苏辙的“山上麦熟可作醪”[16];陆游的“山村处处晴收麦”[17]、“又见山坡下麦忙”，[18]在题为“山家暮春”的诗中也有“新麦已磨镰”的诗句。戴复古的“梯山畦麦秀”。[19]陈旉《农书》也说可种蔬茹、麻、麦、粟、豆的地方是“欹斜坡阤之处”。而“山有宿麦，海无飓风”[20]更是人们的理想。“小麦”和“麦地”一类的字眼，也多见于《山家》和《山居》这样的一些诗题中。[21]这一切表明两宋时期南方麦作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山坡来实现的。

在山坡上种麦的同时，山坡底下可能就种稻。对于一些既有山坡地，又有山下田的农民来说，他可以在收完山坡地上的麦子之后，又赶着去山下插秧。于是人们才会在看到“小麦连湖熟”的同时，看到“妇姑插秧归”。[22]元人戴表元也有诗描写兄弟二人同时在不同的两块田中进行收麦移秧的情形：“伯收东冈麦，仲移西塍秧”。[23]这就是所谓的“割麦栽禾”，等到秋收之后，他在一年之内所获的收成就是所谓“稻麦两熟”，即夏熟的麦子和秋收的稻子。但“东冈麦”和“西塍秧”并不构成复种关系。

稻麦在南方的并存有时会在农事活动上产生重合，这种重合有时被误以为是稻麦复种，但稻麦复种必须是时间和土地利用上的连续，即在同一块土地上，先收麦，再整地，再插秧;稻收之后，再整地，再种麦。而从苏轼的“插秧未遍麦已秋”，[24]到洪适“冬耕春复犁，麦秀禾方插”，[25]从张舜民的“麦秋正急又秧禾”，[26]再到杨万里的“插秧收麦喜村村”[27]的诗句来看，当时收麦和插秧并非两项在时间上衔接的作业，而是同时进行的，甚至是先插秧后收麦，显然稻麦并非在同一块田地中的轮作复种。这种情况在元代诗人刘诜(1268～1350)的一首描写江南农夫插秧的诗中最能说明问题：“五更负秧栽南田，黄昏刈麦渡东船。我家麦田硬如石，他家秧田青如烟。”[28]这里的插秧和收麦显然不是在同一块田中先后衔接的两个过程。

宋代江南地区的水稻移栽时间一般是从夏初(即阴历四月)开始，如果要实行稻麦复种的话，则此时麦必须收割完毕，而且麦田要经过重新整地灌水。但从范成大《四月十日出郊》[29]和陆游的《初夏道中》[30]等诗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初夏时节，农民正忙于稻田插秧，而此时的麦还正在黄熟，并无收割，更谈不上整地。这种情况一直可以持续到五月，“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水稻移栽的五月时节，天气还有些寒意，麦子还正在孕穗结实，显然也不是在麦收之后，才进行水稻移栽。洪适“饭牛亭”诗中所说的“冬耕春复犁，麦秀禾方插”[31]也属于这种情况。“冬耕春复犁”，系指稻田在收获之后，要经过冬耕和春耕两次整地，显然，稻田中是没有麦子的;“麦秀禾方插”，是指在麦子孕穗时，才进行水稻移栽。此处的“麦秀”仅是一种物候，它指示着农人要去插秧了，而并非稻麦复种。如果是稻麦复种的话，则此处的诗句应该改为“麦收禾又插”。即便是有些地方在四月份麦子已经收获，也不能肯定水稻移栽是在收获后的麦田上，从陆游《五月一日作》“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32]的顺序来看，是分秧在前，麦收在后。同样的情况还有杨万里的《夏日杂兴》“金陵六月晓犹寒……插秧收麦喜村村。”[33]就算是麦收在前，分秧在后，也难以说它们就发生在同一块地中，如“麦苗黄熟稻苗青，饷妇耘夫笑语声”。[34]

又据朱熹所言，二麦和早稻的收获期相隔不过四、五十日。[35]显然，二麦和早稻是被分别种植在不同的地方，它们之间不存在复种关系。否则的话，在麦子收割之后，经过整地、移秧，再到稻子成熟、收割，四、五十天的功夫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

[1]朱文长：《吴郡图经续记》卷上。

[2]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8《诸庙祈雨祝文》(四部丛刊本)。

[3]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第13页。

[4]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8《劝农文》。

[5]朱熹：《晦庵朱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四部丛刊本)。

[6]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

[7]黄震：《黄氏日抄》卷78《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今绕城既已盛水种稻，何为不可乘高种麦。”

[8]陆游：《陆放翁全集》中，第502页。

[9]陆游：《陆放翁全集》中，第503页。

[10]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7《春日田园杂兴》。

[11]陆九渊：《象山集》卷17《与章德茂书三》。

[12]苏辙：《栾城集》卷1《襄阳古乐府二首·襄阳乐》：“汉水南流岘山碧，种稻耕田泥没尺。里人种麦满高原，长使越人耕大泽。泽中多水原上干，越人为种楚人食”。

[13]朱熹：《晦庵朱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再谕上户恤下户借贷》。

[14]苏轼：《苏东坡全集》下，第30页。

[15]杨万里：《诚斋集》卷34《明发黄土龛过高路》。

[16]苏辙：《苏辙集》卷1《巫山庙》。

[17]陆游：《陆放翁全集》中，第594页。

[18]陆游：《陆放翁全集》中，第578页。

[19]戴复古：《石屏诗集》卷2《山中即事二首》。

[20]苏轼：《白鹤新居上梁文》，引自魏齐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十二。

[21]周南：《山房集》卷1。

[22]周南：《山房集》卷1《山家》。

[23]戴表元：《剡源文集》卷27。

[24]苏轼：《苏东坡全集》上，第66页。

[25]洪适：《盘洲文集》卷8《饭牛亭》。

[26]张舜民：《画墁集》卷1《打麦》。

[27]杨万里：《诚斋集》卷31《夏日杂兴》。

[28]刘诜：《桂隐诗集》卷4《秧老歌五首》。

[29]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17《四月十日出郊》：“约束南风彻晓忙，收云卷雨一川凉，涨江混混无声緑，熟麦骚骚有意黄，吏卒远时间信马，田园佳处忽思乡，邻翁万里应相念，春晚不归同插秧。”。

[30]陆游：《陆放翁全集》中，第16页。

[31]洪适：《盘洲文集》卷8《饭牛亭》。

[32]陆游：《陆放翁全集》中，第440页。

[33]杨万里：《诚斋集》卷31《江东集》《夏日杂兴》。

[34]韩维：《南阳集》卷十《登城楼呈子华》。

[35]朱熹在奏书中提到：“又幸目今雨泽以时，原野渐润。窃料不过四五十日，则二麦可收;又四五十日，则早稻相继，决不至于复有流离捐瘠之祸，以勤陛下宵旰之忧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6)。

另外，稻麦复种除了要求麦收之后种稻之外，还要求在收稻之后种麦。收稻种麦的季节一般都是在秋天。而从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十八篇目次序的安排来看，先有“种麦”诗，后有“秋获后即事”诗，[1]也意味着种麦是在稻收获之前，显然麦不可能是种在稻田中。因为此时，稻子尚未收获。又从方回的诗“麦田下种稻田干，秋尽江南亦未寒”[2]来看，麦子下种时，稻田中的积水已经干涸，但稻子尚未收获。在稻子尚未收获之前，一切耕种活动都可能与稻田无关，而只能是在稻田以外的田地中进行的。罗愿的《鄂州劝农》也属于此种情况：“七月芟草，烧治荒田。大麦小麦，上戊社前。禾欲上场，九月涂仓。”[3]种麦的田需在七月芟草烧治，显然不是稻田，而是荒田，而且大麦小麦都须在上戊社前播种完毕，而此时稻尚未收割，还处在“欲上场”的分阶段。显然是稻麦异地而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许纶的《田家秋日词》中：“晚禾未割云样黄，荞麦花开雪能白，田家秋日胜春时，原隰高低分景色。……牧童、牧童罢吹笛，领牛下山急归吃，菜本未移麦未种，尔与耕牛闲未得。”[4]我们将首句与未句联系起来看，显然“耕牛未得闲”与“晚禾未割”无关，如果要实行稻麦复种的话，晚禾未割，耕牛正好可以闲暇。可能是耕牛还要在晚稻田以外的田地中忙活，所以才“未得闲”，因此，此处稻麦也不构成复种。它仅仅是构成了诗中所描绘的一幅画：“原隰高低分景色”。耕牛在原田上耕作，准备播种麦、菜，隰处未割的晚稻如黄云。与此意境完全相同的还有一首诗：“开塍放余水，经霜谷将实。更黎原上畴，坎麦亦云毕。老叟呼儿童，敲林收橡栗。乃知田家勤，卒岁无闲日”。[5]前两句表明，稻田中的水稻尚未成熟收割，后两句则是说，原上的田畴已耕毕，并种上了麦。显然麦不是种在收获后的稻田中。这里有必要对“原”字作一解释，“原”与“隰”相对，指高平之地，由于地势较高，易干，故宜麦而不宜稻，相反，隰则由于低湿，适宜种稻，一般又称之为田。

种种迹象表明，宋代在南方地区所出现的稻、麦两种作物，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复种的产物，而只是在不同地块上因地种植的结果。因为只有在不同的地块上种植才有可能在夏季出现先插秧再收麦，在秋季先种麦再收稻的景象。循着这种情形来看，宋代许多所谓“稻麦两熟”的记载，实际并不表示当时已实现了稻麦复种制。如，“熙宁四年(1071)大水，众田皆没，独长洲尤甚，昆山陈、新、顾、晏、淘、湛数家之圩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此亦筑岸之验。”[6]学者将其视为稻麦复种的记载。实际上，此处稻麦两熟也可以理解为由于圩堤高大，避免了水患，稻麦都有收成。又如，许多论者都将《吴郡图经续记》所载的“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视为苏州地区稻麦复种的最早确切记载，但“刈麦种禾，一岁再熟”，也可以理解为仅是农事季节上的衔接，并非一定是土地利用上的衔接，即在刈过麦后的麦田中再去种稻(或插秧)。因为文献中接着提到水稻尚且有早晚多个品种，要求“农夫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此种焉。”稻麦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作物，更应因地制宜，宜麦种麦，宜稻种稻，而并非稻麦复种。还有乾道七年(1171)江浙一带的“麦已登场，稻亦下种”，[7]也只是说，当时天气晴好，两项农活均告完成，并非一定指稻麦复种。至于陆佃所说的“谪守海陵，逮麦禾之再熟”，，[8]则很可能是因为泰州地属淮南，原本多稻，而距淮北为近，复又宜麦，此处之再熟未必是稻麦复种之结果。同样，“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9]也不一定指的就是稻与菜、麦、麻豆的复种，而是指所有可以种植的土地都种上了作物，粳稻种于洼地，而菜、麦、麻、豆则种于荒地。从明清两代的情况来看，江南地区的麦子也仍然只种于高田，而所谓水田，则因“田中冬夏积水”，[10]显然是无法种麦。更不用说稻麦复种了。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解放以前。据调查，解放前松江县的小麦往往主要种在较高的旱地。在薛家埭等村，单季稻之后往往种绿肥(苜蓿)，而不是小麦。[11]前面沿引朱熹的话，提到宋朝政府劝南方稻作地区种麦，也主要是针对宜麦的高田来而言，并未包括水田在内。

由于麦类对于高田旱地的特殊要求，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决定稻麦复种也主要存在于既种稻又复种麦的高田之上。曹勋的“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为山居时所作，[12]固然离不开山地。陈旉《农书》所载的用于稻麦复种的“早田”，以及徐经孙《秀岩》诗中的“得雨秋耕遍”的“早田”，也属于高田一类。高田易旱，为此，人们往往选择一些生育期较短，成熟较早的品种进行种植。所以有“高田种早”[13]的说法。占城稻也是为适应高田生产的需要而引进的。高田在秋季或以前即可收获，较其它稻田为早，所以又称为早田。又由于高田排水性好，收获过后可以用来种植麦菜蔬茹等旱地作物，于是便有了稻麦等多种形式的复种。这样看来，对于高田来说似乎是先有稻而后有麦，其实，正好相反。高田，原本只种麦、粟等旱地作物。[14]经过改造之后，有水源灌溉，方可种稻，[15]于是才有稻麦复种的可能。两宋时期，江西和两浙一带的农民都努力将山地和陆地“施用功力，开垦成水田”，如果是硗确之地，也把它垦辟成可以常植的田亩。两浙和江西抚州等地的地方官吏均曾一度对这种改造过的田亩增收亩税，[16]可见当时改良过的田亩为数之多。据南宋江西金溪人陆九渊的估计，当时荆门军的陆田如果在江东、西，80—90%都改为早田。[17]早田在收获之后，种上二麦等作物，便有了稻麦复种。表面上看来，稻麦复种的出现是麦作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是稻作向山上发展并试图取代麦作的结果。当高田旱地改为水田之后，易旱的特性还是使它有可能像沙漏一样翻转过来，在水稻因旱灾等因素歉收的情况下，重新种上二麦，以备灾荒，就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宋代有关稻麦复种的确切记载都跟山田(或高田)有关，稻麦复种的普及程度取决于稻麦在山区的发展程度，那么，高田早稻在收获之后是否都种上二麦?平原稻田是否真的就与二麦无缘?这是考察稻麦复种是否普及的关键。下面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稻麦复种的存在必然会对农事安排产生影响，其是否普遍还可以从其它的一些农事活动中得到反映。冬麦在秋季播种，则必须在夏季整地，即阴历五、六月份。这也是古来成法。崔寔曰：“五月、六月菑麦田也。”《齐民要术》载：“大、小麦，皆须五月、六月暵地。不暵地而种者，其收倍薄。”元人《劝农文》也说：“二麦可敌三秋，尤当致力，以尽地宜。如夏翻之田胜于秋耕，犁耙之方，数多为上，既是土壤深熟，自然苗实结秀，比之功少者收获自倍。”[18]这些都是北方传统小麦栽培制度下的麦田整地。尽管它很重要，并且影响到麦子的产量，但是在南方稻麦复种的情况下，要在五、六月份菑田暵地是行不通的，因为此时正是水稻生长的旺季。稻麦复种制下的麦田整地最早只能发生在秋季。如果稻麦复种普遍的话必然会在秋耕上得到反映。因为稻收之后必须经过整地才进入播种程序，冬麦多在秋季播种，江南地区冬麦的播种期可以适当推迟到初冬，但整地也必须在争取在秋季完成。可是，笔者在检索有关秋耕的资料时，却发现宋代有关秋耕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少。利用网络对宋诗进行粗略的检索，发现只有2首提到秋耕。[19]《四库全书》宋人文集中也只有3处提到秋耕。且这仅有的几处秋耕是否为种麦做准备还难断定。这也在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稻麦复种之不普遍。从陆游的一些诗作来看，当时农家虽然在秋季已有耕地的准备，但也需要等待晚秋或入冬天气转寒以后才进行耕地，甚至有的由于缺乏耕牛，到仲冬尚在备耕。[20]

当然种麦甚易，“鋤塊而作孔亦可種，犂地而撒子亦可種”[21]。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江南地区种麦也有简便的办法，秋收之后，不经翻耕，便直接通过打“潭子”的穴播办法完成播种，这也可能导致秋耕的缺失。但无论是整地再播，还是打穴直播，麦播下之后都会对后续的农事活动产生影响。苏辙有诗曰：“一冬免锄犁，二麦盈瓮盎”，[22]意思是说麦子在秋季播种之后，整个冬天也不用整地中耕了，到时自然会有满满的收成。如果秋收之后的稻田都种上了麦子的话，那么，冬季就应该是相对有闲的时期，可是，宋代南方各地广泛地存在冬耕。仅陆游《剑南诗稿》中提到冬耕的就不下16处(参见表2)。

[1]陆游：《陆放翁全集》下，第952—953页。

[2]方回：《过石门》，引自《全宋诗》卷三四九三，第66册，第41631页。

[3]《罗鄂州小集》卷1。

[4]许纶：《涉斋集》卷4《田家秋日词》。

[5]郭祥正：《青山集》卷4《田家四時》。

[6]范成大：《吴郡志》卷19，引赵霖奏。

[7]《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0，载宋孝宗语。

[8]陆佃：《陶山集》卷13《海州到任谢二府启》。

[9]吴泳：《鹤林集》卷39《兴隆府劝农文》。

[10]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11。

[1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26页。

[12]曹勋：《松隐文集》卷21《山居杂诗》。

[13]真德秀：《真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再守泉州劝农文》。

[14]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16《劳菑畲，并序》。

[15]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田制·梯田》。

[16]《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26至27。

[17]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16《与章德茂三书》(四部丛刊本)。

[18]王恽：《秋涧先生全集文集》卷62。

[19]http://cls.admin.yzu.edu.tw/QSS/HOME.HTM

[20]陆游在《初秋即事》诗中提到“却媿邻家常作苦，探租黄犊待寒耕”(《剑南诗稿》卷72);在《晚秋农家》诗中提到：“苦寒牛亦耕，甚雨鸡亦鸣”(《剑南诗稿》卷23);在《初冬出扁门归湖上》诗中提到：稻垄受犁寒欲遍”(《剑南诗稿》卷15);在《仲冬书事》诗中则提到：“苍头租犊待冬耕”(《剑南诗稿》卷73)。

[21] 《黄氏日抄》卷七十八《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

[22]《栾城集三集》卷1《迟徃泉店杀麦一首》(四部丛刊本)。

 

 

冬耕的存在说明冬季田间无麦，这显然不是稻麦复种下所应有的现象;同时冬耕也不是为了种麦做准备，因为冬耕之后再种上麦子，在季节上已来不及了。冬耕，甚至是秋耕，只是为了明年种稻。对此，朱熹说得非常明确：“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数，节次犁耙，然后布种，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禾易长，盛水难干。”[1]

从耕地技术及其相关措施上也能反映出整地的意图。假使收稻之后种麦，必须首先排干稻田中的积水。可是在宋代许多地方在水稻秋收之后，不是排干稻田中的积水，而是反其道而用之，配合冬耕，进行冬灌，将水引入稻田，使之成为冬水田。冬灌可以使田中结冰，消灭害虫和杂草，同时改良土壤结构，为作物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一些地方，冬季蓄水还可以防止春季干旱。所以乾道六年(1170)六月二十七日户部尚书曾怀言提到：“或有丰熟去处，收割禾稻了，当却开㙭围岸，放水入田。”并鼓励检举，对不履行号令，瞒昧官司之人，进行惩处。[2]无庸置疑，在浸水的条件下种麦是无法进行的。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及珠江流域都有冬季田间蓄水这一做法，只不过各地有不同的称呼。[3]冬水田的广泛存在也表明稻麦复种并不普遍。

有冬耕和冬水田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冬麦，自然谈不上是轮作复种。即使没有冬耕和冬水田，也不见得就已在稻田中种麦。淳熙七年十二月中旬朱熹在对南康军(今属江西省)管辖下的三县(建昌、星子、都昌)所作的调查中，发现“除种麦田地外，尚有未犁田地去处稍多”，这些未翻耕的土地和一些虽已翻耕但尚未上粪的土地一道，并不是用来种麦的，而是准备“来春布种”水稻的。[4]由此可见，在朱熹管辖下的三县种麦不多，稻麦复种就更为有限。

麦作的不普遍还可以从春耕上得到反映。朱熹《劝农文》：“秋收后便耕田，春二月再耕，名曰：耖田。”春耕是水稻播种前最后的一道整地工序，即便是有些地方因劳力和畜力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实行冬耕，春耕也是必须的。春耕是对冬季“尚有未犁田地去处”的一种“补课”。春耕必须在田无宿麦的情况下进行，但如果稻田里都种上了麦子，那么春耕没有必要，也难以进行，因为麦子必须等到夏初才能收获。明清时期，在稻麦复种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就因“田有宿麦，遂废春耕”。[5]但在宋代由于稻麦复种尚不普遍，春耕比较常见。宋人文集中检索到的春耕达193次之多，远多于秋耕和冬耕，仅宋诗中提到春耕的诗有66首。[6]

冬春两季田无宿麦显然就不存在稻麦复种，然而即使有麦也不见得就是稻麦复种，因为稻麦不是在相继种在同一年同一地。实行稻麦复种，必须当年收当年种，如果今年稻收之后，没有及时种上麦，等到明年才种麦，也谈不上复种。有些地方麦作虽然种于稻田中，却不是在稻收之后的当年，而可能是在稻收之后的次年。具体说来，可能是稻子在今年霜降前后收获之后，稻田就处于休闲撂荒状态，到次年立秋后才又种上麦。汉江流域的洋州(今陕西洋县)就存在这种情况。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宋莘在洋州《劝农文》中提到：“余尝巡行东西两郊，见稻如云雨，稻田尚有荒而不治者，怪而问之，则曰：‘留以种麦’”。[7]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麦子在今年夏收之后，当年并不种稻，而要等到第二年种稻。陆游有一诗提到老农在入冬之后将麦田灌溉和翻耕，使其成为稻田的情形，[8]显然这是稻麦轮作。但轮作并不构成复种。因为它们并不是发生在同一年之内。而是今年收麦，明年种稻。具体说来，很可能就是在夏季麦收之后，任其荒白，然后在秋、冬季节灌水翻耕，使其成为冬水田，等到第二年春耕之后，再种上水稻，至秋季收获。至于水稻收获之后，是否再种上麦和其它越冬作物，则视情况而定。有些可能种麦，比如所谓的“早田”，有些可能种菜，有些可能荒白，等到第二年再种稻。在这种水旱轮作制下，只能做到一年一熟，或二年三熟，而不是稻麦复种一年二熟。

这种安排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意的。同样，有些地方虽然不是有意地安排水旱轮作，而只是根据当年的具体情况所做出的选择。如《金史·食货志》载，贞祐四年(1216)八月，言事者程渊言：“砀山诸县陂湖，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又宋宁宗嘉定十三年，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金统治下的唐、邓、裕、蔡、息、寿、颖、亳及归德府的被水田，就被命令“已燥者布种，未渗者种稻。”这些地方虽然有水旱轮作的出现，但并非在一年之中进行，不足以称为稻麦复种二熟制。

还有些地方虽然明确地实行了稻麦轮作，但却并非出自愿，而多少有些迫不得已。比如原来打算种水稻的田，或者是已经种上水稻的田，由于受旱，早晚稻损失，而被迫种上麦子。朱熹《劝谕救荒》中提到：“早禾已多损旱，无可奈何，只得更将早田多种荞麦及大小麦，接济食用。”[9]淳熙六年(1179)九月，朱熹有见于“秋来久旱，晚田失收，兹幸得雨，可种二麦。今劝人户趁此天时，多耕阔种，接济口食”。[10]淳熙九年(1182)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朱熹在对浙东的上虞、嵊县和新昌等地作实地调查之后，也提到“沿路人户，已损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早耕犁，布种荞麦、二麦之属，接续吃用”。[11]张耒也有“晚田既废麦初耕”的诗句。[12]这种情况的确是很普遍的，前作(一般为稻)，由于“大水大旱，田全无收”，而在秋冬时种麦。为此，民间不敢向上报水旱。因为“假如报官，水则不敢车戽，旱则不敢翻耕，或以存所浸之水，或以留旱苖之根，查以待官府差吏核实”，这样势必影响种麦，乃至明年的收成。所以百姓只好选择不报官而种麦的做法。[13]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稻作已经损失，虽然在稻田中种上了“三麦”，但也不能称为稻麦复种。

还应该指出的是，稻麦复种仅是稻田复种的一种形式，从陈旉《农书》中可以看出，早田收获之后，可种“豆麦蔬茹”，麦类只是其中之一，可供选择的还有豆和蔬菜之类。这在其它文献中也得到证明。从上引曹勋的“晩禾亦云竟，冬菜碧相连”，[14]到陆游“秋获春耕力尚余，雨中袯襫种寒菜”[15]的诗句中可以看到，今秋收稻之后到明年种稻之前，还有余力，可以种植一些越冬的蔬菜，主要是指越冬的白菜之类。此外，还可能种植大豆和荞麦等作物。多种选择的存在，也会对稻麦复种制的普遍性产生影响。

即便是在获稻之后，田中也种上了大麦和小麦，也不一定是为了取得麦子的收成，而是为了给稻田提供绿肥。清人《潘丰豫庄本书》提到“古法有用麦苗肥田者”，《天工开物·乃粒·麦工》载：“南方稻田有种肥田麦者，不冀麦实，当春小麦，大麦青青之时，耕杀田中。蒸罨土性。秋收稻谷，必加倍也。”这里虽然也可以看作是稻麦复种，但麦在其中不过是充当一种绿肥作物而已，不能称为稻麦二熟。虽然还没有直接找到宋代有关此类资料，但可以肯定此种作法是从宋代以来所一直沿用的。很可能是在宋代南方发展麦作的过程中，由于自然的原因，麦子尚未及成熟，春雨便已来临，等不及小麦成熟的农民，便将麦地翻了，种上了水稻，结果发现水稻的收成很好，从此便成为一种制度。须知在江南，水稻永远是第一位的，麦作仅是一种“副业”，遂有“种麦肥田”之举。

综上所述，宋代南方稻作和麦作大多是采用分作的方式来发展的，即高田种麦，低田种稻，轮作复种主要存在于高田之上，且稻麦复种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简而言之，宋代江南地区的稻麦复种指数并不高。前人搜集的有关宋代稻麦复种的资料，[16]有许多尚需要论证。

[1]朱熹：《晦庵朱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

[2]《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2至13。

[3]南宋吴怿《种艺必用》提到：“浙中田，遇冬月水在田，至春至大熟。谚云谓之‘过冬水’，广人谓之‘寒水’，楚人谓之‘泉田’。”

[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10《取会诸县知县下乡劝谕布种如何施行事》。

[5]潘曾沂：《潘丰豫庄本书》，引自《中国农学学产选集·稻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58页。

[6]http://cls.admin.yzu.edu.tw/QSS/HOME.HTM

[7]宋莘：《洋州劝农文》。见陈显远：《陕西洋县南宋〈劝农文〉碑再考释》，《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第169页。

[8]陆游：《记老农语》：“霜清枫叶照溪赤，风起寒鸦半天黑。鱼陂车水人竭作，麦垄翻泥牛尽力。”《陆放翁全集》下，第

三　稻麦复种在宋代未能普及的原因

尽管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带动了南方麦作的发展，但南方麦作的发展似乎不能满足北方人对于麦粮的需求。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南方麦作的产量很低。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的家乡江西省新干县三湖公社也有部分的小麦种植，麦子的产量最高为每亩300市斤左右，大大低于同期的水稻单产。宋朝的时候，南方麦子的产量更低。南宋淳熙十年(1183)，朝廷命令郭杲开垦襄阳府木渠下高低荒芜田段，[1]用于种植二麦，本指望有好的收成，可是却并不尽如人意。淳熙十二年(1185)九月，郭杲在向朝廷申报屯田二麦的产量时，帝问：“下种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 [2]由于南方种麦的产量低，面积也不是很大，麦粮的供应不足，[3]对于生活在南方的习惯于面食的北方人来说很不适应。张耒在一首诗中就提到，他家在北方，喜欢吃面食，可是到了南方以后，由于南方水乡麦子产量低，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只能勉强地进食鱼和米饭，盼望着麦子有个好收成。[4]这也说明当时南方麦作不甚发达。其实各级政府三令五申在南方推广麦作的背后也正好说明，南方地区的麦作并不普及。北宋时，苏轼就曾说过“浙中无麦” 。[5]两宋之交，虽然在绍兴(1131-1162)初年有过短暂的麦作发展高峰，但江浙一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尽管宋政府曾多次向江南地区推广小麦种植，“劝民种麦，务要增广”，江浙水田还是“种麦不广”。绍兴六年(1136)四月壬子，大臣赵鼎在回答宋高宗的问话时说：“大抵江、浙须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种麦。”[6]南宋中期，董煟还在他的书中说道：“今江浙水田种麦不广”。[7]嘉定八年(1215)，宋廷还应知余杭县赵师恕之请，令江浙等地劝民杂种麦粟，以解决饥荒的威胁。这正好就明到了南宋后期江浙一带的麦作仍然不广。江浙以外的其它南方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宋史·食货志》载，淳熙六年(1179)十有一月，臣僚奏：“比令诸路帅漕督守令劝谕种麦，岁上所增顷亩。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数郡宜麦，余皆文具。”由此看来，宋代南方地区的种麦情况不宜估计过高。种麦尚且如此，稻麦复种更无从说起。

江南地区麦作和稻麦二熟的不普遍，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襄阳府为例，虽然在宋代划归京西南路，但由于位于汉水下游，地近长江，与南方自然条件相类，不太适宜麦作，故产量低。江南地区更是如此，农田大多数只宜种稻，而不宜种麦。如湖州“郡地最低，性尤沮洳，特宜水稻。”特宜水稻，并非是就特别适合种植水稻，而是说只适合种植水稻，不适合于种麦等旱地作物。不光湖州，整个“两浙水乡，种麦绝少”。[8]

除地形地势之外，气候也是个原因。南方高温多雨，对麦作的生长极为不利。唐刘恂在《岭表录异》中就曾指出：“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对于江南来说，气候寒冷多雪是丰收的前兆，而暖冬对于江南麦作来说不啻为灾难。就雨水而言，南方在水稻收割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多雨的季节，田中积水势必影响到二麦的播种。其次，雨水影响到麦的播种和生长。《宋史·五行志》中记载了许多霖雨伤麦的气候灾害，其中许多便涉及到南宋以后南方州县。江南地区在入冬之后至春夏之交有个较长的降水过程，降水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冬春积水，严重影响到水稻的播种和插秧，一般要到阴历五、六月水退之后才插秧。[9]水稻尚且如此，麦子就更可想而知。即便在头年秋季赶在雨水来临之前抢种上麦子，也会为接下来的雨季而影响其正常的生长发育。更何况江南地区由于水稻迟播晚收，等到麦子要播种时，已经进入雨季，播种都会受到影响。即便是麦子在下种和生长的初期侥幸赶上好天气，但也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朱熹就曾提到：“本军管下去秋种麦甚广，春初亦极茂盛，……近缘雨水颇多，大段伤损。”[10]陆游就有一首诗描写邻翁在春雨中抢救受损麦子的情形。[11] 这一方面表明，南宋以后南方的麦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同时也表明南方麦作步履维艰。

不利的气候因素又集中地出现在刈麦插秧时节。麦子在成熟的时候极易枯黄落粒，一有雨水便会导致损失。所以有“收麦如救火”的说法。但水稻插秧却需要阴雨天，因为有利秧苗返青。正所谓“秧欲雨，麦欲晴。补创割肉望两熟，家家昂首心征营;一月晴，半月阴。宜晴宜雨不俱得，望岁未免劳此心。”[12]理想的状态是“半月天晴一夜雨”[13]但天有不测风云，如果前期晴天的天数超过半个月则会影响到水稻育秧，“前之不雨甫再旬，秧畴已复生龟纹。”[14]到五月初，雨水增加，本来可以移栽，却由于秧苗不能及时跟上而贻误农时。如果前期雨水过多，又会影响麦子的收成。因此，稻麦二熟十分难得。

稻麦二熟制没有在江南地区得到推广除了自然条件的原因以外，还有经济和技术，以及食物习惯上的原因。

从经济上来说，麦作等受到抵制的原因涉及到劳动生产率及利益分配问题。麦的产量远低于稻，因此劳动生产率也较低，如果佃农在稻收之后费力种上麦子，而田主又想从中分得一杯羹，加上其它的一些摊派，最终收入无多，徒劳无益，势必影响佃农种麦的积极性。因此，据《宋史·食货志》载，嘉定八年(1215)，左司谏黄序上奏，建议佃农利用所谓的“荒白”之地(即灾荒或稻收之后的空地)，杂种麻、粟、豆、麦之属，多寡皆为己有，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得以续食，官免振救之费。黄序的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但“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也有问题，因为“田主以种麦乃佃户之利，恐迟了种禾，非主家之利，所以不容尔(指佃户)种。”[15]其实，田主们担心的还可能不仅仅是季节上迟了种稻的问题，更担心的是怕种了麦子抽了地力，影响水稻的收成。这种担心是不无根据的。即使是主户允许佃户在稻田中种麦也还会遇到一些问题，如种子问题，佃户一般较为贫困，无力备种，如淳熙八年(1181)“十有一月，辅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麦田，虽垦无种，若贷与贫民，犹可种春麦。臣僚亦言：‘江、浙旱田虽已耕，亦无麦种。’于是诏诸路帅、漕、常平司，以常平麦贷之。”朱熹在其管辖下的星子、都昌、建昌三县调查时就发现一些农民因为“难得粮种”，而放弃种麦，便一再肯请上户向下户提供借贷。[16]贫困的农民如果没有麦种，种麦也会成为一句空话。而麦种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种麦并不普遍，稻麦二熟并为成为制度。

从技术上来说，水稻在收割之后，为了能及时地种上小麦，必须尽快地排干田中的水份。《陈旉农书》只提到“早田获刈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这种办法对于早田来说，也许还可以应付，因为早田一般地势都比较高，积水问题并不严重，对于种水稻来说，其最大的担心是干旱，而对于种麦来说，正好可以扬长避短。但陈旉《农书》基本上没有接触和反映“低田”水改旱的技术，有学者认为这是其局限性之一。[17]其实，低田水改旱技术的核心是垄作，而垄作技术早在战国时期便便已形成，后世的开沟作疄也不过是古代“畎亩法”的翻版，宋代麦作技术中也采用了垄作，所以诗文中多有“垄麦”或“麦陇”一类的说法。陈旉《农书》之所以没有涉及低田的水改旱问题，是因为当时低田大多并不种麦，因此并不涉及水改旱的问题。有宋一代，南方地区的人们致力于发展水稻生产，即便是原有的旱地也要施用功力改造成水田，故水改旱的技术没有得到发展。

没有需要自然也就没有技术，没有技术，与之相关的活动也就难以开展。然而即便是有了技术，是否被普遍采纳还是个问题。习惯于因陋就简的农民，对于技术也有抵触。且不说，垄作技术早已有之，将垄作运用于稻麦复种的“开沟作疄”的水改旱技术，也在元代有明确记载，但这项技术并没有被广泛采纳，即便是稻麦复种已经定型的明清时期。清初张履祥就提到“惰农苦种麦之劳，耽撮子之逸，甘心薄收，甚至失时，春花绝望。”[18]也就是说到清初仍就有些农民没有采纳开沟作疄整地技术，而固守点播，其产量自然可想而知。

也是因为在宋代低田的旱改水技术没有得到发展，低田排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只有地势较高的“早田”才在收获后进行复种，至于“平坡易野”和“山川原隰多寒”之地，则一般采用耕后冬浸或晒垡的方式，使其成为冬闲田。于是到了春天范成大就看到：“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春日田园杂兴》)的情景。二麦主要种于“高田”，至于傍水“低田”，还处于淹水状态，没有进入春耕阶段，也就是说，低田上没有种植越冬作物。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麦子也只种于高田，而所谓水田，则因“田中冬夏积水”，[19]显然是无法种麦。可见，当时只有一部分地势较高的土地种植了越冬作物。复种的面积并没有覆盖占稻田面积多数的平原稻田。

其次是季节矛盾。稻麦复种，即收稻之后种麦，收麦之后种稻。宋代虽然出现了早稻盛行的趋势，但一季晚稻仍然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江南地区。[20]而晚稻的收获期一般都是在霜降前后(10月23日或24日前后)，甚至有晚至阴历十月末的，[21]即阳历的十一月到十二月。再经过整地，还需要一个多月到二个月的时间才能种上麦子。[22]如果是赶上多雨天气，则收获的日期还要往后推迟，直到天开放晴。宋代颍州一带就曾因秋雨大作，“稻阻刈收，麦妨敷播”。[23]在江南地区这种情况也不少见。苏轼在《吴中田妇叹》一诗中就提到：“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黄泥。茆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24]霜降在阳历10月23或24四日交节，接近阴历的九月下旬，如果赶上下雨在田垅上呆上一个月，便要到十月下旬。杨万里有“十月久雨妨农收，二十八日得霜，遂晴，喜而赋之”诗一首。[25]阴历的十月二十八日，已是阳历的11月下旬。雨过之后，再收稻整地种麦，在季节上已经偏晚了。因为冬麦的播种时间一般都是以“秋社”为标准，[26]即秋分(阳历9月22日至24日)前后，如果赶上秋雨可能适当推迟一些，[27]但一般不会拖过秋季。[28]这也是黄震选择在中秋发布劝种麦文，并指出麦“及秋而种”的原因。小麦种子发芽的最适温度为15-20℃。大致相当于南方阳历10月下旬到11月初的天气。尽管江南地区可以推迟到阴历初冬十月(阳历11月上旬)，[29]但过迟播种，特别是迟至温度很低的寒冬腊月来播种，必然会导致出苗晚，发棵差，苗不足，穗形短小，产量低。在江南的一些地方也有这样的说法，“秋社下麦，春社下稼。麦迟则凌寒，稼迟则苦旱。”[30]所以只要可能，南方依然会选择秋社日播种麦子，这也为现代农学试验所证实。(参见表3、4)。

[1]《续资治通鉴》卷149。

[2]《续资治通鉴》卷150。

[3]据朱熹对浙东一些地区的调查，“其丰熟处，常歳所收，亦不过可为两月之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7《乞给降官会等事仍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秋苗丁钱并行住催状》)

[4]张耒：《雪中狂言五首(之三)》：“我家中州食嗜面，长罗如船硙如电。烂银白璧照中厨，膳夫调和随百变。江乡种麦几数粒，强进腥鱼蒸粝饭。雪深麦好定丰登，明年一饱偿吾愿。”(《全宋诗》卷1182，第20册，第13358页。)

[5]苏轼：《苏东坡全集》下，第353—354页。

[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0。

[7]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中。

[8]苏东坡：《苏东坡全集》下，第470页。

[9]苏东坡：“勘会浙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苏东坡全集》下，第470页)。

[1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6《张邦献待补太学生黄澄赈济饥民斗斛》。

[11]陆游：《春雨绝句》：“千点猩红蜀海棠，谁怜雨里作啼妆。杀风景处君知否，正伴邻翁救麦忙。”《陆放翁全集》中，第374页。

[12]陈造：《江湖长翁集》卷9《田家叹》。

[13]陈造：《江湖长翁集》卷9《田家谣》。

[14]陈造：《江湖长翁集》卷7《田家叹》。

[15]黄震：《黄氏日抄》卷78《咸淳八年中秋劝种麦文》。

[16]朱熹：《晦庵朱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再谕上户䘏下户借贷》。

[17]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5页。

[18]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19]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11。

[20]详见曾雄生：《宋代的早稻和晚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

[21]沈括：《梦溪笔谈》卷26：“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朱熹也提到晚禾的成熟期为十月。(《晦庵集》卷27《与赵帅书》)南宋时期，曾要求各地屯田官员将“每岁所收二麦于六月终，稻谷于十月终”具数上报，后来又考虑到襄汉等地的具体情况，改为“二麦于七月终，稻谷于十一月终，具数开奏”。

[22]据明末《沈氏农书·逐月事宜》的记载，从九月斫早稻，垦麦棱开始，经十月斫稻，垦麦棱，到十一月才种大小麦，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见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

[23]陆佃：《陶山集》卷13《颍川祈晴祝文》。

[24]《苏东坡全集》上，76页。

[25]杨万里：《诚斋集》卷41。

[26]《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罗鄂州小集·鄂州劝农》等。南方原本没有种麦的传统，北人南渡之后将种麦的传统带到南方，自然也包括种麦所依据的历法。江南种麦可以适当推迟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过这需要时间。

[27]范成大有“去岁秋霖麦下迟”的诗句(《石湖诗集》卷17《初四日东郊观麦苗》)。

[28]例如嘉泰《会稽志》说：“浙东艺麦晚，有至九月者。”也就是说到九月种麦已经是很晚了。陆游《剑南诗稿》卷68，在“秋分后顿凄冷有感”诗之后，“秋晚”诗之前，有“种麦”一诗，也表明麦子是在晚秋以前(即阴历九月以前)播种的。尽管如此，还要担心失时，因此，诗中有“未能贪佛日，正恐失农时”一句。范成大《刈麦行》中有“黄花开时我种麦”一句，也证明宋代江南地区小麦的播种期是在秋季。此诗的许多版本作“梅花开时我种麦”，似乎不妥，因为梅花开时，已是腊月，而宋代一般的小麦播种都在秋季，范成大另一首诗提到：“去岁秋霖麦下迟”，也表明是在秋季播种。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的家乡江西省新干县三湖公社也有少量麦子种植，当地的小麦播种期一般都是在阴历9月底10月初，也即秋末冬初。

[29]张福春等：《中国农业物候图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30]《江西通志》卷1，四库全书本。

三　稻麦复种在宋代未能普及的原因2

 

 

资料出处：浙江农业大学农场，1971-1972年(见浙江农业大学作物栽培教研组：《作物栽培学》，1983年，108页)

表4：　　　　　　　　　大小麦播种期与出苗的关系

 

 

迟播还会导致鸟害，浪费种子。[1]因为此时，田野中的粮食已归仓，本地和南来越冬的鸟儿便以种在地里的麦种为食。而在秋社前后播种，此时鸟儿在田地里能找到的食物很多，对于种在地里的麦子为害也就相对减少。鸟对麦子危害的另一个多发期便是在麦子的成熟期。南方种麦不多，但鸟害却十分严重。在一些地方有“麦鸟”之称。小面积种植更是不堪其扰，而在土地零细化严重的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又不可能，这也是导致麦作不能推广的原因之一。

在九、十月(江南地区大多数晚稻的收获期)晚稻收割之后再整地种麦，已经错过种麦时机一两个月或更多。加上还有其它一些农事，使得季节矛盾更为突出。朱熹在调查时发现，有些地方由于忙于稻谷的收割脱粒，使得本该用于种麦的麦田也“多有未施工处”。[2]更无庸说，一些不宜种麦的水田。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明清时期，稻麦复种在江南得到发展，但获稻之后播麦在季节上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明清之际，沈氏和张履祥就已认识到迟播是小麦产量低下的原因，指出“知种麦之多收，而不知所以多收之故，在得秋气，备四时也。”[3]为了赶在秋季播种，备足四时之气，又照顾到晚稻的生产，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出现了小麦移栽技术，小麦育秧播种期定在七月，[4]或八月十五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气。”[5]但小麦移栽并没有普遍推广，稻麦复种在季节上的矛盾依然如故。清道光年间陶澍在为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所作的序中就提到：“吴民终岁树艺一麦、一稻。麦刈毕，田始除。秧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故常有雨雪之患。”“癸巳(1833年)秋杪，稻将熟矣，忽雨雪交加，既实而空，岁以大歉，冬田积水，不能种麦，民皆艰食。”于是提出了农业改制的问题，即“易麦而为早稻”。[6]

在尚没有发明小麦移栽技术的宋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接受迟播所致的产量不高的事实;一是将麦与早稻结合。从前面所引徐经孙“早田得雨秋耕遍，晚稻如云岁事登”的诗句来看，南方地区的稻麦复种最有可能选择的是麦与早稻结合的形式，而与晚稻不相干。但从江南地区的情况来看，一直以来早稻就不甚发达，有些地方甚至就没有早稻。[7]要进行稻麦二熟，只能将种麦与晚稻结合。而晚稻收获之后再整地种麦，必然因迟播而减收，甚至还可能影响到晚稻自身的收成，农民不会因小而失大。上述分析表明，以晚稻种植为主的江南地区，稻麦复种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如宋代湖州“管内多系晚田，少有早稻。”[8]甚至有些地方“纯种晚秋禾。”[9]与之相对应的是，直到明末清初，尚有“湖州无春熟”[10]的说法，也就是说没有麦作，这当然不能绝对，但至少说明当地的稻麦复种是不普遍的。[11]

以上说的是收稻后种麦，对于麦子的影响;再来看看，麦收之后种稻，对稻子的影响。麦子在南方一般是在阴历五月前后收割，晚者可能迟至六月，[12]而江南地区水稻的播种期是在阴历二、三月，[13]如果等麦收之后再整地播种，势必太晚，好在是自唐以来发明了育秧移栽技术，使问题得以缓解，但由于要“待麦毕后莳秧”，甚至“迟延至六月内方得莳秧”，稻在秧田中的时间太长，移栽到本田后，生长期短，影响分蘖发棵，加上“旱涝难必，苗嫩根浅，极易受伤”，产量受到影响，如果小麦“所收寥寥”，更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况到近代仍是如此。因此有人提出“稻田种稻，麦田种麦，不可夹杂。若先种麦，再种稻，时候已来不及。” [14]所以有些地方在麦收之后，当年干脆什么也不种，而只是到了秋冬季节灌水翻耕，为来年种稻做准备。这也是水旱轮作，但却是一年一获。即头年麦，次年稻。

从宋代有关稻麦复种的材料来看，当时的稻麦复种存在两种方式：一是早田收获之后种麦(陈旉《农书》所载);二是麦收之后种晚稻(叶梦得和杨万里提到的情况)。这两种复种方式并不能组合形成人们所想象的稻收之后种麦，麦收之后种稻这样一种固定的一年二熟制，而至多只能形成早稻—麦—晚稻这样一种二年三熟制，即在同一块田中，每年二月至八月种早稻，八月至次年六月种麦;六月至十月种晚稻;十月以后冬耕灌水，或种冬菜。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测，而实际上，早田收获之后种麦，以及麦收之后种晚稻可能是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块上的不同的耕作制度。

第三，肥料不足。原来稻收之后，一般都是让田中自然长草，使之成为“半荒之亩”，可以通过放牧，让耕牛等家畜的粪便直接遗在田中，具有休养地力的作用，如今要想再种上麦子之类，地力得不到休养，还必须“加粪壅培”，这就加剧了肥料紧张状况。这也是当时地主们最担心的。他们以此为借口不让佃农用自己的稻田去种植麦子。麦子的收成并来就不如水稻高，加上以上种种原因，还要影响水稻的产量，这使得稻麦二熟未能在宋代得到大的发展。直到现在还有“种了麦，亏了稻”的说法。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广东潮州在1949年以前，因粮食缺乏，政府提倡冬耕，故于晚稻收获后多种一次冬季作物，普通栽植以麦、蒜及豆类等为多，但农民每多愿意任其休闲。经过调查发现，其原因约有三端：一为冬耕作物多系杂粮，因气候关系，收成不丰，州属地滨大海，虽在冬季常有雨水，而冬季作物不宜多量水分，往往因雨量过多至收成不佳。且气温亦高，即在冬季虫害容易发生，影响冬季作物产量。若生长期稍长者，且有碍来年早稻种植。盖稻的产量多，价值亦高，故农民多愿放弃冬耕，以保全来年耕种便利。一为本州农民生活较易解决，苟早稻、晚稻有收，则生活自可充裕，易于养成好逸厌劳习惯;一为肥料来源有限，倘多一次冬耕，常致来年稻作肥料短少。[15]由于肥料等方面的原因，在宋代甚至还存在休闲耕作。特别是对于那些“田美而多”的“富人之家”来说，“更休”(定期轮休)更是使“地力得完”(地力得到恢复)的一种方式。[16]在休闲制尚且存在的情况下，稻麦复种自然不被看好。要想种麦，只得另觅它地。

两宋时期，稻麦复种在南方受阻，还有饮食习惯上的原因。从饮食习惯上来说，两宋之交南方一度麦作盛行，以致“极目不减淮北”，究其原因之一在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把北方的麦食习惯带到了南方。[17]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迁的北方人，特别是他们的后代，慢慢适应了南食，麦食渐渐成为副食，稻米成为主食。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南方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饭稻羹鱼”的习惯，对于北方地区出产的一些旱粮，如麦、粟之类，不会吃，也不爱吃。虽然宋代南方地区也已有了麦类种植，但由于南方广泛推广种植小麦的时间并不长，面积有限，许多人还没有掌握面食复杂的操作过程，往往如同稻米一样处理麦类食品，整粒蒸煮为食，其口感自然在稻米之下，被人们视为粗粮。有这样一个故事，绍兴年间江东信州玉山县有不孝之媳谢七妻，每日给婆婆吃麦饭，而自食粳饭，后受法所报，变而为牛。[18]故事宣扬的是因果报应思想，但也反映了人们在食物上的喜好。朱熹访婿蔡沈不遇，其女出葱汤麦饭留之，以为简亵不安，朱熹便题了“麦饭诗”上首，“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也可见麦饭之不受欢迎。黄震在《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中提到：“抚州田土好，出米多，常年吃白米饭惯了，厌贱麦饭，以为麄粝，既不肯吃，遂不肯种。祖父既不曾种，子孙遂不曾识，闻有碎米尚付猪狗，况麦饭乎?”[19]由于不吃，导致不种，口粮主要靠稻，“俗不种麦，惟秋是俟”，[20]这必然会影响到麦作的发展，稻麦复种更是可想而知。

种稻食米的习惯还从另一个方面影响到麦作的发展，这就是梯田的使用。本来在南方地区发展小麦生产较为适宜的地方是在山坡地带，宋代在南方地区出现了许多梯田，但是由于没有麦食的习惯，也缺乏麦作技术，梯田主要用来种稻。只有在缺乏水源的情况下，才种植麦子等旱地作物。有些梯田在一般年份都种水稻，但在某些年份，由于干旱，便改种麦子等旱地作物。如前面提到的宁宗嘉定八年(1215)，由于“雨泽愆期，地多荒白”，余杭知县赵师恕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这里的麦稻之间可能构成轮作，但并不是复种，更谈不上是二熟，因为不在一年之中。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稻麦复种在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存在，但并不普遍。宋代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主要还是领先稻米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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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56页。

[2]朱熹：《晦庵朱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再谕人户种二麦》、《再谕上户恤下户借贷》。

[3]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第106页。

[4]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第19页。

[5]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第105—106页。

[6]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篇》，引自《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上编》，第375页。

[7]参见曾雄生：《宋代的晚稻和早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第54—63页。

[8]王炎：《双溪类稿》卷23《申省论马料札子》，四库全书本。

[9]曹勋：《松隐集》卷20《浙西刈禾，以高竹叉在水田中，望之如群驼》，四库全书本。

[10]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第106页。

[11]据调查，1952年至1955年，松江的大、小麦种植面积只占总耕地面积的6.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231页。)

[12]南宋时期，曾要求各地屯田官员将“每岁所收二麦于六月终，稻谷于十月终”具数上报，后来又考虑到襄汉等地的具体情况，改为“二麦于七月终，稻谷于十一月终，具数开奏”。

[13]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第105—106页。

[13]参见曾雄生：《宋代的晚稻和早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第54—63页。

[14]潘曾沂：《潘丰豫庄本书》，引自《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上编》，第373页。

[15]民国三十五年(1946)《潮州志》卷9《农业》。引自《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上编》，第712—713页。

[16]苏轼：《苏东坡全集》上，第298页。

[17]当时西北人聚集的临安(今浙江杭州)，面食种类不下汴梁。仅蒸制食品就有五十多种，其中大包子、荷叶饼、大学馒头、烧饼、春饼、千层饼、羊肉馒头等都是典型的北方面食。[17]临安城内不但有许多流寓至此的食厨仍操旧业，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张家团子等，[17]而且当地人开张的食店也“多是效学京师人”。

[18]洪迈：《夷坚志丙集》卷8《谢七妻》。

[19]黄震：《黄氏日抄》卷78。

[20]黄震：《黃氏日抄》卷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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