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汪应辰：《文定集》卷4《御札再问蜀中旱歉》，四库全书本。

[9]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7《四时田园杂兴·夏日田园杂兴之三》，四部丛刊本。

[10]杨亿：《武夷新集》卷15，四库全书本。

[11]陆游：《剑南诗稿》卷32《麦熟市米价减，邻里病者亦皆愈，欣然有赋》，《陆放翁全集》中，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509页。

[12]黄震：《黄氏日抄》卷78，四库全书本。

[13]方大琮：《铁庵集》卷30，四库全书本。

[14]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8《建宁府劝农文》，四库全书本。

[15]孙存吾：《元风雅后集》卷6，四库全书本。

[16]近代潘曾沂在推广区田种稻时，就遇到了这种阻碍。潘推广的区种法，要求播种极早，这便与传统的作法相抵触。因为在稻麦复种底下，“直待刈麦毕后莳秧，近有迟延至六月内方得莳秧者。”(《中国农学学产选集·稻上编》，第371页。)

麦作在南方的发展，使得原来农业景观较为单一南方地区，同时出现了稻、麦两种景观，尤其是在阴历四五月份麦子收割，水稻移栽的季节。这在宋人的笔下多有反映(参见表1)。

表1 ：宋人笔下的割麦移稻景观

 

 

稻麦景观的同时存在，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在客观上准备了条件。现有关于稻麦复种制的最明确的记载首见于唐代云南地区。[1]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麦复种则始见于南宋陈旉《农书》。其文：“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2]徐经孙《秀岩》诗中的“早田得雨秋耕遍”，[3]也可能与稻麦复种有关，秋耕是为种麦等作准备。这是早稻收获之后用稻田种麦的情况，当时也有二麦收割后再用麦田种晚稻的记载。绍兴初年，江东一带“二麦收刈后，合重行耕犁，再种晩禾。今已将毕，约于六月终周遍。”[4]杨万里在途经江山(属浙东)道中也看到“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5]的稻麦复种景象。乾道年间，浙东台州也有“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6]的记载。淮南地区也出现了麦地种稻，稻田种麦的记载。陈造《田家谣》提到：“半月天晴一夜雨，前日麦地皆青秧。”[7]当时“土豪大姓、诸色人就耕淮南，开垦荒闲田地归官庄者，岁收谷麦两熟，欲只理一熟。如稻田又种麦，仍只理稻，其麦佃户得收。”[8]据此，江淮流域在宋代已出现稻麦复种是可以肯定的。

[1]樊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说：“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种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云南志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6页。)

[2]陈旉：《农书》卷上《耕耨之宜篇》。

[3]徐经孙：《秀岩》，引自《全宋诗》卷三一一四，第59册，第37183页。

[4]叶梦得：《石林奏议》卷11《奏措置买牛租赁与民耕种利害状》。

[5]杨万里：《诚斋集》卷13《江山道中蚕麦大熟》(四部丛刊本)。

[6]曹勋：《松隐集》卷21《山居杂诗》，四库全书本。

[7]陈造：《江湖长翁集》卷9《田家谣》，四库全书本。

[8]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17。

二 稻麦复种在宋代江南并不普遍

但是，宋代南方的稻麦复种是否成为一种种植制度?它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宋人笔下有关“刈麦栽禾”的描述并不能全部看成是稻麦复种，因为复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一年之内;二是在同一块田地之中。根据这两条硬性标准，我以为历史上许多有关“稻麦二熟”或“一岁二熟”都很难说是稻麦复种，因为它们可能发生在同一地区不同的田块上，古人所说的稻麦二熟是从收成上来说的，说农民一年中有二次收成，比如东田夏收有麦;西田秋成有稻。而实际上是东田不干西田，稻麦并不构成轮作复种。甚至像《吴郡图经续记》所载的“刈麦种禾”也仅仅是农事安排上的衔接，并非土地利用上的衔接。原文在“刈麦种禾”之后，提到“农夫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此种焉”。[1] “刈麦种禾”，也应视为“择其土之所宜”，因地种植的结果。即使象真德秀所说的：“今禾既登场，所至告稔，拜神之赐渥矣。乃季秋以来，雨不时至，高田之麦欲种而无水以耕，下田之麦，已种而无水以溉。此农人之所甚忧。”[2]也很难说“都是在水稻收获后复种的”。[3]因为没有证据证明麦一定是种在原来的稻田之中，而之所以在收稻之后种麦，是因为麦的播种期是在稻收之后，即仲秋到初冬这段时间，在此之前，即使田地中没有别的作物，也不会将麦种上，因为过早出苗容易遭受后期的低温影响。

这种猜想在客观上是存在的。就像北方以旱作为主，同时也存在水稻种植一样，南方虽然是以水田为主，但南方并非只有水田。南方地形多样，有山有水，高低错落，为因地制宜种植稻、麦等各种农作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结果是在南方的许多地方是有田又有地，或者是半田半地。在南方人的观念中，田和地是有区别的。田，指的是水田;地，指的是旱地。作田、整地是两种不同的作业。在分析宋代的情况以前，我先说一点个人的经验。我的家乡江西省新干县三湖镇，和南方的其他地区一样，这里也是以水稻种植为主，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也有小麦种植，只不过小麦仅种于旱地上，而非水稻收获之后的稻田中。这并不是说，当时的稻田不存在复种制，实际上在水稻收获之后，也会种植一些黄豆或荞麦之类的作物。据说邻近的一些县乡，也有在稻田中种麦的情况，但仅限于高田。70年代以后，我的家乡已不见有麦子种植，稻麦复种更无从说起。

宋代虽然在南方广泛地推广种麦，但并不是在南方的稻田上推广种麦，而只是在一些不宜种稻的地方推广种麦。这就像在江北诸州推广种稻时，并不是在麦田中种稻，而只是如《宋史·食货志》所云“令就水广种秔稻”一样。这在宋人的许多劝农文中都写得清楚明白。韩元吉《建宁府劝农文》：“高者种粟，低者种豆，有水源者艺稻，无水源者播麦。”[4]朱熹《劝农文》：“山原陆地可种粟、麦、麻、豆去处，亦须趁时竭力耕种，务尽地力。”[5]真德秀《再守泉州劝农文》：“高田种早，低田种晚，燥处宜麦，湿处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随地所宜，无不栽种，此便是因地之利”。[6]黄震在江西抚州任上时，也劝百姓利用山坡高地种麦。[7]前引元人危太朴的诗也证明抚州的麦子系种于高田之上，所以说：“幸有高亢田，种麦给群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