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官也劝民种麦，晓以利害，以提高农民对种麦之利的认识。如《宋史·食货志》载余杭知县赵师恕“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使之从便杂种，多寡皆为已有”。黄震在《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文中说：“近世有田者不种，种田者无田，尔民终岁辛苦，田主坐享花利，惟是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种得十石是十石，又有麦秆，当初夏无人入山樵采之时，可代柴薪，是麦之所收甚多也。”[12]方大琮《将乐劝农文》也说：“汝知种麦之利乎?青黄未接，以麦为秋，如行千里，施担得浆，故禾则主佃均之，而麦则农专其利。”[13]这是促进稻麦两熟制在长江流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自然条件来看，南方地势低洼，雨量充沛，总体上说来是宜稻不宜麦，但在一些排水条件较好的丘陵缓坡地带，及干旱少雨年份，麦作可能比稻作有更好的收成。也说是说，不宜种稻的地方或年份往往适宜于种麦。这也就是宋代各级政府在干旱之年极力推广种麦的主要原因。

从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农业自古以来便有“杂种五谷，以备灾害”的传统。宋代的许多劝农文都劝告农民，因地制宜进行种植，“高者种粟，低者种豆，有水源者艺稻，无水源者播麦。”又“有水者为田，其无水之地可以种粟麦……粟麦所以为食，则或遇水旱之忧，二稻虽捐，不至于冻馁也”。[14]而在干旱的年份，水稻歉收，地方官员们更致力于种推广麦类杂作。比如，《宋史·食货志》载宁宗嘉定八年(1215)，由于“雨泽愆期，地多荒白”，余杭知县赵师恕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有时这种作法的确可以起到救荒的作用。元代江西抚州人危素(太朴，1303-1372)在《暮冬》一诗中写道：“种稻南谷口，凶岁囷仓虚，晚值老农语，出口三嘻吁，幸有髙亢田，种麦给群需，有麦且勿忧，无麦将焉如。”[15]

麦作在南方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麦子本身。由于麦子可以越冬，可以利用秋收之后，空闲的土地进行种植，并且在青黄不接的夏季收成，起到“继绝续乏”的作用，这对于过去单纯种稻的稻农来说，无疑是个额外的收成。而当这种收成成为一种依靠，一种指望，稻收之后种麦，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欲罢不能。[16]这也就是稻麦复种在南方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1]戴复古：《石屏诗集》卷1，四部丛刊本。

[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57《荆湖南路·郴州》，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552页。

[3]陈侠：《西塘集》卷3《惠州太守陈惠公祠堂记》，四库全书本。

[4]苏轼：《苏东坡全集》上，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508页。

[5]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卷12《连州行衙水阁望溪西诸山》，四部丛刊本。

[6]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14《宜斋雨中》，四部丛刊本。

[7]北宋元祐六年(1091)，苏轼在《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提到两组粮食的价格，一组是粳米每斗计一百一十八文有畸，小麦每斗计五十四文有畸。一组是粳米每斗八十文，小麦每斗六十文。这两组价格中，小麦的价格都明显要低于粳米。(《苏东坡全集》下，第532—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