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与我的老师游修龄教授和李根蟠教授商讨，他们的意见有助于本文的完善，特此志谢。

[1]游修龄：《稻作史论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266页。

[2]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农业考古》第2期，1982年，第71页。

[3]参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

[4]参见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5]王曾瑜：《宋代的复种制》，《平准学刊》第3辑，上册，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

一 麦作在南方的发展及稻麦复种的形成

麦类原是种植于北方的旱地作物。虽然引入南方的时间较早，但分布不广，种植也不多。东晋南朝，麦类在江南地区有所发展。入宋以后，由于习食面食的北方人口大量南移，社会对麦类的需要量空前增加，因而促使小麦在南方的大发展。不仅长江流域广泛种植小麦，就是在气候炎热的珠江流域也推广种植麦类。

淮南距北方最近，自然条件相当，麦作发展最为迅速。戴复古(1167—1249或更后)在《刈麦行》诗句中“我闻淮南麦最多”[1]句，足为佐证。其次是长江下游地区，现存宋代江浙两省的地方志如嘉泰《吴兴志》、嘉泰《会稽志》、乾道《临安志》、宝祐《琴川志》、淳祐《玉峰志》、绍定《吴郡志》上都有麦类的记载。麦类中不仅有小麦和大麦，而且还有不同的品种。再就是长江中游的湖南等地也有麦类的种植。《宋史·食货志》说：“湖南一路，惟衡、永等数郡宜麦。”陈了翁在“自廉到郴”诗中有“瘴岭只将梅作雪，湘山今见麦为春”[2]的诗句，证明当时郴州一带山地上有麦的种植。麦这时亦被推广到岭南，北宋时，已“诏岭南诸县令劝民种田种豆及黍、粟、大麦、荞麦，以备水旱”。北宋初年，陈尧佐出任惠州知州，当时“南民大率不以种艺为事，若二麦之类，益民弗知有也。公始于南津閴地，教民种麦，是岁大获，于是惠民种麦者众矣。”[3]惠州博罗有香积寺，寺去县七里，三山犬牙，苏轼在游此寺时，就曾看到“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4]岭南的连州、桂林等地也有麦类种植。吕本中在连州有诗云：“今年饱新麦，忧虑则未已。”[5]范成大在桂林也留下了“秀麦一番冷，送梅三日霖”[6]的诗句。

麦作随着两宋之交的人口大量南迁，在南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两宋之交，北方人大量南迁，将食麦的习惯带到了南方，使得原来产麦不多的南方，麦价上涨，加上客户可以独享种麦之利，于是种麦一度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据当时人的记载，麦类在南方的分布，当时已到达江、浙、湘、湖、闽、广等地。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说：“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1131—1162)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7]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这个记载中没有提到四川的情况，实际上当时“四川田土无不种麦”。[8]各种迹象表明，南宋之后麦作在南方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随着麦作的发展，麦类在以水稻为主粮的南方地区的粮食供应中也开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性仅次于水稻。范成大有诗云：“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年;饼炉饭甑无饥色，接到西风稻熟天。”[9]可见当时二麦已成稻农之家数月之食，二麦的丰收也因此称作“小丰年”。在水稻因干旱等原因导致歉收的情况下，更起到继绝续乏的作用。北宋初年杨亿在《奏雨状》中提到浙东处州的情况，说：“本州自去年已来，秋稼薄熟，时物虽至腾踊，人户免于流离，爰自今春雨水调适，粟麦倍稔，蚕绩颇登，餱粮渐充，菜色稍减。”[10]麦子不仅缓解了粮食紧张的状况，麦子的收成还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粮价。[11]

麦作在南方的发展，除了上文所说人口南迁，北方人将面食习惯带到了南方，使社会对麦的需要量增加、麦价猛涨，种麦的利益超出种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南方出现了“竞种春稼”，“不减淮北”的局面。除此之外，还同政府及一些地方官吏的提倡也不无关系。据《宋史·食货志》载，宋政府十分重视在南方推广种植麦类等旱谷：北宋初年，“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者，于淮北州郡给之”。南宋时亦屡有诏下，劝民种麦，孝宗淳熙七年(1180)，“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宁宗嘉定八年(1215)，又“诏两浙、两淮、江东西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稻田种麦不收租赋，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的种麦积极性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