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江淮以北屡遭烧杀抢掠，不但经济造成很大破坏，人口也遭受严重损失，所谓“由许昌以趋宋城，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14] 就是当时北方屡遭劫难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北方人民为逃避战乱，又有大批南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是“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15] 这样一来，南北差距更大。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曾以南宋嘉定十六年与北宋崇宁元年各路人口密度作了一个对比，若以北宋为100%，则南宋时京西南路只有2.3%，淮南东路为45.%，淮南西路为51.5%，这些接近金国的边界地区人口是大大减少了;与其相反，两浙路为107%，江南东路为111.8%，江南西路为136.1%，福建路为158.1%，这些地区地处江南，环境较为安定，人口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有增长。由于人口集中地更趋向于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为这一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所以它的发展也就更加迅速了。

南方人口的大量增加固然是经济开发的必要条件，但如果增加的人口文化素质不高，劳动技能低下，则江南地区的经济要迅速超越“方也势必有所不能。而唐宋时期的事实却是：北人南下不但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技术，而且在南迁的人员中，有许多都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士，即所谓“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16] 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17] 作为唐宋时期文化代表的唐诗宋词，其作者的地理分布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据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统计，唐代诗人大致上还是南北参半，而北方略占优势。至宋代，许多著名词人已是出自南方，如晏殊、梅尧臣、欧阳修、柳永、苏轼、黄庭坚、周邦彦、陆游、范成大、陈亮、刘克庄、吴文英等，而北方只李清照、辛弃疾等人。又如唐代宰相南方人很少，北宋神宗时有七八位宰相，其中曾公亮、陈旭、王安石、王硅、吴充却已都是南方人。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虽是北方人，但其主要助手刘恕、刘分攵 ，范祖禹却都是南方人。另外，写《通志》的郑樵、写《三朝北盟会编》的徐梦莘、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李心传、写《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李焘等史学名家，也都是南方人。《通鉴》写好后，不在北方刻印，却要到杭州付梓;当时的三大刻书中心——杭州、建阳、成都，也都在南方。以上事实说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重心也在南移，南方人口的文化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并逐渐超越了北方。正因为有了文化素质较高的大批劳动力，南方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就越来越快，形成了后来的所谓“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的繁荣局面。

四、优越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及发达的交通

在江南经济发展过程中，气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众所周知，江南地区相对中国北方来说，气候温暖，雨水丰沛，一年四季均可有不同作物生长。而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历史上江南地区的气候，隋唐时期比现在还要暖和，北宋虽较寒冷，但南宋时期又趋暖和了。[18] 这种有利的气候条件使得江南地区的农作物，特别是作为主要农作物的水稻能够很好生长。在宋代，江南地区的农民已培育出早、中、晚等不同品种的水稻，如陆游在《喜雨》诗中就说：“六十日白最先熟，食新且领晨炊香。”其自注云：“六十日白，稻名，常以六月下旬熟。”[19] 由于江南地区无霜期长，水热资源丰富，农民们便可利用不同品种成熟的早晚使水稻一年再熟，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总产量。宋人吴泳在《隆兴府劝农文》中就说过：“吴中厥壤沃，厥田腴，稻一岁再熟。”吴地如此，吴以南的地区气候更为暖和，一岁再熟更不成问题。另外，唐宋时期小麦的种植区域已不断向南扩张，特别是两宋之交，北人大批南下，北方的小麦种植技术及各式良种传人南方，北人喜面食的习惯也一时难以改变，对麦面的需求量大增，因而江南地区小麦的种植也开始普及起来。庄季裕在《鸡肋篇》中说：“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陆游诗中也有“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之句，[20] 可见宋代江南地区种麦已极为普遍。而江南种麦大多是冬种夏收，原来冬闲的土地得到了利用，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当然又提高了许多，这也是北方寒冷气候所无法比拟的。除稻麦以外，江南地区的农民还充分利用优越的气候条件，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见缝插针种植棉花、蚕豆、芝麻及各类蔬菜等经济作物;又利用各种零星土地大种桑树，一年中养蚕多次，使南方的丝织业也很快发展起来，并迅速超越了北方;在丘陵山区，农民们更利用南方充分的湿热条件大种茶树，收获的茶叶不但在国内销路极广，在国际上也是贸易大宗;这样，江南经济如虎添翼，发展速度更快了。

江南经济的发展，还与江南地区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矿产资源有关。早在汉代，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时就已指出：“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王毒 鹰瑁、珠玑、齿革。”进入唐宋时期以后，许多以前未被发现的资源被开发，一些原来只是小规模利用的资源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及其它各行各业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唐玄宗天宝年间，负责转运南方物资的官员韦坚曾在长安城外的广运潭上举办过一次江南物资展览会，引日唐书韦坚传》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坚……取

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橄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缎;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媾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焦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唐时江南物产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但以上所列，仅是进贡物品，而实际所有，远比上述物品丰富。以成书于南宋时期的《乾道临安志》所载杭州地区物产为例，该地谷有粳、糯、粟、麦、麻、豆六种，衣有绫、绢、布、绵、罗、绸、纱七种，货有茶、盐、丝、蜜、蜡、纸六种，药有白术、茱萸等八十四种，果有橘、橙等二十四种，花有牡丹、芍药等四十四种，木有桑、梓等十五种，竹有箬、呈等六种，杭州如此，其它各地也都有各自的特产。正是这些丰富的物产，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我们今天一些原来交通闭塞的贫困地区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一个经验总结，它充分说明了交通在发展经济中的巨大作用。今天是如此，古代又何尝不是如此?江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这一地区发达的交通，特别是发达的水上交通也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江南地区多雨水，多河流湖泊，所以早在春秋时期，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吴国就开凿了沟通太湖和长江的吴故水道和胥溪。据《越绝书》记载，吴故水道是“出乎门，上郭池，人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人杨湖，出渔浦，人大江，奏广陵。”大致是从今苏州往西经今运河到常州以北人长江。胥溪则是由太湖西北通往长江，相传是吴王伐楚时伍子胥所开。后来，吴国又向北开凿了邗沟，从扬州至末口(今淮安北)，沟通了江淮两大水系。至战国中叶，随着鸿沟的开通，更将黄、济、淮、江四大水系联成了一体。而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使江南地区和北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不过，真正形成江南地区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络，还是唐宋时期大兴水利的结果。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江南道的许多水利工程虽以灌溉田地为主，但一般都兼有航运之利。如润州丹阳的练湖，因其地理位置紧邻大运河，所以除了灌溉三县之田外，余水还可济运，唐后期漕运至关重要，曾一度“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21] 以保证河漕畅通。其它如丹徒的伊娄河、武进的孟渎、无锡的泰伯渎、海盐的三百零一条古泾、山阴的新河、侯官的洪塘浦等等，更是以航运为主的水道。在一些山高水急的险要河段，人们也想法设法排除险滩，使舟行安全。如歙州歙县、祁门一带乃新安江上游，水流湍急，唐刺史吕季重募工凿平了歙县的车轮滩，县令路旻和陈甘节凿平了祁门县的阊门滩，遂使昔日湍悍而善覆舟的险滩成为安流。除水路交通外，唐代在江南地区还注意陆路交通的兴建。《新唐书百官志》有记载说，唐代陆路驿道已很发达，“凡二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这种驿道是陆路交通的主干线，除此而外，江南地区还有大量兴修水利工程时所修筑的河堤道路，围湖造田时修建的圩堤道路，以及沿海地区修筑捍海塘所成的海堤道路。由此可见，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道路早已是四通八达，即使在丘陵山区，这时也开始修凿通道。如杭州余杭县县令归珧曾于宝历中筑甬道百余里，高广径直，使行旅无山水之患;又如歙州祁门县有武陵岭，山路崎岖难行，县令路旻遂于元和中凿石为盘道，也给人们带来了莫大方便。到了宋代，江南地区水利工程有增无减。为保证漕运畅通，宋王朝对南北大运河的疏通比唐代为重视，而对盛产粮食的江浙一带的水道的开浚更是不遗余力。以重和元年赵霖受命兴修平江府(今苏州地区)水利为例，他从重和元年(1118年)六月起，到宣和元年(1119年)三月止，不到一年时间，就“役工二百七十八万二千四百有奇，开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22] 其规模和速度，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颇为惊人的。正是唐宋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使江南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最终形成了“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的水网系统和水路交通的四通八达。如《宋史河渠志》便说：“浙西诸县各有陂湖、沟港、泾浜、湖泺，自来蓄水灌溉，及通舟楫。”吴自牧的《梦梁录》在说到杭州的水上交通时，也说从杭州乘船可达苏、湖、常、秀等江淮诸州，就是寺观庵舍搬运斋粮柴薪，也是“大小船只往来河中”。这些记载说明，宋代的水上交通确实已很发达。至于陆路交通，在唐代基础上，宋代的驿道及河堤道路、圩堤道路、海堤道路，都有更大的发展，它与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一起，构成了整个江南地区发达的交通网络，使江南经济的发展充满了生气和活力。唐代的扬州、宋代的临安，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经济大都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正处于发达交通的枢纽位置之上。在这里，地理因素又一次显示了它的独特作用。

通过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促成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转移过程中，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确实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江南地区的地理条件早已存在，为什么重心转移直到唐宋时期才完成?唐宋时期北方经济凋蔽了，为什么重心是向江南地区转移而不是向别的地区转移?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唐宋时期重大的社会变化决定了这次重心的转移，而江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又左右了重心转移的方向。由此可见，地理环境并不能决定重心是否转移，“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不对的;但事实同时又说明，任何无视自然条件的主观想法和做法也都是不对的，因为人们毕竟是生活在须臾不可离去的地理环境之中。这一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