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唐宋时期的农民还十分注意提高耕作技术，于兴修水利、改进农具，培育优种、普施肥料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多成绩，改变了过去平原地区火耕水耨及山陵地区的畲耕等落后方式，从而使开垦出来的土地得到了高效利用，单位面积产量比以往有了很大提高。唐后期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10] 宋中叶李觏所言“吴楚之地方数千里，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财，商有余货，铸山煮海，财用何穷?”[11] 都是建立在江南地区土地的广泛开发和高效利用这个基础上的。

二、水利的兴修和土地灌溉江南多雨水，表现在地理景观上便是多河流湖泊。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们无法修建许多水利工程对大量雨水加以利用，往往形成洪涝灾害。汉晋以后，南方人口逐渐增多，生产技术日益提高，一些大中型水利工程陆续兴建起来。如东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建的鉴湖工程可溉田九千余顷，西晋时广陵相陈敏建造的练湖工程可溉田数百顷，就是这一时期水利工程的代表。这些工程虽然已经收到拦蓄洪水以灌溉田地的良好效益，但在当时还不普遍。唐宋时代，一方面是南方劳动力大量增长，生产技术日益提高，为普遍兴建水利工程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唐宋政府对江南粮食需求的增加和江南人口的剧增，也对开发水利以提高土地的产量提出了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江南地区兴修各种河渠湖陂等水利工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唐一代江南地区各种水利工程约有七十余项，其中小部分是重修或扩建唐以前的水利工程，如鉴湖、练湖等，而大部分都是唐代新建工程。在这些工程中，安史之乱以前兴修的有二十多项，如武德二年润州刺史谢元超在金坛县开南、北谢塘以溉田亩，圣历初湖州安吉县令钳耳知命开邸阁池，修石鼓堰引天目山水灌田百顷，开元元年杭州盐官县修建了二百四十里的捍海塘堤，开元十年越州会稽县又建百余里防海塘蓄水灌田，天宝二年明州鄮县令陆南金更将该县西湖开广溉田五百顷等等。上述工程虽然给当时江南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效益，但毕竟数量还不很多，作用不是十分显著。安史乱后，北人的大批南下及唐政府对江南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有力地刺激了江南水利工程的蓬勃发展，从代宗大历年间到懿宗咸通年间这一百余年中，各项水利工程竟建有五十多个，为安史乱前的两倍多。这些工程不但数量多，规模也较以前为大。如润州丹阳县的练湖，本来只有方园四十里，永泰中刺史韦损因废塘复置，扩充为八十里，可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又如异州句容县绛岩湖，大历中经县令王旷扩建后，周百里为塘，可溉田万顷。再如元和八年常州刺史孟简开浚孟渎故渠，引江水通漕，灌田也达四千顷以上。其它如杭州余杭县的北湖、湖州长城县的西湖、明州铆县的仲夏堰、宣州南陵县的大农陂等，溉田也都在千顷以上，而溉田百顷以上的更多。又据《新唐书韦丹传》记载，韦丹于唐宪宗时为江南西道观察使，他在任时“凡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由此可见，《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七十余项水利工程恐怕还只是一些主要的，若以《韦丹传》所记，整个江南地区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真有成千上万!正因为唐代在江南地区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所以，当这些工程发挥作用，许多土地都得到灌溉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就有了巨大的发展。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对江南经济倚重的程度越来越大，唐初转漕东南之粟不过每岁二十万石，开元时达二百五十万石，至德宗时，江南漕粮已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已经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德宗贞元初，京师“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七日”，情形非常窘迫。正好镇海军(治润州，今江苏镇江)节度使韩氵晃 运米三万斛至京，德宗大喜过望，立即跑到东宫对他的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唐后期对江南粮食之倚重，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宋代，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有了更大的发展。据《宋史河渠志》及《宋会要》等书统计，各种水利工程约有一百多项，其中异州的后湖(即今玄武湖)，杭州的西湖，明州的东钱湖及小泾堰，越州的落星湖、烛溪湖、白马湖，温州的黄岩官河等，灌田都在百顷至数千顷之间。至于南北大运河的多次疏浚，吴淞江及青龙江的不时开通，鉴湖、陈湖等原有工程的经常维修，更是与整个宋王朝相始终。在陂湖水利工程方面，从雨水利用到水土保持等，也都比唐代有所改进。宋人陈旉所著《农书》说：“夫山川原隰，……其高下之势既异……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筑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润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由此可见，宋人的眼光已经不单单局限于溉田，而是将农业与畜牧副业等联系起来，发展多种经营，提高了经济效益。至于对江南运河及吴淞江、青龙江的经常疏浚，并配之以“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使之形成“纵则有浦，横则有塘，又有门堰泾沥而棋布之”[12] 的水网化系统，更对太湖流域成为江南最发达的经济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上苏杭”等民谚[13] ，正是对太湖流域农业高产、经济繁荣的生动写照。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初只从江淮漕运数十万石米至京，太平兴国初达四百万石，大中祥符时已达七百万石;南宋迁都临安，行在所用米也是由两浙路及江东路供给。

三、人口的增加及其素质提高

江南地区的人口在汉代还处于“地广人稀”的阶段。永嘉之乱后，虽有不少北人南下，但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人口地理分布上的北多南少的局面。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北方人口在连年战乱中急剧减少，南方人口虽也有所下降，但降幅远小于北方，而一些北人南下的集结区人口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元和郡县志》记有唐代开元及元和两个时期的户数，若以安史之乱为害最甚的中州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户数变化作一比较，这个问题就看得很清楚了。中州地区我们统计了河南府、许州、郑州、滑州、汴州、宋州、汝州、陈州、颍

州、怀州等十州的户数变化，开元时为640791户，元和时降为96895户，只有开元时的15%，可见人口锐减之烈。而宋、陈二州户口减少尤为惊人：宋州从103000户减为5200户，减幅达95%;陈州从52692户减为4038户，减幅也达92%。再看江南地区的苏州、润州、常州、湖州、杭州、越州、睦州、婺州、宣州、歙州等十州，开元时总户数为783359户，元和时降为457597户，约为开元时的60%，下降幅度明显低于北方。而其中的苏州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从68093户增至100808户，比原来上升了32%。从十州总户数来看，开元时北方十州

有640791户，南方十州为783359户，南方人口在唐中期已超过北方;元和时南方十州为457597户，北方十州只有96895户，北方更只及南方的五分之一。相比之下，南北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就非常明显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北方连年战乱时，南方却相对稳定，于是拥有大批劳动力的江南地区广袤土地被开发，众多水利工程相继建成，经济的发展很快地超越了北方。

经过五代十国，又经过北宋前期的恢复发展，北方的人口有所回升，但南方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更多，南多北少的人口地理分布格局在宋代得到了巩固。仍以前列十州为例，据宋神宗时成书的《元丰九域志》所载户口数统计，北方十州有775350人，南方十州则有1328221人，北方大约只及南方的一半。再据《宋史地理志》所载宋徽宗崇宁年间人口数统计，北方十州有人口1694614，南方十州则达到2893334，北方仍只有南方的一半多。非但南北十州情况如此，即以当时整个南北方相比，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也很明显。胡焕庸、张善余所著《中国

人口地理》曾据《宋史地理志》所记人口数加以统计，最后得出结论是淮河秦岭一线以北总户数只占全国的28%，而全国户口最密的五个一级行政区中，两浙路、成都府路每平方公里有16.1户，京畿路为15.3户，江南东路和西路分别为11.8户及12.6户，其中四个位于长江流域，三个在长江中下游的南岸地区。这说明无论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从有代表性的南北十州来看，北宋人口地理分布的重心南移趋势都是很明显的了。而靖康之乱以后，金兵长驱南下，中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