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代，西域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乃至北非、东欧部分地区都可以称为广义的西域;狭义的西域则指东起玉门关，西到波斯(今伊朗)，北抵阿尔泰山，南至克什米尔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即塔里木盆地缘边诸国，阿尔泰山以西及伊犁河流域西突厥部落游牧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阿姆河以南地区，上述地区分别由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管辖。

蒙元时期，随着我国西北疆域的再统一和扩展，除今新疆地区外，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以及两河下游的咸海地区，阿姆河以南的呼罗珊地区都纳入了西域的地理范围之内。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以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年)西域的地理范围来解释“西域”一词的。《西域图志》对当时西域的地理范围作了说明：“其地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直喀尔喀(蒙古)，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番藏(青海、西藏)，轮广二万余里”，即指今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

我们之所以以清朝乾隆年间西域的地理范围来解释“西域”一词，主要理由有三：一是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中国的疆域包括西北疆域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二是历史上，我国历朝历代对西域的管辖范围有大有小，但基本上是在今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以内;三是乾隆年间，近代国家观念已经形成，世界各国开始以条约的形式固定自己的国界。清朝政府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就已经与俄国订立了《尼布楚条约》，划定北部国界。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政权后，中国西北国界得以确定，并为邻国所承认。

二、新疆

清朝乾隆年间，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西域的地方同时也被称作新疆。然而，当时全国有好几个新疆：一是云南省乌蒙府(在今昭通、永善一带)被称为新疆，二是贵州省的古州(今榕江)被称为新疆，三是贵州省的西部、即今安顺市和镇宁县一带被称为新疆[2]，四是四川的大、小金川被称为新疆。上述四个称作新疆的地方，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这些地方历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自秦汉时期开始，历代王朝就在这里设有管理机构，行使主权;二是上述地方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三是雍正、乾隆时期，清朝政府开始委派有任期的官员(流官)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的土司。历史上，把这种统治方式的变化称为“改土归流”。1872年，署湖南巡抚王文韶的奏折说：雍正年间，“创建六厅，曰古州(今榕江)，曰台拱(今台江)，曰清江(今剑河)，曰都江(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境内)，曰丹江(今雷山境)，曰八寨(今丹寨)，谓之新疆”[3]。也就是说，所谓“新疆”，就是指改革土司制度以后，设立新的行政机关的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它并没有“新辟疆域”的意思。

清朝政府在平定准噶尔政权和大小和卓叛乱以后，对新疆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对维吾尔族地区的官制――伯克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使其纳入清朝地方官制的轨道。可能由于类似的原因，当时也称西域为新疆。1759年底(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陕甘总督杨应琚在一份奏折中说：“新疆效用武职人数，……遇有辟展(今新疆鄯善县)等处差务，陆续委用。”[4]第二年五月，乾隆皇帝也说：“……然现在新疆垦种，实无劳民之事。……西陲戡定，回部悉平，朕之初念，岂务为好大喜功，今亦不过辑其旧部，复其本业而已，又安肯转事劳民动众。”[5]

可能是为了区别同时存在的几个新疆，人们也称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为“西域新疆”。1764年底(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乾隆皇帝在答复有关增纂《大清一统志》事宜时说：“至西域新疆，拓地两万余里，除新设安西一府及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设有道、府、州、县、提督、总兵等官，应即附入甘肃省内。其伊犁、叶尔羌、和阗等处，现有总管将军及办事大臣驻扎者，亦与内地无殊。应将西域新疆，另纂在甘肃之后。”[6]所以，在《大清一统志》里，称现在的新疆为“西域新疆”。但是，在更多的文献里称现在的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为西域。乾隆时期，编纂的该地方志即名为《钦定西域图志》，另外，还有椿园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等。甚至到1825年(道光五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仍然称新疆为西域，写有《西域置行省议》的名作。

“新疆”作为一个固定地名并正式成为一个省，是1884年(光绪十年)期间的事情。

1865年初，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新疆各族人民举行反清起义之机侵入新疆，并建立侵略政权。至1870年，阿古柏不仅完全控制了南疆地区，而且攻占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进而企图染指伊犁，占领整个新疆。为了

清代，通过屯田为重要手段对新疆进行开发和建设，不仅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巩固了祖国西北边防。所以道光皇帝说：“是屯田一事，实为安边、便民、足食、足兵之良法。”[16]这是清代新疆屯田的意义之所在，也是历朝历代新疆屯田的意义之所在。

五、“丝绸之路”与中外经济、贸易、文化交流

考古资料证明，在先秦时期，东、西方之间就存在着经济贸易交流。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及前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都曾发掘到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生产的丝绸。那时，中西商路可能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即从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或到达非洲，或到达希腊、罗马。张骞通使西域以后，进一步拓展了中西陆路交通，一条东起长安，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进而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中西交通通道正式建立起来了。由于当时在这条交通通道上输出的物品中，数量最多、最受人欢迎的是丝织品，所以欧洲的学者首先把它称之为“丝绸之路”。

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主要分南、北两道，敦煌或者阳关是两道东面的起点。南道从阳关西行，取道鄯善(今若羌一带)，沿车尔臣河古代河岸西行抵且末，经精绝(今民丰县尼雅遗址)、扜弥(今策勒县东北)、于阗(今和田市附近)、皮山(今皮山县一带)，至莎车(今莎车县)。再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则出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另外，南道自莎车向南，经罽宾(今克什米尔)，还可到达身毒(今印度)。北道出敦煌西行，经横坑，绕过三龙沙(今疏勒河西端沙漠)，先至楼兰故城，折向北行到达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交河故城)，然后经焉耆，到达龟兹(今库车县);或从楼兰直接西行，沿塔里木河故道，到达龟兹，再经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县境内)，至疏勒(今喀什)。继而西北行，翻越葱岭，则出大宛、康居(今锡尔河以北地区)、奄蔡(今里海以北地区)。西汉末年，又开辟了一条新道，即出敦煌以后，不经过三龙沙和白龙堆，直接向北，取道伊吾(今哈密)，越过博格达山，经车师后国(今吉木萨尔县附近)，然后沿天山北麓往西直达乌孙。这条道路为新北道，原来的北道称为中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开辟了一条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通道――青海道。青海道亦称“吐谷浑道”或“河南道”，它西与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的南道相联，东则出陇右，到达长安。进入唐朝时期，由于西域一统，交通无阻，天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三条丝路同时开通。北道自伊州、庭州至碎叶，中道自伊州、西州经焉耆、龟兹至疏勒，南道自至沙州至于阗，沿途守捉相望，驼铃不断。

目前，一些学者把“丝绸之路”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丝绸之路的兴起时期、发展时期、转变时期和衰落时期，这四个时期又表述为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及明清时期[17]。应该说，这种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张骞通使西域及其关于行程路线的报道，使丝绸之路全线开通并有了正式的记载，这也就成为丝绸之路最终形成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西域以及河西走廊、青海地区相对平稳，而丝绸之路另一枢纽地带的波斯地区，由于萨珊王朝(公元226-651年)的建立，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对丝绸之路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顶峰，唐朝、中亚诸国、萨珊王朝及雄踞于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构成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伙伴，使丝绸之路上的交往更加频繁。宋元时期，由于我国经济中心开始南移，特别是海上贸易有了重大发展，丝绸之路逐渐衰落。其间，虽然由于蒙元的统一而再次有过一度繁荣，但已不能与汉、唐时期相比了，亦不能和海上交通贸易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