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元代盐户的封建义务是十分沉重的。他们不仅要承担巨额的盐赋，而且要负担丁地税粮和科差。制盐本身已是一种繁重的役，统治者还要强迫他们担负杂泛差役。总之，元代盐户在当时较之其他诸色户所受压榨剥削，“尤为劳苦”[42]。

同样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上述封建义务主要是落在处于封建依附地位的贫穷的盐户头上的。富有的盐户向国家承担的义务具有不同的性质。通过前一节对盐户来源、法律地位以及本节对他们所承担的封建义务的分析，我们对贫苦盐户的社会身份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贫苦盐户是被强制束缚在基本生产资料上的，他们的人身是不自由的，他们的生产是在“直接的监督和强制下进行”的;他们向封建国家承担的最主要的封建义务是提供劳动力，亦即表现为劳役地租。这些征象必然使我们得出结论：元代贫苦盐户的身份，大体和农奴相近[43]。

(四)盐户内部的阶级关系

在分析盐户与封建国家之间关系时，还必须注意盐户内部的阶级关系。

盐户中贫富差异极大，在官方文献中即有“富上灶户”与“贫苦灶户”之分[44]。最富者如松江下砂场瞿氏，“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浙西有田之家，无出其右者”[45]。温州永嘉有亭户侵占官民田即达“数千亩有奇”[46]。这些富上盐户不仅拥有很大的资产，而且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如松江瞿霆发官至两浙运使[47]，淮东拼茶场缪思恭官至总管[48]。在地方上，他们有的“积为民患，以贿结权势。前后场官少忤之，辄遭反噬”[49]。有的还“恒持州县短长”[50]。

富上盐户也要向国家缴纳额盐，但是他们自己并不从事劳动，而是雇佣若干贫苦的盐丁，为自己从事制盐。例如浙东海宁黄湾马氏，便是“世业鬻海，借群卤丁以事淋熬”的[51]。这种雇佣关系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制约下的雇佣关系。在这种雇佣关系下，那些贫苦的盐丁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地位，遭受着富户的残酷剥削。封建国家也承认这种“富者出财，贫者佣力”的办法的合法性[52]。可以看出，富户所缴纳的额盐，其性质是与贫户的额盐不同的。后者具有劳役地租性质，前者则是地租的再分配。

封建国家还利用这些富户来控制、管理一般贫穷盐户。每“灶”都有“主户”，当盐户“煎盐了毕”，便由“主户”斛收入仓，“工本”也由他们经手发给[53]。元代的这种主户显然就是南宋的“上户”，也就是富户[54]。富户往往利用这种地位，通过包领和发散“工本”的机会，从中克扣，对贫户进行剥削[55]。

总之，富上盐户享有种种特权，属于封建剥削阶级。他们所处的地位与贫户是完全不同的。

二 元代盐的运销

元政府垄断盐的生产，每年都掌握有数以百万引计的盐.如此大数额的盐，除了极少一部分用于供皇室、军队、工匠食用之外，绝大部分都用来投入流通过程，换取货币，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元代盐的流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商人经手销售，即通常所说的“商运商销”方式;另一种则是由国家直接销售，即“官运官销”方式。

下面我们分别对两种不同的销盐方式作一些说明。

(一)商运商销

“商运商销”方式即由商人向国家买盐，然后将盐运到各地发售。在这种方式下，盐的流通表现为如下关系：

国家(盐的所有者)——商人——广大群众(消费者)

这种关系包括两个环节：一、商人向国家买盐;二、商人将盐运至各地，卖给消费者。

“商运商销”方式包括两种具体形式，一是“行盐”法，一是“市籴”法。“行盐”法和“市籴”法在后一个环节是没有差别的，所不同的是前一个环节，即商人向国家买盐，有两种不同的办法。

“行盐”法的基本程序是商人向各盐司(或户部[56])纳钱，换取盐引，凭引到盐场(或仓、埚)支盐[57]，然后将盐运到各地销售。

“市籴”法也叫“入中”法。它的基本程序是，商旅向国家指定的地点纳粮，由国家按照所纳粮数，折合成盐引，发给商人。商人再凭引到各盐场(仓)支盐，销售各地。可以看出，它与“行盐”法不同的地方在于：(甲)所纳之物不是钱，而是粮食;(乙)所纳之地不是各盐司，而是国家另外指定的地点[58]。

“市籴”法在三种不同情况下施行过。元初，元、宋长期交战，元政府需要大量粮食，以供军需，因而便在河南[59]、关中[60]、四川[61]等地，募民入粟，给以盐引。这种办法曾使“钱粟充栋于军中”，对于保证元对南宋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第一种情况。全国统一以后，西北诸王屡兴叛乱，元朝不得不在和林一带屯驻重兵。当时每年需八十万斛粮食，然后“屯戍将士才免饥色”[62]。而“岭北地寒，不任穑事”[63]，这样巨额的粮食主要须由内地运往。由于道

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夜永声语冷，幽咽向古木。天明空启门，僵尸挂荒屋。[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