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 南京、中都、江北直隶 山东、北直隶 遮洋总 杉木，楠木 杂木 松木 底船全 沉水拆造 无底船 株木、杂木 松木 杉木 株木、杂木 松木

造价 120 120.8 127.33 141.46 96.71 74.63 88 93 97 93 83 103 90.5 73.91

底船抵银 20 20 不准银 28 21.5 不准银 — — — 10 30 27 25 25

其余来源 军办35，官给65 军办32.8，官给50 军办65.6，官给61.73 军三民七 民出73，余运军自备 军三民七 军三民七

每船造价除底船外，以十分为率，民出七分，购买主要部分底板和栈板，称为民七大料银;运军自办三分，购买其它材料和提供工匠工食，称为军三小料，通称军三民七料银。它先实行于造于原卫所的江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漕船，现在所见最早记载是成化十一年(1475)令“苏州、太仓、镇江三卫并守御嘉兴中左千户所浅船计五百一十三只，宜仍旧例军三民七出备工料造之”[81]，既云“旧例”，必形成于成化十一年前，可能回原卫自造时已开始了。至于造于提举司的漕船船价分为官给与军办两部分，官给逐步增至65两，军办减为35两，正德十四年(1519)才题准“运船料价以十分为率，军办三分，民办七分”[82]。虽说如此，仍是官给、民办两部分，数额也没有变化。从上表可见，即使造于原卫所的浅船价银也不完全是军三民七。军三民七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另外，船上什物银不包括在军三民七料银内，有其它来源。

清江船厂民七料银由芜湖、杭州、荆州三抽分厂税银，清江提举司抽分厂税银及各地人匠银三部分组成。芜、杭、荆三抽分厂设于成化七年(1571)，初征木材本色，成化十五年(1579)起全改折银。弘治十四年(1501)荆州税银8 000两改于芜湖取用[83]。清江厂所取杭、芜两抽分厂造船税银历年增加，最后规定杭州厂14 400两(内原卫河提举司1 200两)，芜湖厂18 770两(内原卫河提举司4 230两)，共33 170两，称为杭芜岁办。清江抽分厂属清江提举司，“税无定额，每岁以货之多寡为舒缩”[84]，据万历后期清江提举司主事周一龙估计每年约11 500余两[85]，全部作为造船之用。人匠银是清江、卫河二厂原设匠役纳银而来，成化十八年(1482)漕运总兵陈锐因人匠多不到厂，奏准“各司府今后不必解送人匠，令其照名出办银两，每年印封解送二提举司如数给军，雇人造船”[86]，但后来雇人出于军三小料银，人匠银成为民七大料银的一部分[87]。清江厂有苏州、淮安、扬州三府人匠3 206名，岁办银3 030两;卫河厂有山东、河南、南直隶人匠2184名，办1965.6 两，另有住坐匠134名，办241.2两，共办2 206.8两，二厂人匠银共5 236.8两。但万历前期仓场总督汪宗伊又说卫河厂人匠银为4 190.4两，二厂共7 220.4两[88]，万历后期周一龙一说共5 236.8两，一说共7 236.8两[89]，究竟如何，已难稽考。

清江船厂的军三小料银包括运军自办和减存料银。嘉靖时《漕船志》记载军余办料，南京卫分687名，每名办4两，共2 748两;直隶卫所1 644名，各办不等，共4 659两;中都卫所534名，各办不等，共1 968两;山东卫所162名，各办不等，共313.5两，总共办料军余3 017名，每年办9 688.5两。另外遮洋总没有办料军余，以减存料银充造船之需[90]。军余办料都是“递年扣除各军月粮，俱类解漕运衙门，发淮安府寄库，听候各厂造船领用”[91]。南京卫分办料军余嘉靖五年(1526)改为运粮，所办料银在南京法司赃罚银内抵补，但因数量不足，累年拖欠，二十年(1541)奏准，从嘉靖十九年(1540)起每年于南京兵部缺官柴薪银内支1 000两，户部盐引纸价余银内支1 748两，由漕运总督差官领取，作造船之用[92]。但万历二十年(1592)南京兵部尚书舒应龙奏准，该年起从南京户部盐引纸价内支1 000两暂代南京兵部柴薪银之数，此后“暂借不已，遂相沿为例”，从万历二十年到崇桢四年(1631)，除天启七年至崇桢二年(1627—1629)外，一直由南户部代解，共银37 000两，崇桢六年(1633)正月工部尚书周士朴才奏准“敕下南兵部自行奏明，认解于何年始”，同时奏准南户部应解盐引银月两淮运司径解漕库，不必转输[93]。这时离明灭亡已不远了。

减存料银在嘉靖间席书编、朱家相增修的《漕船志》中仅列因灾减存一种，实际上还有定额减存一种，如成化时御史谢文说：“近每成一名或每船十只减留一只”办料[94]，万历时归德卫船38只中有1只减存[95]，但定额减存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嘉靖时减存运军每名办银2.4两，“近例俱将各军月粮扣抵”，中都、南北直隶、山东各卫所减存料银“原无定数，惟以歇役运军多寡为盈缩”，南京卫分因歇役者少，于江浙纲运过江脚米银内每年扣银4 606两抵补[96]。

军三小料银有不同的记载。万历初仓场总督汪宗伊说：军办9 375两，遮洋总扣粮抵料银2 588.2两，共11 963.2两，万历八年(1580)减存军料银扣月粮料银24 782.78两，行粮料银18 262.5两，共43 045.28两[97]。 万历后期清江分司主事周一龙则说军三小料银共24 238.01两，内军办18 069.51两，减存6 168.5两[98]。与《漕船志》的记载都不同。三者都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各是一时的记载?但减存料银中有一部分是因灾减存，原无定数，周一龙将它说成定额，又难以解释。周一龙还说清江厂军三民七料银共47 000两有奇。

造于各卫所的浙江、江西、湖广、江南直隶漕船军三民七料银来源与清江船厂不同。民七大料直接征之民间，是赋税的一部分。如南直隶武进县额赋中有“镇江卫浅#料银”一项，徽州府课程岁费中也有运船料价[99]，浙江平湖县每年坐办银中有“浅船料银叁百玖拾两有奇”[100]，浙江民七大料银共31 300余两[101]，由府县每年派征解布政司。军三小料银则是扣除运军月粮出办。正德十五年(1520)漕运总督臧凤奏准：浙江总于“杭州前等十二卫所空闲军余内选出其殷实者，亦照运军事例每名出办银二两四钱，扣计卫所五年一次该造船只多寡合用银数，明白委官收受”[102]，嘉靖二年(1523)又统一规定“湖广、江、浙及江南直隶卫所军办#料银只江北五总事列[?例]，行各该卫所摘选军余辨[?办]纳，免扣运军月粮”[103]。但实际上以后仍是扣运军月粮充作军三小料银。嘉靖八年(1529)漕运总督唐龙说湖广都司“军料仍派前一十一卫所，各扣运军月粮抵数”[104];“江西额造浅船料价例于该卫所军士月粮扣给”，嘉靖二十九年(1550)后改“以过江过湖余银抵造，庶不衍期”[105];万历前期浙江巡抚温纯说：“军三银系减存运军月粮内扣抵”[106]。运军办纳军三小料银的数额，据嘉靖二十年(1541)漕运总督周金说：“江、浙、湖广等总漕运卫所减存运军不分正余月支粮一石，岁办料银二两四钱”[107]。

军三民七料银必须按期征解。弘治八年(1495)规定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直隶“造船卫所差人赍文，限十月以里到各该衙门支领。如过期不到，漕运衙门查提领料人员究问，出料官司限十一月以里支给，……如料银征解不敷，司府量查在官银两照数借支，仍立文案待后补还;若过十一月终不给料价，就将经该误事官员住俸;年终不给，听漕运衙门参行各该巡抚官提门。”[108]嘉靖八年(1529)重新规定：“通行各该巡按严督各该司府州县卫所，各将年例军民料银预为派征，务在上年九月以里给发;若征收未完者，将贮库别项官银借给，候完补还;如十二月终不完给者，府州县卫所收料官住俸;正月终不完者，府州县卫所各掌印官住俸，收料官仍革去冠带，首领官吏提解漕运衙门问罪;四月终不完给者，都、布二司并府州县卫所各掌印官并催料官、收料官一体参究提问，府州县卫所官降级，文职送吏部别用，军职发回原卫带俸差操。中间若有侵那等项情弊，从重究问”，二十四年(1545)又将给料提前到八月给发[109]。

漕船造价内还有底船折银20两上下，也应于八月内到厂[110]。按规定，底船不准拆卖，损坏船只必须由所在官司出给印信执照方准变卖，价银仍送船厂造船[111]。如底船残缺，以十分为率，每分追银二两买补。由于底船银板常常不完，隆庆六年(1572)漕运总督王宗沐题准，以后每分底船借给银二两，于漕库收贮各卫减存、军办料银内支给，二年内在随船各军月料内扣还[112]。因事故无底船的，需经所在官司证明，“方准行卫告给帮贴银两”补造[113]。但底船也有改作他用的，万历三十年(1062)堵塞蒙墙寺黄河决口，将“粮船回南过淮时查该拆卸者留用，在厂者令各处船夫驾至淮上收管，约有千只”，装沙沉河，以堵决口[114]，通州剥船也有一部分“原系每年买大号粮船改造”[115]。

船料经常被拖欠、侵欺、挪借，这些情况可说是无时不有，“庸流武弁侵克自肥，有司奉文等为故事。或有积逋满案，漫不经心，已经在官那移未解。岁复一岁，拖欠愈多。 ”[116]万历七年(1579)漕运总督江一麟、总兵汤世隆奏称：“杭、芜二厂并各省直等所解料匠欠有一十六万二千余两”，无法追征，只得“将远年拖欠者尽数豁免，近年者带征二分，见年者全解济用”[117]。杭芜抽分经常被权要侵占，太监取用。权要经常用贷银给运军，而“请拨关税船料以取偿”的方式谋取厚利[118]，如正德十一年(1516)九江等卫运军黄楚等奏称修船月粮欠缺，要求借九江、芜湖钞关银接济，户部尚书石#议将拖欠及应支月粮发给，但“得旨，特以芜湖抽分粮料银给各卫官军造船之用”，当时《实录》史臣即指出：“盖权要有罔利于漕运而急于取偿者，故假军困苦为名，实夺国赋纳之私室而已。”[119]至于太监监榷芜、杭抽分，支取木材银两之事正德朝屡见不鲜，世宗登极诏中曾令革除，太监取回。而嘉靖四年(1525)御用太监黄锦以造龙床及御用器物材料不足，要于芜湖厂支用，虽有工部执奏，但“上竟从锦所请云”[120]。嘉靖八年(1529)芜湖抽分银被挪用于修造世宗父亲献王的显陵，“致积欠漕船料银数多”[121]。船匠银也因匠役逃亡，“各府州县清匠官不行用心清理，至有潜通贿赂而卖公放私，侵克匠银而取盈私橐”[122]，嘉靖十四年至二十一年清江人匠银共24 240两，积欠23 471.5两，三年至二十一年原卫河人匠银共41 929.2两，积欠33 635两有奇[123]，可见积欠之巨。从民间直接征收的民七大料也同样被拖欠侵欺。至于各卫所征收的军三小料银，“多系掌印官径自委官征收，或潜通贿赂，或私厚亲旧，往往不得其人，加收火耗，任意化费，中间亦有通同侵欺情弊，违限一二年不行完解，间有解到者不及额数三分之一，或假称灾伤，捏作拖欠，奸弊百出，漫无稽考。”[124] 征到的船料银也常因公挪借，如借作治河工费等，原备造船的减存银“后将解部济边，以致修葺无资”[125]。底船盗卖不到厂者也累见不鲜，前文已有提到，此不赘。到厂过期更属司空见惯，嘉靖前期漕运总督马卿说：“近年各卫旗军专以缺木藉口，故意在途迁延，或至年终及过年二三月方才赴厂，以致成造不前，有误装运。”[126]料银拖欠、底船不到厂给漕运带来了严重弊病，马卿曾指出：“近年军民料价多不依时派征，延至次年二三月或四五月始得给领打造，又须五十余日乃完，是未装运之时而过淮到京之限已违。甚有六七月间尚不给领者，……负累旗军，或揭借债负，或鬻儿变产赔造，甚至弃粮逃避”，运粮官员无计可施，只得洒派搭运，雇用民船[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