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的努力的产物”。[15]盛宣怀和袁世凯的作为为这个论断提供了新的例证。此外，在厘金的盘剥下，清末的民间工商业仍能以较高速度增长，贿买有关官员，从而减轻了盘剥程度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外国商人和李鸿章等人曾出巨资安装发电设备供宫内照明，铺铁轨开小火车给慈禧等人玩耍。这类礼物让此辈开了眼界，对有关事业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

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

晚清官员贪泉泛滥最根本的原因在专制制度本身。?

当上司可以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特别是大小官员和士绅的荣辱乃至生死都取决于皇帝和慈禧那样的“圣母皇太后”的时候，各种对这些统治者及其周边人物表示忠诚的行动是绝对无法遏制的。物质上的送礼进贡(各种行贿受贿活动)不过是显示忠心的方式之一。?

慈禧搜刮了不少私产，这是她生前已广为人知的传闻。甲午战争期间，张骞给翁同龢的密信就谈到：“外间传闻禧圣尚有储款二千万，若果有之，似亦可请。”[16]梦想请她将私囊拨充军费。尽管目前无法确切计算她搜刮了多少，但可以确定她通过种种途径确实收受了不少财物。不妨看一个小例子：“世中堂(世续)于正贡之外加贡，颇得慈欢……写了一万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以万乘而重万两，殊出意外。”[17]在专制制度下，“正贡”是必须遵守的制度。1894年(甲午)正值慈禧60大寿，臣子们为讨好这位专制君主煞费苦心，在他们心目中强敌入侵、山河破碎不及讨主子欢心来得重要。“加贡”却要察颜观色，更见机心。慈禧收受世续的万两银子表明她细大不捐，而“颇得慈欢”的世续不久就擢升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了。

同时，在这样的制度下，不但主子受贿，专制统治者身边的近臣和奴才也要按惯例分润。如果不给他们约一成的手续费，贡品是不可能顺利送达主子的。

此外，在这样的制度下，各级官员都是他们管辖范围的专制统治者。对上要层层供奉(冰炭敬等)，权力所达之处则任意动用公帑。贡品固然用公帑，私人送礼行贿亦不例外。为了巴结慈禧之下最有权势的人物——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将这位亲王一家的一切费用全都包下，用的就是北洋的公帑。[18]就是以清廉自诩的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进贡和给有关官员送礼，用的也是公款。?

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但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夥。

……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19]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手中，当他们本身不乾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

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宣告专制政权依靠自我监察力量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只有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强大的权力制约体系，才能净化政府机构——这是研究晚清贪污留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

归根到底是官本位社会的毒瘤

贪污无非是公众权力的私有化，在社会中寻求不当租金。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愿或被迫交租?答案应该从社会结构中去寻找。

中国的王权是绝对的，代表王权在各地行使权力的官吏的权力也处在绝对强势的地位。他们是民众的主人和管理者。与此相适应的是政教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君主和各级官员体现的行政权利统治天下，“君师合一”，管治和教化百姓。与西方不同，没有可以同君主和官员抗衡的教会系统，也没有足以制约王权的领主及城市与乡村自治。加上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全国形成了完整的宗法系统，相应地精心打造了思想道德控制体系，几千年间，基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宗法体制稳定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