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官通常用重贿。大臣保举是升官的重要途径，其中有些就是用重金求得的。例如，聂缉规被任命为上海道，是曾国荃保举的。聂是曾国藩的女婿，曾国荃对侄女婿应该主动照顾吧?“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7]早就在洋务企业和官场中充当要角的盛宣怀，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谋求高升为尚书，在巴结皇族政要上不惜花费巨资。他的遗档留下了众多难得的确凿记录。他的心腹向他报告，虽然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其子载涛、载洵)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略费数文，转瞬仍可取回。”稍后，载洵果然上钩，主动向他索要四五万元。[8]他梦昧以求的尚书自然也没有落空。?

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

晚清官员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特别是政府制度。

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仍是中世纪的宗法制农业社会。这类社会的分工相对地说比较简单，人们上升的资源基本上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被视为出身“正途”的科举直到1905年才废除。由于传统的巨大影响，即使在工商或其他领域事业有成的人士，也以得到官衔作为正式进入上层社会的标志。现代工商企业的发展是这类社会赖以蜕变的基础。可是，它当时还在襁褓之中。不但官办企业处处依赖政府，就是民间企业，在1901年实行新政以前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离开官府往往寸步难行。于是，垄断资源的官府便成了贪污滋长的温床。?

制度的缺陷更集中地体现在政府机构的运作上。清帝国各级衙门的运作有繁多的法例和惯例，并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 礼仪繁多。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与此相适应，历代都把烦琐的礼仪视作安邦治国的大事，清代衙门的运作规则中很大一部分也属这一类。官僚们互相动用公帑请客、送礼、看戏……此类费用都是合乎“礼”的大开支。例如，1842年初原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途经漳州回广东家乡。“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搬运搜刮来的物资等历时十多天“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招待费用全由当地官府负担，“实用去一万余金”。当地财政困难，只好虚报乡勇一千二百名的粮饷去填补。[9]已革官员过境尚且如此，在位者过往更可想而知。且这些交往通常都要馈赠厚礼，而诸如此类变相行贿受贿的公务是官场司空见惯的。?

第二，制度不严密，甚至有重大的缺陷。

以财政收支来说，直到灭亡前一年，清政府才试行编制预算。政府的收支虽不能说没有法例可依，但有许多可以上下其手的漏洞;于是，送礼和纳费(给有关官员私分的费用)便成了弥缝补苴所必需。

有清一代，军费一直是最大宗的支出。平常年份，供养80多万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费用已约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70%，战时支出更加惊人。军费报销便成了贪污的渊薮。咸同之际，福建不是主要战场，但“军需款目，至一千数百万之外，部费即须十余万”。这为数不菲的部费固然是户部官员的美食，那一千多万支出也有颇多早已纳入地方官吏私囊。仅一位署理知州“开销募勇防堵数万，闻当日只雇勇一二百人”。[x]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也曾为军费报销中的“部费”困扰。镇历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军费报销时，户部书吏索价四十余万，他们仅愿出八万。最后他们上奏慈禧，得到“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的朱批而不必交户部再核议，才按八万两的低价了结此桩公案。[11]这些都是没有建立严谨的财务和报销制度的恶果。?

这类制度缺陷更突出地表现在税收上。清帝国以“永不加赋”自诩，但各种附加往往超过正赋;加上官绅勾结，重负转嫁给贫户，与“依率计征”背道而驰。厘金制度建立后，情况更加混乱。从厘卡的设立到厘捐的高低都无严格的标准，而洋货则可以免厘。这就为官商双方行贿受贿留下广阔的空间。?

第三， 薪俸制度不合理。

光绪元年奉天将军上奏：“奉省贿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论，出于贪墨者犹少，迫于穷困者实多。”如将军养廉原定二千两，因财政困难，层层扣减，“实数不过二百余金矣，借此从公，万难敷衍，不得已设为名目，取给下僚，陋规相沿，实一大弊”[12]这一情况各地皆然。而陋规一旦成为定例官吏可以从中渔利，要革除陋俗，建立健全的财政和薪俸制度便困难重重了。?

改革中的无序状态?

在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中，晚清社会已在一些方面起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洋务运动特别是最后十年的新政中清政府在军事、经济、法律和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深远影响的改革。但这些改革的某种无序状态又带来新的贪污。?

先看一个实例：1908年，在筹备立宪声中，盛宣怀与有关人士合谋给皇室送乾股，作为日后用途。盛氏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前所面奏‘内府公股’一节，力筹厂矿以公济公之款，居然得有一百廿六万两。既难提出现款，莫如改作公股，并拟将自己创始股份十万两凑入报效，计可合约二百万元。虽于公家无足重轻，而华商公司可入公股，藉开风气，实于农工商大有裨益。惟‘皇室经费’名目，确是立宪以后之事，目下未便处落边际，故只说‘内府公股’而已。”[13]这件事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朝廷和地方官员确实在为立宪作“预备”。二是他巴结最高领导者那些款项的来源大都是公款，实际是化公为私，但也不惜拿出一大笔已落入私囊的钱财。三是做这类事也没有忘记找个冠冕堂皇的藉口如“于农工商大有裨益”之类。人们猜测，由于当时法制不健全，不少官员都收受“乾股”，但笔者尚未看到其他确凿的史料，只好存疑。?

甚至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贿赂也成了工具之一。摄政王之孙(载涛的儿子)写道：“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劻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因嫌分给他们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原文如此——引者)和总管张兰德(即小德张)每人报效了三百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14]这六百万两白银成了清帝国与民国更替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