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老的有关论述，主要见于《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一文。唐老把两汉划分为前后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两个时期，概括了两个时期“调”的不同特点，尤其对于东汉时期，他着重讨论了“调”与赀产(家庭财产)的关系，及其与算赋、口钱的此消彼长的过程，这对于了解曹魏户调制的建立十分重要。

尽管如此，无庸讳言，唐老的研究仍有疏略之处。诚然，汉代存在根据赀产征收“调”的史实，唐老已有详细考证，在此无需赘述，但是，除了根据赀产征“调”而外，汉代还有其他征收方式，例如《汉书·王莽传下》天凤四年：“又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这里的“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是根据奴婢的数量向奴婢的主人征收的，肯定不是通常的算赋和口赋。“调”在此处用作动词，可理解为征收、敛取。那么，这个用作动词的“调”与作为赋税名称的“调”是什么关系呢?

正如唐老所说，“调”在西汉时期主要为调发、调度之意，主要针对正税项目中的赋钱和田租，用以应付边费、军需等迫切需要。后来随着财政开支的不断增加，正常的赋税收入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于是调发的对象不断扩大，进而调发盐铁钱，以致于更随时随地调发人民的财产。(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64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调”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成为苛捐杂税的一个名目。这一变化大概发生在西汉后期，上述王莽“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就是一个显例，“调”在这里表示正常赋税以外的一种聚敛行为。

在汉代史料中，我们发现，“税”和“算”等字有时也既用作动词，又表示赋税。例如，《汉书·武帝纪》太初四年“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其中的“税”，既用作动词，同时又指关税;《汉书·武帝纪》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元狩四年“初算缗钱”，其中的“算”，既用作动词，又表示营业税;而《汉书·贡禹传》“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中的“算”，则既用作动词，也指算赋。以此观之，两《汉书》中的“调”在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既有征收、敛取之意，又是赋税的名称。只是这个“调”并不特指哪一种赋税，而可能是除了正税以外许多苛捐杂税的通称。

到了东汉，“调”的这一用法越来越普遍，“租调”、“赋调”频繁出现于史籍，其苛捐杂税的性质也越来越明显。如《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

明年，南宫灾。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这段文字直接和间接提到的“调”有三种，这三种“调”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标准也各异，下面试做一具体分析。

首先，关于“亩税十钱”。据《后汉书·孝灵帝纪》载，灵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火灾，火半月乃灭”，“税天下田，亩十钱”。很显然，每亩征收十钱并不是通常的土地税，而是一种临时加征。关键在于这个“亩税十钱”在《后汉书》的有关记述中又与“调”有关：“时灵帝欲铸铜人，而国用不足，乃诏调民田，亩敛十钱。”(注：《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陆康》，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13页。)

同一事件，在同一部书中，前两条记载中称为“税”，在这里则用“调”。“调”的用法与前引王莽天凤四年“调奴婢”同，所不同者，一为针对奴婢，一为针对民田。

其次，关于“刺史、太守复增私调”。汉灵帝为了兴建宫室，不仅在原有赋税的基础上对民田每亩加征十钱，而且还向太原、河东、狄道等郡征调木材、文石等建筑材料，这无疑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与此同时，各级官府又层层盘剥，中饱私囊，这些额外负担最后也转嫁到平民百姓的头上。从上下文来看，刺史、太守所增的“私调”，自然要归这些官员私自享用;既然是在从中央到地方种种赋税之外的“复增”，必然要巧立名目。在这种情况下，其征收的名义、针对的对象以及征收的标准会有很大的随意性，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所谓“助军修宫钱”，是指刺史、二千石官员上任之前，以及茂才、孝廉被授予官职时，必须向朝廷缴纳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钱财数额的多少视官职的大小而定，而且可以到指定的部门“谐价”(即讨价还价)，其实就是卖官鬻爵。关于此事，《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用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魏书》曰：(刘)虞在幽州，清静俭约，以礼义化民。灵帝时，南宫灾，吏迁补州郡者，皆责助治宫钱，或一千万，或二千万，富者以私财辨，或发民钱以备之，贫而清慎者，无以充调，或至自杀。灵帝以虞清贫，特不使出钱。(注：《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裴松之注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1页。)

在这里，“调”是用来表示“助治宫钱”的，是皇帝向即将上任的官员征收的，其征收标准是根据官职的大小而确定的，显然与赀产(家庭财产)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富有四海”的皇帝在政权即将崩溃时上演的一出荒唐闹剧，其搜刮对象已经不限于普通百姓，而是扩大到了他的“股肱”和“爪牙”。

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与“调”有关的赋税资料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调”，既有根据赀产征收的，也有根据奴婢人口、根据田亩数量征收的，甚至还有作为卖官鬻爵的价码、根据官职大小向即将上任的官员征收的，不论所针对的对象，还是所征收的标准，都各不相同，而且“调”的征收并不限于实物，也有货币。尽管存在着这么多的不同，但是有一点可能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以“调”的名义征收的，都不是通常所说的“正税”，而是各级官府巧立名目聚敛钱财的“杂税”，是在各种合法外衣掩盖下的豪夺。

如果这些苛捐杂税全部或其中的大部分都按户或根据赀产来征收，那么“调”的主要承担者应该是官僚和地主，可是事实上制定各项政策搜刮百姓的恰恰就是他们——这些官僚地主何苦推出不利于自己的搜刮措施，然后再想方设法将其一部分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这恐怕不太符合情理。对于大小官员的贪婪苛酷，当时的有识之士不断提出批评，指斥“农人急于务而苛吏夺其时，赋发充常调而贪吏割其财”是“巨患”(注：《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韦彪》，第918页。)，并痛陈“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好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的严重危害(注：《后汉书·宦者列传·吕强》，第2532页。)。这里的“割其财”与“因其利”表明，当时很多“调”都是采用搭便车的方式，在“正税”的掩盖下，由各级官府层层加码，最终落到普通百姓头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按户或根据财产征“调”充其量也不过是诸多赋敛手段中的一种而已。

三、孙吴的“调”

三国初期的曹操，在翦除袁绍割据势力之后，便针对东汉以来赋税繁重这一弊政，颁布了新的政策，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第26页。)。尽管从形式上，曹魏的户调制借鉴了汉代按户征收财物的作法，但二者在实质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曹魏结束了东汉以来赋税过滥过重的局面，减化了赋税制度，并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东汉种类繁多的“调”则给百姓带来无尽的苦难。即使东汉存在按户或根据财产征收财物的作法，这种作法也不过是众多横征暴敛方式的一种，与曹魏的户调制不可同日而语。

与曹魏不同，蜀汉和孙吴两个割据政权都曾以光复汉室为号召，因此对汉制多所保留。然而，他们对汉制中存在的弊端触及的力度也相对较小，类似曹魏的租税改革，在有关蜀汉和孙吴的史料中都不见记载。从传世文献以及走马楼简牍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孙吴的赋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了东汉以来的作法，其繁重程度与东汉相比，并不逊色。

《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有这样一条资料：“近自海@①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

唐老认为，自汉代以来，除了田租以外的税目就是算赋、口钱、更赋。这里的“租”是指田租，而“布”则是口钱、算赋、更赋等的折纳物，同时也是这些赋税项目的简称。(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64-65页。)

根据走马楼吴简，唐老把“布”理解为口钱、算赋、更赋的折纳物，恐怕证据不足。在嘉禾吏民田家@②中，土地租税以米、布、钱三种形式缴纳，并且可以按照当时的价格以布代钱或以布代米缴纳，例如：(注：《走马楼长沙吴简·嘉禾吏民田家@②》，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引文末括号内数字为简牍编号。)

下伍丘男子勇羊，田十二町，几廿四亩。其十九亩，皆二年常限。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其五亩余力田。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凡为布一丈五尺八寸四分，四年十月十五日付库吏有。亩收钱卅七，为钱九百廿七，四年十一月五日付库吏潘有。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经用曹史赵野、张惕、陈通校。(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