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农民军于三月十九日打进北京后，明朝文武官员纷纷归降，李自成确也基本收留，变明朝官员为“大顺”政府官员。对于地处抵御满清前线边关重镇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李自成更是刻意要收降。三月二十六日，他派已与吴三桂交情甚厚的明朝降将唐通，携白银四万两、封吴为“侯”的任命书及吴父写的劝降信，亲往山海关，向吴三桂游说。对明朝大势已没有了信心的吴三桂，很快接受了归降李自成的劝说，率部投向了“大顺”新朝。吴三桂正式宣佈归降李自成后，于三月底，将山海关防务交唐通接手，自已则率军向北京开发，以晋京拜谒新君李自成。

不料，四月初，当吴军进到接近北京的玉田县沙河驿时，遇到了从北京城逃出来的吴家家人，从中得知长住京城的老父被囚、全家被软禁、爱妾陈圆圆则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掳去等情况。对此，吴三桂气恼万分，当即翻脸，冲冠一怒，拍案而起，下令吴军停止进京，并以急行军速度，返回山海关，赶走唐通，并宣告坚决要与李自成为敌。

十天之内，吴三桂降而又叛，变化急速，使北京城的李自成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连忙派两名“巡抚”级官员使者前往山海关弄明情况，结果，吴三桂却将来使一人杀戳，一人割耳，留其命回京传话：“令李贼自送头来!”。这一来，搞得李自成大怒，于是，四月十三日，他率领二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向山海关进军。

吴三桂自知，自已的三万兵力，当然难以抵挡李自成的二十万大军(而且还有数十万大军后援)。事已至此，吴三桂便只能引狼入室请关外宿敌“相助”了。于是乎，天大的一个便宜好事，就落到了满清王朝的头上。本来，清军南下伐明或攻伐“大顺”，欲攻下山海关，是件不知需要死伤多少人马、还难定胜负之事，更不用说是否还有余力继续逐鹿中原、统一全中国了。但，是吴三桂，却轻易地将一切都改变了。

崇祯、李自成、吴三桂、满清，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争相斗，也都属正常。

只是，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于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件事上，他的一个举动，竟然就改变了历史!令人颇觉惊异。 这样的情况，不会多，但也绝非独一无二举世仅有。

例如，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从而促成了当时力量极为悬殊的国共双方再次合作(或曰国民党不再“围剿”共产党)、继而促成了终于全国一致对外抗日局面的张学良。

又如，在改变中国当代历史方向的1976年10月6 日抓捕“四人帮”行动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内总管”———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长、8341部队主官的汪东兴。

之三

或早一天，或迟一天，有时竟然也能决定历史天平的倾斜方向。

李自成率领二十万大军东征讨吴时，四月十三日从北京城出发，行军八天，到二十日晚才抵达山海关前。而他在山海关战败后，于二十二日夜败退时，只用四天时间，即二十六日便回到了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