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日本批判主义史学思潮的学术基础是建立在《尚书》研究之上的。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从某种说明书义上说是《尚书》研究的结果。所以，以后人们对白鸟史观有所褒贬，也就非得从《尚书》研究的入口进入25。

1921年3月，内藤湖南发表〈尚书稽疑〉一文，对《尚书》中的疑惑问题进行考证，对该书的成书、流传与发展史等诸问题开展讨论26。如果说，白鸟库吉指出中国上古史无据可查，但还没有建立甚么完整的理论，那么，内藤湖南的这篇文章则一方面支持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更重要者为白鸟库吉史观制作了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即所谓古史「加上理论」。

他在文章中说27：

最初，孔子及其门下以周的全盛为理想，由此产生以继承周统的鲁为王的思想;其次，因为尊孔子为圣王，而产生尊殷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像墨家，尽管其学派起于殷的末孙宋国，但因为他们把禹推崇为理想人物，所以尧舜的传说虽不是在孔子之前毫无存在，但祖述尧舜的思想，应该是为了与墨家竞争而产生的。其后，六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学派产生，这是《甫刑》中已值得怀疑，还包含了更可疑的尧舜之前的颛顼、黄帝等。《六艺》中比较晚起的《易》之《系辞传》，甚至上溯到伏羲。由此看来，《尚书》中的周书以前关于殷的诸篇离孔子及其门下的时代已甚远，而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不得不认为更是其后附加上去的。

他认为，中国古史人物的出现与古代学派竞争求胜的心理有关。如孔墨两家争胜，墨家推崇禹为理想人物，儒家则「祖述尧舜」。这样，历史上本来没有的人物就被创造了出来。事实是，时间愈后的学派，创造的历史人物愈古老，「其后，六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学派产生」，就是这个道理。「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不得不认为更是其后附加上去的」。他得出一个结论，愈是古老的历史都是后人「其后附加上去的」。他的理论由此被称为古代史的「加上理论」。

从这外「加上」理论的出发，内藤湖南支持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1922年2月，内藤湖南发表〈禹贡制作的时代〉设问：禹存在吗?即使有禹，当时有文字吗?即使当时有文字，当时文明水准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宏丽篇章吗?他论证，《禹贡》记载的内容与《尔雅》、《周礼》等书的内容相近，「《禹贡》是利用了战国末年最发达的地理学知识编撰而成的，虽然有时多少含有战国以前的材料，但其中大多数材料都不可能是战国以前的。」28

他断论，《禹贡》一书是记录大禹事迹的最权威的文本，现在证明《禹贡》一书原是战国以后的作品，那么大禹事迹也就成了一团疑云。

六　津田左右吉《〈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神代史的研究》的发表与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

二十世纪20年代，与内藤湖南同样活跃在史学领域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作为白鸟库吉的后继者，他做的工作更激进，思想旗帜也更鲜明，明确将工作目标设定为对「对日本神话历史虚伪性的批判」。他在白鸟库吉发表「尧舜禹抹杀论」(1909年)之后的第4年写有《神代史的新研究》(1913年)，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年)、《日本上古代史研究》(1930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年)诸篇，提出「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此为惊世之论，梭镖般地直击神道史观，震动日本朝野。

前面说过，日本神道史观表现在两部历史著作《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

津田证说《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所记历史皆非事实。他将日本古代史与中国、朝鲜文献记载作比对，寻找日本古史记载中的破绽，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与可信性。如桑原武夫所说，「把古代史上的种种矛盾揭发出来，从而说明一个一个『历史』是如何虚构与编造出来的。对于他来说，犹如发现了罪案的侦探，顽强的把犯人及犯罪揭露出来」。这里，「罪案」是一个方面，而将「犯罪动机」一概揭清，是津田史学的更大特色，其史学境界在白鸟史学的基础上大大提升了一步29。

津田左右吉发现，《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反映的日本古代史学，以应神天皇划界，之前之后大相异趣。之前说的是国家大事，而之后说的多是恋爱、游猎以及皇族争斗的个人故事。记录方式的不同，成为引发津田古史怀疑的一个契机。30

在津田看来，《古事记》、《日本书纪》记录的日本神代史与上古史，都是六世纪至七世纪时大和朝廷官硬「加上去」的杰作，是出于政治需要的编造。日本值五世纪之际，已大体完成统一事业，虽然一些地方武装还在反抗，但中央政府仅用怀柔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时候的日本已考虑将它的影响推进到朝鲜半岛31。

应对这样的政治状况，神化天皇，强调天皇的绝对权威演为至急，将最高统治者(天皇)拔高为神，成为必然的选择。比对中国，真正稳定统一国家出现于汉武帝时代，此时中央政府独尊儒术，强调「君权神授」，确立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中日两国用意一致。

津田左右吉在〈神代史的性质及其精神〉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神代史讲述著作为日本统治者皇室的历史由来，日神即皇祖神──是神代史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天皇的权威，既然天皇是神的传人，那么还有甚么力量可以对其神圣权力有所动摇?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天皇为神」，是一个历史的谎言!32除此外津田左右吉还发表〈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等，表达他一贯的批判主义思想，将影响辐射到所有人文领域中去。

津田史学反对日本神话史观以批判国家专制主义，其结果必然招致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应。

以蓑田胸喜为首的右翼集团「原理日本社」，在其机关杂志《原理日本》上，即以〈津田左右吉的大逆思想──神代史、上代史抹杀论的学术的批判〉为题，对津田左右吉思想作激烈抨击。

再则，津田左右吉被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起诉(被起诉还有出版者岩波茂雄)。1940年，以亵渎皇室的罪名，《〈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年)、《神代史的研究》(1924年)、《日本上代史研究》(1930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年)等书，遭「严禁处分」，过二年，被判刑，监禁三个月。33

津田左右吉的著作与思想给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继白鸟库吉之后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川端康成在〈海棠之花〉一文中说，大正时期的学生「能够有个自由的想法」，这和津田左右吉著作的出版有关，「津田左右吉博士的《神代史的研究》和《〈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成了学生们的必读之书」。

著名思想史学家松本三之介说：在他从事国家研究之前，学界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中野虎山的《国学三迁史》(明治30年)、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明治32年)、《国学史概论》(明治33年)、村冈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长》(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补改订)等34。如果说以上的研究还只是局限在资料建设方面，那么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则给他指示了新方向，即注目国学与国民思想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将国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开拓日本思想史学研究的新视角35。家永三郎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时也说，年轻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津田左右吉，从他对《记》、《纪》的批判中获益非浅，受到的思想冲击为笔墨所难以形容，「由此世界景色为此一变」36。

七　余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