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论值得商榷。因为“宾客”的身份、地位自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一直在不断变化。尽管总的趋势是身份降低、对世家大族和地主豪强的依附关系逐渐增强，到魏晋时期正式沦为世家大族的佃客和部曲。但在东汉时期，“宾客”大部分仍是自由的，还有一定的地位，仍是国家的编户。

《后汉书》卷五七《杜根传》载其父杜安：“少有志节，年十三人太学，号奇童。京师贵戚慕其名，或遗之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及后捕案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竟不离其患，时人贵之。”则此处的贵戚宾客，似多为杜安之类的士人。《后汉书》卷七。《孔融传》载孔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孔融所招待的宾客也是士人。又，《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井丹》载井丹“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后汉书》卷一四《北海靖王兴传》载刘兴之子敬王刘睦：“中兴初，禁网尚阔，而睦性谦恭好士，千里结交，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然性好读书，常为爱玩。”这里所指的宾客，也是士人。这些士人虽然成为一些王侯贵戚的宾客，但他们和主人的隶属关系并不强，来去自由，仍是独立的个体。

宾客又称“食客”。《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附子马防传》载马防兄弟贵盛：“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这些“食客”，攀附于权贵。既为座上客，则身份绝非依附民。同《传》又载：“帝不喜之，数加谴敕，所以禁谒甚备，由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马防兄弟权势稍损，宾客即离他们而去，说明这些宾客具有游客的性质，身份自由。

除了上述地位较高的士人宾客外，东汉确实出现了对大姓豪强依附关系较强的宾客。《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载马援：“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使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建武初年：“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居数月而无它职任。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这些宾客实际上就是马援的佃客。《水经注》卷二《河水》载：“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所谓“与田户中分以自给”，表明马援与这些宾客(田户)是一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并非人身依附关系。又，《后汉书·马援传》所言“因留畜牧，宾客多归附者”之语，则进一步说明这些宾客归附马援是自愿的，身份还是自由的，他们恐怕还是国家的编户。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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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18页;又《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400页。王育民：《东汉人口考》。另外，对于“宾客”的身份，有学者认为是奴隶的一种;有学者则认为“客”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者。有关论述，见傅筑夫、王毓瑚《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248页;薛英群《“客”非“奴”辨——对汉代农业辅助劳动者性质的分析》，《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② 唐长孺先生认为，明确记载宾客从事劳动仅见于马援一例，很难说这些宾客一定和土地有紧密联系，也难以明确其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程度究竟怎样。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另一个为史家所习引，用来说明宾客依附豪强的显著例子，是刘节庇护宾客之事。《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司马芝传》载：

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薄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薄为兵”。

以往论者多从刘节宾客“前后未尝给繇”出发，认为这些宾客没有正式的户籍，他们附属于主人的户籍之内，不再由政府管辖。但唐长孺先生认为，这时豪强荫客的权利尚未得到法律的承认，司马芝差刘节宾客“王同等为兵”，就是因为王同等人在本地户籍上有名;这些千余家宾客之所以多年来在刘节庇护下不服徭役，是凭借刘节的权势，而非法律允许。①唐先生所论颇具卓识。《司马芝传》“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一语，恐怕就是对东汉末年宾客依附豪强，而法律并不承认的一个注脚。也就是说，宾客虽依附豪强，但他们的户籍有相当一部分仍被国家所掌握。

又，《全后汉文》卷四六崔寔《政论》载东汉官吏俸禄薄：“夫百里长吏，荷诸侯之任，而食监门之禄。请举一隅，以率其余。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尽管东汉后期，宾客的地位下降，但这里既言给宾客庸钱，则客与奴的身份截然不同，宾客仍是国家的编户。

既然东汉宾客仍是国家的编户，为什么有学者认为宾客是豪强的依附民，不纳入国家的户籍管理。我想，他们主要是混淆了时代差异，把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时期宾客降为部曲、依附民的史实，当作东汉时期共有的现象。

查诸史实，东汉末年的宾客确实下降到“奴” “僮”的地位，变成主人的私有财产。《三国志》卷三八《蜀书·糜竺传》载：“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糜竺“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三国志》卷五五《吴书·甘宁传》注引《吴书》曰：“宁将僮客八百人就刘表。”

但宾客的私属地位一直到魏晋时期方被承认。魏晋时期颁布的复客、赐客制度，以及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颁布的户调式，就是对东汉末年以来世家、豪强荫客权力的一种法律认可。②但如果把这种对荫客权利的认可，当作东汉时期共有的事实，则未免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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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4页。

② 有关宾客身份卑微化和依附关系的变化，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1—39页;何兹全：《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

三、奴婢的户籍问题

奴婢是汉代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关于奴婢的户籍，虽有争论，但学者基本认为奴婢是不入户籍的，而是作为民户的家赀登记在财产薄上，是主人的财产。①考诸事实，的确如此。

1966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薄书”残碑，记载有20余户财产的情况，其中奴婢是当作财产之一被登记在财产薄上的。现抄录几户如下：

王岑田□□，直□□万五千;奴田、婢□、奴多、奴白、奴鼠，并五人……田顷五十亩，直卅万。何广周田八十亩，质……五千;奴□、□□、□生、婢小、奴生，并五人，直廿万，十一头，万五千。元始田八□□，质八万。故王汶田，顷九十亩，贾卅一万。故杨汉………奴立、奴□、□鼠，并五人，直廿万;牛一头，万五千;田二六十……田顷卅亩，□□□万; 中亭后楼， 贾四万。苏伯翔谒舍，贾十七万。张王田卅□亩，质三万;奴俾、婢意、婢最、奴宜、婢营、奴调、婢利，并……”②

这些奴婢被标明了价格，说明是和田地、牛、房舍一样，作为主人的财产而被登记的。当然，这些被当作财产的奴婢，不可能作为家庭成员而入主人的户籍的。

奴婢不入户籍，还可以从东汉初年刘秀释放奴婢为庶民的诏书里得到一些线索。《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诏：“王莽时吏人没人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七年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执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十二年诏：“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这些奴婢免为庶民后，身份变了，当然要著籍于郡县，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刘秀此举，既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取得平民的拥护，又可以增加国家的赋役人口。而后一点可能更重要。因此，笔者推测，刘秀颁布这些诏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奴婢不入户籍，从而影响了东汉初年的社会稳定和赋税收入，所以刘秀才有多次释放奴婢为庶人之举。

正因为奴婢不入户籍，被视为家庭财产的一部分，所以史书中屡有奴婢被当作财物赠送，或作为家庭的财产来分割的记载。

《太平御览》卷五○二注引谢沈《后汉书》载张奉：“太傅袁隗以女妻奉，送女奢丽，奴婢百人。”《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后复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厕之属，一无所受。”《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载朱晖：“后为郡吏，太守阮况尝欲市晖婢，晖不从。及况卒，晖乃厚赠送其家。”以上记载说明，奴婢经常被当作财物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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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傅举有：《从奴婢不入户籍谈到汉代的人口数》，《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杨作龙：《汉代奴婢户籍问题商榷》，《中国史研究》1985年笫2期;傅举有：《论汉代“民赀”的登记及有关问题——兼答杨作龙同志》，《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第212—217页。

② 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