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户等的划分并不意味着户籍上的差异。不管大家、中家或者小家，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都需要向国家纳税服役。如汉宣帝时，“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④，成帝鸿嘉四年，“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⑤。也就是说，不管是赀产百万以上的高赀富人，或是赀产不满三万的下户贫民，他们在身份上都是“民”，都是国家控制的编户，所不同者，唯财产的多少而已。

清楚了户等的划分与户籍的区别，再回到依附民的户籍问题上来。历来被史家用来说明东汉豪强地主占有大量依附民的史料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崔宜的《政论》：

上家累钜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士……故下户琦区，无所踌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织，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⑥

王育民先生认为这些“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的下户贫民，就是豪强地主田庄里的依附民，是豪强地主的荫户，是典型的农奴。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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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又《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页。文字稍异。

② 王育民：《东汉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③ 汉代户等划分的财产标准，各家认识上稍有差异。分见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第196—201页;孙筱《秦汉户籍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④ 《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9页。

⑤ 《汉书·成帝纪》，第318页。

⑥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26页。

⑦ 王育臣：《东汉人口考》。

此论值得商榷。仔细检阅崔寔原文，发现崔寔在这里所论的是上家富人役使下户贫民及下户贫民生活悲惨的情况;而且这种役使只是对下户贫民的“劳动”剥削，并不是人身的占有。所谓“故富者席余而日织，贫者蹑短而岁蹙”，揭示的是上家和下户的经济差异。这些下户贫民在灾荒年月，还可以“嫁妻卖子”，则进一步说明这些依附民仍有社会人身自由，绝非农奴。因此，这些下户贫民，虽然“奴事富人”，“历代为虏”，行为卑下，生活悲惨，但这种依附行为是基于经济利益关系上的，而非人身占有关系上的。这些下户的身份仍是国家编户。

又，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言：“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揭示的仍是编户中的豪富与下户贫民经济的差异而导致行为的依附。与崔寔所论，甚为相似。

被史家用来说明东汉豪强地主占有大量依附民的另一条史料，是仲长统的《昌言·理乱篇》：

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埤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荚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纯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从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斯下世人主一切愆也。①

以往学者，多据“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之言，认为东汉豪强地主势力大发展，豪强地主控制着大量的依附农民。这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准确，原因是缺乏对这条史料的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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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49页。

下面对这条史料作一分析：1.徒附的身份。李贤注：“徒，众也。附，亲也。”依李贤注，则徒附似为豪强的宗族宾客。即使徒附是豪强的宗族宾客，笔者仍倾向于认为徒附就是汉代户等中的下户贫民。2.徒附的户籍。据“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之语，明确表明依附民和豪强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所谓“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表明二者的区别主要是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即如崔寔《政论》中所言上家豪富与下户贫民的区别一样。3.这条史料的主旨和可信性。上面所引史料出自《昌言·理乱篇》，而《理乱篇》的中心思想是论王朝的兴迭、政权的变迁。这条史料围绕这一主旨，极力批判王朝末世是非颠倒、贤愚不分的黑暗现实。所谓“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都是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为了进一步揭露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乱世情况，便极力夸大这些“小人”、“好人”，也就是“豪人”的财富权势，并指出这种财富不是正当途径得来的，而是依靠智诈，巧取豪夺得来的。据此，笔者分析，这里所说的豪人“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云云，显然有故意夸大的成分。这种夸大，和“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等语一样，都是一种文学性的描述，有不实的成分。而且这种描述含有理想化的虚拟成分，“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一句，即是明证。对于这样的材料，我们不能理解得太实。4.这条史料所反映的时代。据《后汉书·仲长统传》：“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则仲长统生于公元180年，卒于公元220年，正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时代。因此这条史料所反映的“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情况，应是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一种反映。有的论著，根据这条史料，认为整个东汉时期豪强势力都很强大，依附民众多，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东汉前期在刘秀“度田”成功的基础上，豪强势力是得到了抑制的。①只是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败坏，才使豪强势力逐渐发展。

总之，这条史料是东汉末年豪强势力发展的一种反映，但明显有夸大成分。有学者据此史料，认为东汉时期隐漏人口很多，户口统计不真实，则是对这条材料时代性和真实性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东汉前期、中期户口统计基本上是真实的。②只是到了东汉的后期，即桓灵之际到曹丕代汉的50年间，因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的动荡，中央集权的衰落，才使大批下户贫民投奔到豪强地主的田庄里。仲长统《昌言》反映的应是这一时期的情况。

又，徐幹《中论·民数》载：“迨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于是奸心競生，伪端并作矣。”③则明言“户口漏于国版”，是“乱君之为政也”的结果。徐幹所言的时代也是东汉末年。这时王室大坏、割据纷起，户口隐漏严重。这再次提示我们，东汉户口隐漏是有时代性的，并非整个东汉时期都是如此。

从以上两条史料的分析看，东汉的依附民应为汉代户等中的下户贫民，他们尽管在经济上依附于大家豪族，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民”，是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依附民的增多，应是东汉末年的情况，并非整个东汉时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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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统观点认为刘秀“度田”失败了。但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刘秀“度田”没有失败，而是成功了。分见：孟素卿《谈谈东汉初年的度田骚动》，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曹金华《试论刘秀“度田”》， 《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曹金华《有关刘秀“度田”中民变事件的镇压方式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臧知非《刘秀“度田”新探》，《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笫：期;曹金华《刘秀“度田”史实考论》，《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② 袁延胜：《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南都学坛》2003年第2期。

③ 徐湘霖：《中论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98—299页。

二、宾客的户籍问题

关于“宾客”的户籍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豪强地主的依附民，没有列入政府的户籍统计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