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农耕区的北界南移，比较《汉书·地理志下》与《续汉书·郡国志五》记录的北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19郡人口[39]，可知这一地区东汉人口较西汉减少了56.46%，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人口减少率17.52%，其中朔方郡人口骤减94.25%，是北边人口减少最典型的郡。[40]与这一地区汉族人口锐减形成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有匈奴“南单于携众南向，款塞归命”，北匈奴亦有被迫大批南归者，如：“章和元年，鲜卑人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41]长城沿线人口民族构成的变化，势必会对地区经济生活的形式有所影响。有的学者指出，在建武年间北边边民大规模南迁，有的边郡已经完全撤销之后，“汉朝的北界退至今北京西北、太行山中段、五台山、山西偏关、河曲一线”。[42]在这样的形式下，战国至于西汉经营的北边长城在这一区段的作用自然可想而知。
民族迁移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动荡与文化演变，有十分复杂的因素，气候环境的变化或许只是诸多因素之一。然而《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国人多不安”，执政贵族遂有“降汉”之志。《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匈奴大虚弱”，“兹欲乡和亲”。《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者诣渔阳求和亲。”匈奴往往于“秋，马肥”时则校阅兵力，有“攻战”之志[43]，而汉军“卫护”内附之南匈奴单于，亦“冬屯夏罢”[44]，也都告诉我们，考察机动性甚强的草原游牧族的活动，不能忽视气候因素的作用。
匈奴内附和边民南迁，都使得长城的功用有所销减。
《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汉宣帝地节年间曾经废止阴山以外长城的防务[45]：“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施行这一军事举措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匈奴因遭遇气候突变而国力大减：“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虛弱，诸国羈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茲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有的学者否定长城是“农业平原与游牧草原”的分界的说法，指出“北方各民族人民的迁徙流动，从未受到长城的阻碍”，以及“古代北方许多民族的文化分布都是地跨长城内外的”这一历史事实。这一论点，是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根据的。由于塞外部族留居塞下，臣服中央政权，长城的军事作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有的学者指出，“自汉武帝以后，阴山以外的长城一直是汉朝军队驻守的地方。到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塞入朝，迎娶王昭君，约定和亲友好，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并‘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汉中央王朝才从这里撤退大军”，于是，“作为军事工程的长城沿线，变成了南北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枢纽地带。”[46]
在有的地方，战国至秦代的长城竟然在后世长城“以北千里之遥”[47]，“以北千里之外”。这一情形，也体现了这种历史变化。于是有学者认为，“中国北部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和汉民族经常接触，频繁交往，共同开发我国北方和东北这块广阔的领土，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长城的限制。”[48]有的地方在长城内发现古代匈奴族的遗物，有的学者也认为可以说明“长城内外，匈(匈奴)汉杂居，他们之间互通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并不以长城为界”。[49]
所谓“并不以长城为界”，所谓“从未受到长城的阻碍”，所谓“从来没有受到过长城的限制”等，是在特定条件下针对某种外国历史文化观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说法。然而这种论点，也大体符合历代长城作为空间存在，在一定的时间环境中作用有所不同的事实。而我们在分析导致这一现象的诸因素时，显然不应当忽视生态条件的影响。
[1]参看中国牧区畜牧气候区划科研协作组：《中国牧区畜牧气候》，气象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6页至第7页。
[2]王敏瑚：《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3]《史记·五帝本纪》：“西至于流沙。”《夏本纪》：“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秦始皇本纪》：“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乐书》：“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司马相如《大人赋》：“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
[4]《盐铁论·备胡》，《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
[5]《汉书·李陵传》，《陈汤传》，《匈奴列传下》，又《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6]《盐铁论·通有》。
[7]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5页至第66页。
[8]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5月版，第461页。
[9]参看任美锷等：《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版，第55页图12;席承藩等：《中国自然区划概要》，科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74页;《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60页。
[10]参看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页至第498页;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
[11]《史记·韩长孺列传》。
[12]《史记·匈奴列传》。
[13]《汉书·景帝纪》记载，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58)，“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颜师古注：“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师古曰：‘武泉，云中之县也。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牧马处为苑。’”
[14]参看谢成侠：《中国养马史》(修订版)，农业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70页。
[15]李孝聪：《秦始皇长城》，《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6页。
[16]《文选》卷三。
[17]据《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汉书·晁错传》。
[18]《史记·货殖列传》：“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19]《史记·平准书》：“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
[20]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2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21]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3期。
[22]“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或断作“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
[23]《史记·平准书》。
[24]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1期。
[25]《氾胜之书》。
[26]如简73.30。
[27]如简148.47，273.14，273.24，275.19，275.23，543.3，557.3，557.5A，557.5B。
[28]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9]侯仁之、俞伟超、李宝田：《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治沙研究》第7号，科学出版社1965年11月;侯仁之：《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
[30]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9至103页。
[31]王尚义：《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农牧业的交替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32]景爱：《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1期。
[33]《史记·蒙恬列传》。
[34]《汉书·赵充国传》。
[3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页至第498页。
[36]参看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
[37]史念海：《新秦中考》，《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2页至第138页。
[38]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92页。
[39]其中酒泉郡《续汉书·郡国志五》只有户数12706，不记口数。以《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全国产户均口数5.068核算，估定其口数为64194。
[40] 19郡中仅渔阳郡人口有所增加。而《续汉书·郡国志五》雁门郡口数249000，显然是估算结果。辽东、辽西两郡口数完全相同，均为81714，亦颇可疑。由此可知人口最多的渔阳郡口数435740，其可信性也是难以确定的。
[41]《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42]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56页。
[43]《史记·匈奴列传》。
[44]《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45]《汉书·匈奴传下》记载“习边事”之郎中侯应答汉元帝问：“北边塞至遼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又说到“前以罢边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熢火而已”情形。
[46]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5期。
[47]郑绍宗：《河北省战国、秦、汉时期古长城和城障遗址》，《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9页。
[48]项春松：《昭乌达盟燕秦长城遗址调查报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9页。
[49]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