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益发谪徙边。……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贾谊《过秦论》于是写道：“(秦王)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西汉仍多次组织移民充实北边。汉文帝曾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徒塞下。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募民徒朔方十万口。元狩三年(前 120)，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万口。元狩五年(前 118)，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17]此后，又不断向河西等地移民。《汉书·地理志下》说：“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内地移民基于本身的生产生活行为惯性，很自然地将中原传统的农耕经营方式带到了长城沿线，从而可能改变当地原有的生态条件。虽然畜牧易以致富[18]，政府也有对于畜牧业发展给予指导、保护和资金帮助的政策[19]，但是畜牧业经营除投入成本昂贵外，又难以在当年见效。于是长城移民的选择，可能仍然以农耕为重。
而执政者的长城规划，其实也是考虑到在长城地区发展农耕业的。正如前引王毓瑚先生所说，“古代修筑长城时，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和巩固耕种业的自然条件。筑起长城，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而还比较适于发展种植业的沿边一带圈到里面，靠着长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种区，就会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与草原田比邻的地带变成了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
《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曾经说到当时“募民徒边”，在所谓“胡貉之地，积阴之处”建设农耕生产基地的措施：
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推广源生于中原地区的以农耕为基础的经济文化，看来确实成为北边移民基本的生产与生活的内容。内地农民来到长城沿线，“作有所用”，“种树畜长”，于是改变了当地所谓“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的情形，打破了“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壄，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的传统经济形式。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述，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价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在特殊的生态条件下形成了新的经济生活的秩序。在“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的匈奴故地，农耕经济发展至于“风雨时节，谷价常贱”，原有生态条件受到影响，是必然的。
通过甘肃武威磨咀子48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木牛犁模型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壁画墓牛耕图等文物资料[20]，可知牛耕已在北边地区得到推广。由上述资料，可知当地使用的犁架由犁梢、犁床、犁辕、犁衡、犁箭组成，作为畜力犁的主体部件均已具备。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的巨型犁铧，据推测了能是用数牛牵引的开沟犁[21]，可以体现当时北边地区对于水利灌溉事业的重视。《汉书·沟洫志》记载：汉武帝塞瓠子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又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22]
以水利灌溉为条件的农耕经济，曾“稍蚕食”畜牧区地域，使农业区与牧业区之分界逐渐向北推移。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令“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率六十万人戍田之”。[23]居延汉简所见“田卒”、“治渠卒”诸称谓，可能即此次北边经济开发事业的文字遗存。辽阳三道壕西汉村村落遗址中畜圈邻近测所，内中多积有粪肥[24]，说明当时所谓“务粪泽”[25]的农田施肥技术已经推广至于北边地区。居延汉简中可见有关“运粪”的内容，如：“□以九月旦始运粪”[26]。居延汉简又可见所谓“代田仓”[27]，许多学者据此以为中原先进耕作方法“代田法”，当时已经在北边推广。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出土反映庄园经济的壁画如农耕图、园圃图、采桑图、果林图、畜牧图、网渔图、谷仓图、酿造图等，也体现出当地农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的发展水平[28]。
除了来自内地的移民之外，戍守长城的军人往往也同时进行农耕生产。这就是《盐铁论·和亲》所谓“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
秦汉时代在北边长城地区的大规模屯垦，导致了当地生态条件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