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注意到，《续日本纪》卷35《光仁天皇纪》宝龟十年(779)夏四月辛卯条曾记载：“往时遣唐使粟田朝臣真人等发从楚刕到长乐驿，五品舍人宣旨劳问，此时未见拜谢之礼;又，新罗朝贡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赐以迎马，客徒敛辔，马上答谢;但渤海国使，皆悉下马，再拜舞蹈。”[80]研究者认为，同样面对出访国家的礼仪官，日本使臣未作拜谢，新罗使臣马上答谢，渤海使臣下马礼拜再三，表现出相互之间不同的外交礼仪规格和地位。[81]渤海是受唐朝羁縻的东北地方民族政权，其国际地位当然无法与统一新罗同日而语。这种状况不仅为日本人所认识，为统一新罗所坚持，而且为唐朝所维护并贯彻于唐、罗关系始终。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七月，新罗与渤海又在对唐关系上发生了一次争长事件。《东文选》所收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记述了该事件始末，清楚地表明了新罗的态度和立场，洵为难得的原始史料，其全文如下：

臣某言：臣得当蕃宿卫院状报，去乾宁四年七月内，渤海贺正王子大封裔进状，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伏奉敕旨：“国名先后，比不因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宣示”者。纶飞汉诏，绳举周班。积薪之愁叹既销，集木之忧兢转切。惟天照胆，何地容身。(中谢)臣闻《礼》贵不忘其本，是戒浮虚;《书》称克慎厥猷，唯防僭越。苟不循其涯分，乃自掇其悔尤。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82]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始与契丹济恶，旋与突厥通谋。万里耨苗，累拒渡辽之辙;十年食葚，晚陈降汉之旗。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授臣蕃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辜恩，遽闻抗礼。臣蕃绛、灌同列，所不忍言;廉、蔺用和，以为前诫。而渤海汰之沙砾，区以云泥，莫慎守中，唯图犯上，耻为牛后，觊作龙头;妄有陈论，初无畏忌，岂拘仪于隔座，实昧礼于降阶。伏惟陛下居高[剖毖，怀][83]远孔昭，念臣蕃之骥或羸而可称，牛虽瘠而非怯;察彼虏之鹰饱腹而高飏，鼠有体而恣贪。永许同事梯航，不令倒置冠屦。闻鲁府之仍旧，验周命之惟新。抑且名位不同，等衰斯在，臣国受秦官极品，彼蕃假周礼夏卿。而乃近至先朝，骤沾优宠。戎狄不可厌也，尧舜其犹病诸，遂攀滕国之争，自取葛王之诮。向非皇帝陛下英襟独断，神笔横批，则必槿花乡廉让自沉，楛矢国毒痛益盛。今者远绥南越，汉文之深意融春;罢省东曹，魏祖之嘉言同晓。自此八裔绝躁求之望，万邦无妄动之徒。确守成规，静销纷竞。臣伏限统戎海徼，不获奔诣天朝。[84]

从表文可以看出，到十世纪末，唐朝和新罗都很衰弱了，渤海想乘机要挟，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但仍然遭到了唐朝的拒绝和新罗的抵制。至此，唐朝与统一新罗的亲近密切关系可谓是百年偕好、善始善终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种关系恐怕并不影响统一新罗形成自己的“小中华”意识。我们从这份表文得以了解到，渤海国成立之初，曾经接受过新罗的册封;如前所述，至少到八世纪初，日本的对唐外交实际上还是依附于新罗的;而据《新唐书·东夷儋罗传》记载，其国“初附百济，麟德(664-665)中，酋长来朝，从帝至太山，后附新罗”;此外还有与室韦、契丹[85]等中国东北部族的交往。有这些关系，足够新罗营造其“小中华”政治氛围了。这些关系，在我们研究唐罗关系时也应给与适当的考虑。

综观统一新罗时期的唐罗关系，可以清楚的看出，自八世纪恢复传统的友好关系以后，双方联系日益密切。随着唐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规模全面展开，半岛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族文化建设的成就尤其突出，以至盛唐玄宗称之为“君子之国”。同时，新罗侨民也为唐朝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的贡献。由于自身的和平发展以及与唐朝亲密的盟好关系，统一新罗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提高。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 主要是统一的韩民族从此开始形成。此前的古朝鲜以及半岛三韩和以高句丽为代表的夫余 貊系诸族究其渊源分属两大族群，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存在檀君和东明两种始祖说。总之，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参朝鲜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通史》(汉译本)上卷第三章第三节《朝鲜部族的形成》，三联书店，1962年，50-53页。

[2] 《资治通鉴》卷196，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引《通鉴》及正史皆为此本)，6181页。

[3] 同上6202页。

[4] 同上卷197，6198页。

[5] 《旧唐书·百济传》，5330页。

[6] 参《新唐书·东夷高丽传》，6188-9页。

[7] 同上，6189页。

[8] 《旧唐书·新罗传》，5335页。

[9]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七》，景仁文化社影印本(以下引《三国史记》均为此本)，1994年，77页。

[10] 《资治通鉴》卷199，6260页。

[11] 同上6287页。

[12] 《三国史记》卷26《百济本纪第四》，259页。参申滢植《百济史》第三章第3节《百济的成长与发展》，汉城：梨花女子大学出版部，1997年，144页以下。

[13] 参《三国史记》卷34《杂志第三·地理一》尚州、康州条，352-4、356-8页;同书卷35《杂志第四·地理二》汉州条，359-63页;同书卷36《杂志第五·地理三》熊州、全州条，369-73页。并参《大东舆地全图》，收在元庆烈《大东舆地图研究》，汉城：成地文化社，1991年，另附图。

[14] 参李基白《韩国史新论》(汉译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47-49页。

[15] 主要是《昌宁碑》、《北汉山碑》、《黄草岭碑》和《磨云岭碑》，见《新罗：真兴王四碑》，收在六堂崔南善编《新订〈三国遗事〉附录》，9-15页，附于氏编《(增补)三国遗事》，汉城：瑞文文化社，1996年。

[16] 参上引李基白《韩国史新论》48页地图。

[17] 参上引李基白《韩国史新论》48-9页。其实百济圣王(523-554)由熊津再移都泗沘(今扶余)恐怕也和在陆地上受到强烈排挤有关，其意图不外是便于凭借海路联络盟友以抵抗进攻，如后来在“白江口之战”中然。只不过圣王当时百济所遭受的陆上进攻不光来自新罗，还有高句丽，见《三国史记》卷26《百济本纪第四·武宁、圣王》，264-5页。

[18] 参千宽宇《伽耶史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44-52页。

[19] 见《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72页。

[20] 《旧唐书·东夷百济传》，5330页。

[21] 《旧唐书·东夷新罗传》，5336页。

[22] 《资治通鉴》卷200，6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