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之子为高宗。高宗时期唐朝与高句丽首次发生直接冲突是在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 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11]显然，是新罗又一次使唐朝把征辽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由于随后唐、罗联军忙于消灭百济的战事，才使高句丽得以多存活了几年。

唐、罗共灭百济一事尤能看出在当时半岛政治事件中新罗的主动性。如果说高句丽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得不与唐朝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僻处半岛西南一隅的百济应该说是很难同唐朝发生直接冲突的。然而，唐朝被新罗精心策划的统一战略所拉动，终于派大军两度跨越黄海参与彻底消灭百济的战斗。我做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早在中原王朝介入半岛事务之前，新罗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对百济占了压倒优势。

百济最早建都汉江南岸慰礼城，后来由于高句丽军事扩张，被迫南迁都于锦江中游之熊津(今公州)，事在文周王元年(475)。[12]仔细分析《三国史记·地理志》的记载可知，新罗西北边与百济的交界在锦江上游直到清州以北至稷山、牙山一线[13]，据研究，这主要是新罗真兴王(540-576)时代发生的事[14]。从真兴王诸巡狩碑[15]等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新罗的领土已经囊括了今天的庆尚南·北道、忠清北道、京畿道、江原南·北道和咸镜南道全部以及全罗北道、黄海北道和平安南道的一小部分，[16]这几乎是百济领土的两倍还要多，其中还包括肥沃富饶的洛东江流域(旧伽耶联盟，今大邱至釜山一带)和汉江下游地区。倘无其他顾忌，假以时日，新罗取百济如探囊取物。有鉴于此，百济才被迫与从前的宿敌高句丽连兵，[17]甚至求助于日本的倭国，以求摆脱灭亡的命运。然而百济这一出于求生目的的策略在政治上是短见的，它使自己在东亚战略格局中不自觉地处在了与中原王朝对立的地位。尤其是在统一中国的隋唐王朝建立起来以后，百济的这种劣势就更加凸现了出来。

对于百济所处形势和所取战略新罗是十分清楚的。新罗的兴起和发展正好与高句丽在半岛上的扩张形成对立，因而双方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新罗兼并伽耶，又和邻近的日本产生了利害冲突。[18]新罗当然不愿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济的斗争中南北腹背两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半岛的统一，在东亚地区唯有引起中原王朝一起行动才行。后来统一新罗的文武王(661-681)曾对这一战略意图有过清楚明确的陈述：“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入朝，请兵绛阙，本欲平定两国，永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19]这也就是我们在史料中见到新罗在其半岛事务中处处拉唐朝一起行动的主要原因。

其实，新罗拉拢唐朝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时时处处让唐朝感到只有新罗是自己在东亚事务中唯一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例如，隋、唐两代连续攻伐高句丽，新罗不但自己不与高句丽结盟，而且贞观十七年(643)还向唐朝告发百济“与高丽和亲同好，谋欲取党项城以决新罗入朝之路”[20]。如我们在两《唐书·东夷百济传》中所见，永徽六年(655)，“新罗王金春秋又表称百济与高丽、 兵侵其(指新罗。——引者)北界，已没三十余城。”[21]而唐朝为了使新罗脱离受夹击的危险境地并对高句丽形成夹击之势，“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22]，消灭百济遂成必然之势。

显庆五年(660)，百济被唐、罗联军一举攻灭。后百济旧将福信和僧人道琛据周留城反，并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国，立为王，展开复国运动。唐高宗曾就这种情况敕留镇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新罗王。——引者)藉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23]可见，刘仁愿、轨等率唐军留守百济故地，完全是应新罗之请。龙朔三年(663)九月，唐、罗联军又在白江口[24]击破百济和增援百济的倭兵，百济终归覆灭。[25]

百济灭亡后，消灭高句丽自然就提上了新罗统一的议事日程。文武王六年(666)，“王以既平百济，欲灭高句丽，请兵于唐。冬十二月，唐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以击高句丽。”[26]八年(668)“秋七月十六日，王行次汉城州，教诸总管往会(唐朝)大军。文颖等遇高句丽兵虵川之原，对战，大破之。九月二十一日，与大军合围平壤。高句丽王先遣泉男产等诣英公请降。”[27]同年“十一月五日，王以所虏高句丽人七千入京。六日，率文武百僚朝谒先祖庙，告曰：祗承先志，与大唐同举义兵，问罪于百济、高句丽，元凶伏罪，国步泰静，敢兹控告，神之听之。”[28]

新罗在受到高句丽、百济乃至日本夹击的不利条件下，紧紧抓住中原王朝这一关键，利用唐与高句丽的紧张关系，拉动其介入半岛事务，先灭百济，再平高句丽;然后又利用唐朝中国人“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29]的和平共存传统意识，一方面对半岛上的唐朝力量进行排挤，另一方面又适时向其求和效忠，使之感到它不像高句丽那样对自己形成威胁，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最终达到了在韩半岛上实现统一的目的。显然，从地区政治或韩半岛的角度来看，唐初的介入不过是新罗精心策划的统一战略的一部分而已。在唐朝、高句丽、百济、新罗四角关系中，新罗后来居上，成了四方角逐中最大的赢家。

(二)

唐朝(618-907AD)与统一新罗(668-935AD)的关系可以开元二十一年(733)为界，分成两个时期。在此以前是冷战阶段，新罗主要忙于半岛内部统一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双方来往较少，只有少数几次朝贡、册封。

还在高句丽灭亡以前，新罗就不断蚕食百济故土，以致唐朝扶持的故百济太子扶余隆不敢就国。高句丽灭亡以后，新罗对百济的侵夺更加频繁。唐遣使责问，新罗于总章三年(669)“遣钦纯角干、良图波珍 入唐谢罪。”[30]然而，唐朝的干涉并未使新罗的政策发生根本+转变。新罗的目的很明确：在不招致唐朝大军压境的前提下，南吞百济，北并高句丽，实现半岛统一。结果百济故地多为新罗所占，并设置州郡，疆域也扩展至高句丽南境。唐朝本来对半岛就没有领土野心，因而很容易就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高宗上元三年(676)二月，唐“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31]于是新罗也不再向北拓展，双方关系大致稳定下来。然而，唐、罗相互还抱有戒心，以至开耀元年(681)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卒，唐也没有作应有的举哀活动。

七、八世纪之交，双方的冷冻关系终于被渤海国(698-926)的成立所打破。渤海国兴起后，不仅在唐朝的东北扩展势力，而且向韩半岛开疆拓土，阻碍了统一新罗的发展。唐王朝为了有效地牵制渤海的力量，需要与新罗交好以使渤海两面受敌;而新罗实现统一后，也需要恢复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友好关系，一方面大力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以促进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依靠与唐朝的盟好同渤海以及日本在政治上进行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当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要求新罗出兵夹击渤海时，新罗便马上做出积极反应。于是，两国关系进入了持续友好、全面发展阶段。

1.政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