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厦门湾有五大澳、五小澳。据《厦门志》卷四《防海略》，五大澳是神前、塔头、涵前、高崎、鼓浪屿，五小澳是曾厝安、内厝、青浦、浯屿、大担。顾祖禹说“其地亦名五澳，实番人巢窟也”，似本于《筹海图编》。而《筹海图编》明记是“外浯屿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而非浯洲屿。

尽管福建地方官员和闽南民众清楚浯屿与浯洲屿的区别，但有清一代如《嘉庆重修一统志》等海防地理书籍，一再剿袭顾祖禹之说，占有学术霸权，以至谬种流传至今。

三、漳州陆地有葡萄牙人居留地吗?

虽然中外史学界一般认同葡萄牙人在Chineheo的居留地在浯屿，但仍有人探寻葡萄牙人在漳州陆地建立居留地的可能性。19世纪80年代，曾任福建英国领事的菲利普提到镇海附近：

不过中国史书经常提到葡萄牙船只常去浯屿，而我曾与之多次商讨这个题目的道格 拉斯博士(Dr.Douglas)告诉我说，他认为葡人在镇海(Tinghai)[=Chenhai?]岸有一个小 驻地，在大陆的某个地方，差不多对着浯屿，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地的百姓已有多年与外国人相处的传统[28]。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张维华把月港与浯屿并提：

大体澳门基础未巩固之先，葡人商于福建及浙江者甚多，而其寄留之地则以浙之双屿、闽之浯屿、月港为要会[29]。

50年代，英国学者博克舍(C.R.Boxer)也认为：

其中最热闹的临时驻地是宁波(NingPo)附近的双屿港(Shuang-hsu-Chiang)、大厦门湾南端的浯屿(Wu-hsu)和月港(Yueh-Chiang)[30]。

80年代，中国学者朱维干说是月港：

嘉靖的葡人居留地，当在月港[31]。

90年代，澳门学者金国平也从其说：

葡人在厦门湾一带的贸易暂居地……主要是月港[32]。

台湾学者张增信则提出稳健的看法，既承认葡萄牙人在漳州陆地建立贸易据点的可能，又认为这只是“滩头式”的，实质上否定在漳州陆地建立居留地：

由于葡人抵达漳州较早，因此可能已在漳州陆地建立起贸易的据点，这是与在宁波外海的葡萄牙人稍为不同的地方。不过他们在漳州陆地所建立的据点，应该是所谓的“滩头式”，亦即限于“停泊、搭棚、交易、存栈、过冬、返回”的贸易，尚未形成如平托所说的殖民聚落(Settlement)型态[33]。

这个问题未能深入讨论下去，大多数学者采取迥避的态度，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葡萄牙文献对 Chincheo居留地的描述很含糊，平托说是一个港口，没有明确说是在海岛还是在沿海大陆。16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古地图，据研究，1537年Anonimo-Gaspar viegas绘制的两张图，在厦门湾北的陆地尖端，标示eabo de Chineheo(漳州岬甲)。1542年法国人Jean Rotz绘成献给享利八世的世界地图中在同样位置标有C：de Chincheo(漳州岬甲)。1545-1548年Anonym.n.d.的东亚地图，在厦门湾口标示R.de Chineheo(漳州河口)。[34]显示葡萄牙人到过那里。

在漳州岬甲和漳州河口的葡萄牙人陆地停泊贸易地点有那些?从中国文献检索，有海沧、月港、井尾港、岛尾澳、鸿江澳等处。

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漳州，到过月港停泊贸易，己见上述。葡萄牙人再到漳州，一般认为在1522年(嘉靖元年)广东屯门、西草湾之役以后，“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刺加诸番舶尽行阻绝，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35]。“初，佛郎机火者亚三既珠，广东有司乃并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皆潜泊漳州，私与为市”[36]。或谓：“商舶乃西洋原贡诸夷载货，舶广东之私澳，官税而贸易之。既而欲避抽税，省陆运，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37]。“本[龙溪]县八九都地月港……诸岛夷舟船所凑泊处也”[38]。这些史料均未提到葡萄牙人，然“其党类更附诸番舶杂至交易”[39]，不无可能。

1541年(嘉靖二十年)，林希元废居林下、回到同安以后，多次记“佛郎机”、“岛夷”、“机夷”即葡萄牙人之行迹。《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云：“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大约机夷之人，不下五六百”。卷八《赠翁见愚别驾之任道州序》云：“岛夷商贩吾地，当道驱之不得，乃严交通之禁，至商贾之舟亦戒行，民病焉”。卷十《金沙书院记》云：“岛夷久商吾地，边民争与为市，官府谓夷非通贡久居于是非体，遣之弗去，从而攻之。攻之弗胜，反伤吾人。侯(龙溪知县林松)与宪臣双华柯公(巡海道柯乔)谋曰：杀夷则伤仁，纵夷则伤义，治夷其在仁义之间乎?乃偕至海沧，度机不杀不纵，仁义适中，夷乃解去，时嘉靖某年某月也”。其中指出“岛夷久商吾地”，“久居于是”，但未言及具体地点。

比较具体的资料出现在朱纨巡阅漳州之后。如云：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贼船十四只，突入井尾港”。八月十七日，“夷哨二只、卑阑二只入岛尾澳”[40]。“二十七年，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各地方官当其入港，既不能羁留人货，疏闻庙堂，反受其私賂，纵容停泊”[41]。“此时有佛郎机夷者，来商漳州之月港。漳民畏纨严禁，不敢与通，捕逐之”[42]。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正月，“有夷王船并尖艚等船复回投镇海鸿江澳湾泊，差人登 岸，插挂纸贴”[43]。

按：海沧，今厦门市海沧区海沧镇;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均在“漳州河口”，当时属漳州府龙溪县。井尾，今漳浦县前亭镇井尾村，井尾港即今前亭港。岛尾，今龙海市岛美村，岛尾澳即岛美村海边的港湾。鸿江铺，在镇海卫城西南外，鸿江澳即今漳浦县隆教乡镇海边的海湾。以上均在“漳州岬角”海边，当时属漳州府漳浦县。

先看漳州河(九龙江)口一带，海沧、月港的下海通番活动虽由来已久，但这时已引起明廷的注意，加强了海防戒备。1530年(嘉靖九年)在海沧增设安边馆，1536年(嘉靖十五年)兵部议在嵩屿专设捕盗馆，葡萄牙船难于公然驶入海沧、月港停泊贸易，在海沧、月港建立贸易暂居地，已不可能。月港与葡萄牙人贸易，一般采取浯屿泊船、月港出货的方式。试想，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船只驶入九龙江口的海门岛贸易，尚且惊动官府，加以武力驱逐，市井繁华的月港怎么可能有葡萄牙人暂住达五六年之久而不被发现呢?既使官员受贿蒙骗上司，进出月港的四方商贾、闲杂人等众多，消息迟早会被泄露出去。况且，月港并非一个村落，而是一座“海岸城市”，西方史家据葡萄牙文献判断，访问过这座“海岸城市”的，可能仅有1518年(正德十三年)那一次。

明朝官方文献提到在1518年以后萄萄牙人到过月港的，是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杜汝桢、陈宗夔赴闽会勘得出的结论：“二十七年(1548年)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清乾隆时官修《明史·佛郎机传》，据此写为：“其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参考当时福建官员的报告和地志的记载，葡萄牙船并未停泊月港，朱纨在《六报闽海捷音事》中仅说在月港海洋查获一只接济葡萄牙人的船只：

十月初五日，百户邓城哨至月港海洋，追获大船一只，内装接济夷船钉、油、麻、铁等物，人犯浮水脱走。

杜汝桢、陈宗夔所说“复至月港”，实际上是指抵达月港外围港口——海门屿中港。至于何乔远称“有佛郎机夷者，来商漳州之月港”，综观上下文，他的意思是说葡萄牙人有到月港贸易的企图，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这与葡萄牙文献没有出现第二次到漳州“海岸城市”的记载是吻合的。

再看浯屿对岸的漳州岬甲一带。明初在南太武南面设置镇海卫，建有卫城，驻军1500名。距浯屿最近的岛尾澳，即西方学者提到的Chincheo塔(南太武石塔)山下海岸的某处，设有岛尾巡检司，有明军驻防，而鸿江澳在镇海角附近，在镇海卫城监控范围之内。葡萄牙人通过漳州海商贿通官兵，偶而停泊贸易，符合逻辑推理，但久住则易被上司发现，葡萄牙人不可能直接在此两地建立居留点。在现存的地方资料和民间口碑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来。井尾澳原设有井尾巡检司，又有井尾澳水寨，1451年(景泰二年)，井尾官军迁移到铜山西门澳。这一时期虽已无驻兵，但井尾处于厦门湾外缘漳浦县的小岬甲上，与走私通番中心月港的陆路交通不畅，漳泉商贾到此聚集贸易并不理想，也不可能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

由此可见，在漳州岬甲和漳州河口的陆地上建立葡萄牙居留地，可能性不大。在月港建有葡萄牙居留地的说法，则应予否定。

注释：

①详见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东吴大学，1988年;程绍刚：《Chineheo的地理位置新考——Chineheo即漳州》，《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翁佳音：《十七世纪的福佬海商》，《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七辑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1999年。

②⑾[24][28][30][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第223、230、230、227、3 -4页。

③[33]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东吴大学，1988年，第240、240-241页。

④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

⑤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莅志·漳州府》。

⑥祟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风俗考》。

⑦祟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建置沿革》。

⑧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

⑨费尔隆.罗柏斯·德·卡斯特涅达：《印度的发现和征服史》第四、五卷，第11章，科因布拉，1552年。

⑩收入[英]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RC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三十一期，澳门文化司署，1997年;《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王锁英译，海南出版社等，1998年，等。⑿《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69页。⒀平托著、金国平译：《远游记》(上、下册)，澳门基金会等，1999年。

⒁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二，《南蛮·佛郎机》;茅瑞征《皇明胥象录》卷五;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六，《佛郎机国》;周之夔《弃草集》卷八十二;邵星崖辑《薄海番域录》卷九。⒂[23]朱纨《璧馀杂集》卷六附。

⒃[21][22][40][43]朱纨《璧馀杂集》卷五，《六报闽海捷音事》。

⒄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⒅万历《漳州府志》卷十二。

⒆万历《漳州府志》卷十八，《寇乱》。⒇万历《漳州府志》卷三十，《海澄县·杂志·兵乱》。[25]郑若曾辑《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

[26]民国《同安县志》卷二十五，《艺文》。[27]清孙尔准：《厦门》，《厦门志》卷九《艺文略》，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283页。[29]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国传》，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笫39页。[31]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32]金国平：《中译者序言》，见其所译《远游记》上册，1999年。

[34]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95页;程绍刚《Chineheo的地理位置新考》，《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5]黄佐：《泰泉集》卷二十，《代巡抚通市舶疏》。

[36]《明嘉靖实录》卷一百六，嘉靖八年十月己巳。

[37]《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

[3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一，《江西三》。

[39]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41]《明嘉靖实录》卷三六三，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壬子。

[42]何乔远：《名山藏》，《王亨记一·东南夷·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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