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活动异于陆地。在帆船时代，航海的决定性因素是风信与海流。从福建往琉球，须趁夏季(农历五、六月间最佳)西南季候风盛发(南风或西风亦可)、赤道暖流(黑潮)由西南盛向东北之时，取小东岛(台湾)鸡笼头过台湾海峡。1472年(成化八年)以前，泉州是明朝法定的琉球朝贡贸易港口，从泉州往琉球，根据帆船使用的航海针路，由晋江县回头(今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或同安县嘉禾屿(厦门岛)曾家澳启航，例自同安县浯洲屿(金门岛)北太武候风放洋，北上至东墙或东涌、梅花，航往鸡笼头。福建市舶司移往福州后，则例由五虎门往梅花东外山开洋。乔治.马斯卡尼亚斯从广东北上，就是要衔接这条传统航路到琉球去的。但当他到漳州海面即大厦门湾时，风向已转，其受阻候风的具体地点应是传统的候风放洋之地浯洲屿(金门岛)北太武下的料罗澳。1519年(正德十四年)Anonymos-JorgeRelnel的葡萄牙航海图，在厦门湾附近海上(或岛上)标示Lalo或 Lalei(料罗)的文字③，可能是这次寄泊候风得来的知识。因为在这前后二三年内，并没有第二只葡萄牙船来过这里。当然，他们也可能事先从中国舵手那里探知这一地点。

这时，由于已过西南季候风之期，葡萄牙船要逆风驶往泉州湾，进入河道淤积的晋江到不开放贸易的泉州府城，不符合常识。要在当地进行贸易，只有顺风经大担门人厦门湾，所到的河口就是漳州河(九龙江)口。“海岸城市”的位置在河口之内，最大的可能就是月港了。

当时海上盛称的漳州，就是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九龙江)河口。月港位于九龙江人海处，距漳州府城五十里，港湾开阔，“潮汐吞吐，通舟楫，……两涯商贾辐辏，一大市镇也”④。早在1453年(景泰四年)，月港兴起，“月港、海沧诸处民多货番而善盗”⑤。由于官司隔远，威命不到，是官府管理的空白地带，故到了成弘之际(1465—1505年间)，月港因海上走私贸易而发展起来，“十方巨贾，竞鹜争驰，真是繁华地界”，有“小苏杭”之称⑥，具备“海岸城市”的景观。1506-1521年(正德间)，月港“豪民私造巨舶，扬帆他国以与夷市”⑦，“土民多航海贸易于诸番”⑧。此时他们导引葡萄牙船到月港虽属违禁，但从通番贸易而言，倒也顺理成章。当地百姓以通番为生，对葡萄牙人到来交易没有反感。乔治.马斯卡尼亚斯“在该地感觉到百姓比广州要富有，比广州人更有礼……他在那里停留时一直受到当地百姓的极友好善意的接待”⑨，把它说成是Chincheo城，也就不奇怪了。何况，漳州府城是地方权力中心，不在岸边，又不是明朝许可的通贡地点，当地百姓不可能公然与葡萄牙人交接，甚至“比广州人更有礼”的。

这一种解释，是用地理和航海常识推论的，虽然也没有文献的直接证据，不能做为定论，但显然比指为漳州府城合理得多了。

二、葡萄牙人Chincheo居留地在金门岛吗?

葡萄牙人自1518年首次抵达Chincheo，到1549年完全撤离为止，曾经建立过居留地(或称暂居地、驻时驻地)，规模仅次于浙江双屿，人数达五、六百人。中外史家一般认同葡萄牙人在Chin— cheo的居留地在浯屿，建立居留地的时间大致在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或稍前。但不少中国学者把浯屿当做金门岛，写入论文、专著，甚至辞典、教科书。如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在《辞海·地理分册》中称浯州屿：“古岛屿名，简称浯屿。即今福建金门岛”。1984年，戴裔煊在《(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笫42页)中说：“浯屿或浯州屿是金门岛的旧称”。1993年，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笫310页)中说：“葡萄牙人随后又转移到福建沿海的浯屿(今金门)和月港”。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笫289页)中说：“被赶出双屿的葡萄牙殖民者又转移到福建泉州府的浯屿(今金门)”。邱树森、陈振江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第二册(福建人民出版社，笫646页)说：“葡萄牙人……强占双屿(今浙江象山港外)、浯屿(今福建金门：)”。1997年，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第83页)说：“葡萄牙人先后在福建漳州的月港、同安的浯屿(今金门岛)……等港进行走私贸易”。1998年，谢重光等《金门史稿》(鹭江出版社，第23页)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葡萄牙殖民者在外海岛屿无所获利，便整众直犯漳、泉之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浯屿(即金门)”;赵立人《葡萄牙人人居澳门的再研究》(广州《学术研究》1998年第8期)说：“这时以葡人为主的外商已在宁波双屿、泉州浯屿(今金门岛)建立了居留地”。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五册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10页)说：“朱纨又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率兵进攻福建的浯屿(今金门)”;黄鸿钊《澳门简史》(香港三联书店，第38页)说：“同安的浯屿(今金门岛)、诏安县的走马溪等，也都是当时重要的走私和贸易据点”。2001年，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和游兵》(台湾明史研究小组印行，笫85页)云：“浯屿，大担南太武山外(今福建同安县东南浯州屿)”;卞利《胡宗宪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笫194页)也说：“福建浯屿(今台湾金门)”。其实，这是错误的，但长期未得到更正。

有关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在漳州海面的活动，葡萄牙文献比较可信的有Galiote Pereira(伯来拉)的A1gumas coisas da china(中国报道)，和Fr.Gaspar da cruz(克路士)的Th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中国志)，均有中文译本或摘译”，但这两部书仅一般地提到Chincheo，没有出现县和县以下的小地名。以往的研究指出其他资料略有提及，如“大约1550年到1588年的葡萄牙《旅行指南》，表明葡萄牙人常在浯屿过冬，在Leh-su(烈屿)装运商货，在Hai-men 1sland(海门岛)修整船只，补充供给，在Lialoo、lailo(料罗)驻泊避风”⑾。1554年Lopo Homem所绘航海图，在金门岛区域标示 Lailo，where trade was conducted(料罗，交易在此进行)等文字⑿。Femao Mendes Pinto(平托)的Per- egrina Gao，据金国平的中文全译本《远游记》⒀，提到Chincheo地区的小地名，有厦门：“河的人口处有一小村，名厦门(xamoy)，皆是些渔民和穷户”(第五十五章，第161页)。还有料罗：“第二天早晨，我们就抵达了料罗港……几个我们的人登了陆，很快就买齐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还补充了淡水，招募了水手”(第五十八章，第170页)。

再看中国方面的文献，排除只提福建、漳泉、漳州、龙溪等县以上地名的一般记载，可以检索到葡萄牙人在沿海岛屿的停泊贸易地点有浯屿、海门岛、大担屿、金门(料罗澳)、厦门(曾家澳)等处：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人“寇漳州，私市浯屿”⒁。“佛郎机夷人先于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內入境，劫掠去来无常”⒂。八月内，“佛郎机夷连艘深入，发货将尽，就将船二只起水于断屿洲公然修理”。九月，“夷船停泊海门澳”⒃。“既而海道见金巡按急欲驱夷，始移文永春，取郑岳乘传至海门谕夷，……夷舟有九，至者六舟，……差人往谕其报税，而忽攻之”⒄。又：“有佛郎机夷船载货在于浯屿地方货卖，漳泉贾人辄往贸易，巡海道柯乔、漳州知府卢璧、龙溪知县林松发兵攻夷船不得，通贩愈甚”⒅。“番以货泊浯屿，月港贾辄往贸易，禁之不可”⒆。“有佛郎机船载货泊于浯屿，月港恶少群往接济”⒇。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因卢镗攻破双屿，“有大夷船五只，中哨船四只……抛泊浯屿外洋大担屿”。十八日，“又有新到佛郎机夷船一只来泊担屿”。七月，“又有佛郎机夷船三只由广东经入海门屿中港湾泊”。十二日，“夷船退泊旧浯屿”。“又有尖底大夷船一只，带哨二只，于十八日自南洋来;黄崎敌败折桅大夹板船一只，于十九日自北洋来，俱至旧浯屿与前夷合船”。八月初九日，“有双桅贼船二十馀只入同安料罗澳”。“又有异色鸟尾双桅大船二只，从北洋于二十五日驾至同安县料罗澳湾泊”。九月初二日，“夷屿番哨四只，驾入曾家澳烧劫民船”。二十日，“又有佛郎机国王船续到”[21]。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正月，“旧浯屿贼夷于二十五日分艘陆续开洋”[22]。按：海门澳，即海门屿中港，在今龙海市海门岛，离月港三十里许，当时属漳州府龙溪县。浯屿，今漳州龙海市港尾镇浯屿村。大担屿，今金门县大担岛。料罗澳，今金门县大金门岛料罗村料罗湾。曾家澳，今厦门市厦门岛思明区曾厝安珍珠湾。以上当时属泉州府同安县。这些岛屿分布在大厦门湾漳州港区的范围内。

葡萄牙人在Chineheo的停泊贸易地点，要发展成为有五、六百人暂居的居留地，还是有条件的。一是要隐蔽，地方偏僻，与外界隔绝，久住而不易被发现，才有可能贿通官员默许;二要处于主航道旁，漳泉两个方向的私商均能方便前来交易。浯屿位于同安极南，东北距大担屿5.5公里，西距漳州陆地岛尾2.8公里，是一座长2.25公里、宽0.48公里、面积1.08平方公里的小岛。屿首尾两门，船皆可行。浯屿澳在浯屿西，港湾平稳，是天然避风港地，周围水深，上下不受潮汐限制。明初在浯屿上设浯屿水寨，1443年(正统八年)焦宏巡视福建时，建议将水寨移至嘉禾屿(厦门)中左所，仍称浯屿水寨，故此后人们俗称浯屿为“旧浯屿”、“外浯屿”。浯屿海道四通，又与沿海陆地和附近海岛隔开，因撤防而无官员监管，隐蔽性高，本是漳泉走私海商和海盗的据点。葡萄牙人选择它为居留地，条件完全符合。他们通过走私海商贿赂浯屿水寨官员，交纳买港费，从而得到默许，见诸都察院审问记录：浯屿水寨把总指挥佥事丁桐供认“纵容土俗哪达通番，屡受报水不啻几百，交通佛郎夷贼入境，听贿买路砂金，递已及千”[23]。朱纨在《六报闽海捷音事》中直斥浯屿为“夷屿”、“夷岛”，葡萄牙人建有港口和防御工事，“兵船在外挑战不出”。所以，后出的《筹海图编》明载：“外浯屿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万历《漳州府志》卷三十，《海澄县·杂志·兵乱》载：“有佛郎机船载货泊于浯屿，月港恶少群往接济，后被军门朱纨获接济之人，戮之，夷船方去”。1633年(崇祯六年)刊刻的《海澄县志》卷十四《寇乱》载：“有佛郎机夷船载货泊浯屿地方货卖，月港贾人辄往贸易，……朱纨厉禁，获通贩者九十馀人，遣令旗令牌行巡海道柯乔、都司卢镗就教场悉斩之，夷舶乃归”。同书卷一《舆地志·山川·浯屿附》还记载：“万历甲辰(1604年)，红夷求市，说渠锦囊载称，旧浯屿祖系彼国互市地”。英国史家C.R.Boxer(博克舍)也指出：

大约1550—1588年的《旅行指南》……提到迪额郭.伯来拉(Diogo Pereira)曾和他 的船在一个岛外过冬，这岛明显地是浯屿;尽管没有注明年代，仍可断定是在1548年，我 们根据其他文献得知他那时是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