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会其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使者，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
炀帝依其计而行，果然造成射匮与处罗的失和，射匮既与隋通好，又击破处罗，迫使处罗入朝，后来处罗还从征高丽。所以炀帝说：“往者与突厥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
其次，裴矩贯彻对西域诸国进行招抚的政策，扩大了隋与西域诸国的交往。《隋书·西域传序》云：
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按：《通典》卷191《西戎总序》作“西戎校尉”)以应接之。
由于史书记载缺略，“事多亡失，”《隋书·西域传》所载有二十国。除吐谷浑、党项、女国之外，与隋进行官方交往的西域国家与政权，见于记载的如下。
铁勒，“大业三年，遣使贡方物，自是不绝云”(《隋书·北狄传》)。
高昌，“炀帝嗣位，引致诸蕃。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隋书·西域传》)。大业八年“十一月己卯，以宗女华容公主嫁于高昌王，”隋与高昌建立了和亲关系(《炀帝纪》)。据杜佑《通典》卷191，“炀帝大业五年，(高昌王)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归藩。”
康国，“大业中，始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杜佑《通典》卷193云：“唐居，……至隋时，谓之康国。”
安国，“即汉时安息国，……大业五年，遣使贡献”(《 隋书·西域传》)。
石国，“(国王)甸职以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同上)。据《通典》卷193《边防九》，“石国，隋时通焉。”
焉耆，“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杜佑《通典》卷192云：“隋炀帝大业中，其王龙突骑遣使贡方物。”
龟兹，“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于阗，“大业中，频遣使朝贡。”((《隋书·西域传》)。
吐火罗，“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米国，“大业中，频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史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杜佑《通典》卷193云：“大业中，始通中国。”
曹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据《炀帝纪下》，事在大业十年七月乙卯)
何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乌那曷，“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穆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波斯，“炀帝遣云骑尉李昱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 (《隋书·西域传》)。
漕国，“汉时罽宾国也，……大业中，遣使贡方物。”(《隋书·西域传》)。
附国，“大业中，来朝贡”(《 隋书·西域传》)。《通典》卷187《边防三》云：“附国，隋代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炀帝大业四年，其王遣子弟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
据《通典》卷193《边防九》，炀帝曾试图交通天竺，“隋炀帝志通西域，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
由于隋朝的积极的外交活动，因而隋与西域各国保持着频繁交往和友好联系。大业四年(584)，炀帝祠祭恒岳，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8]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至张掖附近的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9]“大业十一年(591)春正月甲午朔，(炀帝)大宴群僚。突厥、新罗、末曷、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10]
第三，裴矩对西域的经营，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蕃，往来相继”[11]。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重新加强了经济贸易方面的往来。
炀帝时，西域三十余国频至中原“朝贡”。西域诸国商胡也纷纷来长安、洛阳等地经商。炀帝在京城长安设立四方馆，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隋书·百官志下》记载：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鸿胪寺改典客署。初，炀帝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者，后罢之，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量事繁简，临时损益。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每使者署，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及副，参军各一人。录事主纲纪，叙职掌其贵贱立功合叙者，叙仪掌小大次序，监府掌其贡献财货，监置掌安置其驼马船车，并纠察非违，互市监及副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
裴矩令帝又在洛阳东市举行盛会，邀请诸蕃酋长、各国使者和胡商参加，集娱乐、贸易为一体。当时，“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绣、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12]这长达一个月的贸易盛会具有国际性质，显示了隋时中外交流的盛况。
第四，韦节的出使和裴矩的经营，使隋扩大了对西域的认识。韦节著《西蕃记》其书已佚，其书的内容，《通典》卷193《边防九》中有片断节录，记载康国情形，是不见于前史的材料，说明这次出使，确实扩大了隋对西域的了解。据《通典》卷193《边防九》，“劫国，隋时闻焉。在葱岭中。”“施罗伊国，隋时闻焉。在乌荼国北，大雪山坡上。”“越底延国，隋时闻焉。理辛头河北。南至婆罗门国三千里，西北至赊弥国千余里，东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
(二)
隋代禁止民间私人从事海上贸易，据《隋书·高祖纪》载：
(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炀帝亦无解禁之举。但炀帝时，隋朝对南海诸国也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隋代以前，中国本早已向海外发展。据《汉书·地理志》，汉武帝时，汉使已远至黄支国(在今印度)、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三国时吴国孙权曾遣朱应、康泰等出使海南诸国，据《梁书·海南诸国传》记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最远他们到扶南(今柬埔寨一带)。但此后久不见有如此规模的沿海西行的活动。炀帝注意通过海路与西域国家进行交往。《隋书·南蛮传》“赤土”条云：“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沿海路出使赤土，常骏、王君政等人应募请使。
常骏出使的时间，《隋书·南蛮传》云在大业三年(607)十月，《隋书·炀帝纪》云：大业四年(608)三月“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致罗刹。”当以后说为是。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四年三月，“壬戌，百济、倭、赤土、迦罗舍国并遣使贡方物，”于是，炀帝即募人出使赤土以报聘，随其使同往赤土，并“致罗刹”;但从南海郡(今广州)出发的时间，当在十月。其年三月下诏，然后常骏等当随赤土国使从洛阳出发，至广州启航当在十月。“致罗刹”当为“至罗刹”，《通典》卷188《边防四》有“罗刹”条，云：“罗刹国在婆利之东。……隋炀帝大业三年，遗使常骏等使赤土国，至罗刹。”
赤土国在现在的马来半岛，[13]但具体的位置则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在泰国的宋卡(Song khla)、北大年(Patani)一带;有人认为在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h)、吉兰丹(kelantan)或彭亨(pahang)。此外尚有新加坡、苏门答腊巨港(palembang)、加里曼丹、斯里兰卡等说法。
《隋书·南蛮传》记载常骏等人的行程云：
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赉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今越南中部岘港)而过，东南泊陵迦钵拔多洲(今越南占婆岛)。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当今越南南岸昆仑岛Condore，或其附近岛屿)。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此时航行已抵马来半岛东岸)。于是南达鸡笼岛(或云大雷丹岛，或云吉兰丹，或云今泰国春蓬海中岛)，至于赤土之界。
常骏等人受到赤土国王的热情接待。同传详细记载了赤土国人对隋使殷勤恭谨的迎接和招待：
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盘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因谓骏曰：“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饮食疏薄，愿为大国意而食之”。后数日请骏等入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钟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
本传记载常骏等归国的情况：
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海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趾。骏于六年春与那邪迦于弘农谒，帝大悦，赐骏等物二百段，俱授秉义尉，那邪迦等官赏各有差。
常骏等撰《赤土国记》二卷，《旧唐书·经籍志上》载录。常骏出使赤土国是中国古代见诸记载的一次重要的航海与外交活动，其行程比之三国吴时朱应、康泰更远，为增进中国与南海诸国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此后，赤土国多次遣使朝贡，南海诸国与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打破了中国与海南诸国长期隔绝的状态。李延寿《北史·蛮獠传论》云：“至于林邑、赤土、真腊、婆利，则地隔江岭，莫通中国。及隋氏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篡业，威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流求，兵加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中之祸。……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
《通典》卷188《边防四》“海南序略”云：“海南诸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隋书·南蛮传》记载海南诸国：“大业中，南蛮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今所存，四国而已。”即林邑、真腊、赤土、婆利。此外尚有丹丹、盘盘等。
林邑，“高祖既平陈，乃遣使献方物，其后朝贡遂绝。“仁寿末年，文帝出兵征服林邑，“(林邑王)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隋书·南蛮传》)。
赤土，自大业四年来朝，常骏等出使赤土，此后大业五年、六年皆遣使朝贡(见《隋书》之《炀帝纪》、《南蛮传》)。
真腊，“大业十二年，遣使朝贡，帝礼之甚厚”(《隋书·南蛮传》)
婆利，“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婆利国，“大业十二年，遣使朝贡”(《隋书·南蛮传》)。据《通典》卷188《边防四》，婆利“自古未通中国，(梁)武帝天监中来贡，隋大业中，又遣使贡献。”
丹丹、盘盘，《隋书·南蛮传》云：“于时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
另据《通典》卷188《边防四》，扶南，“隋时其国姓古龙……隋代遣使贡献。”
隋与赤土的友好交往，扩大了隋对海南诸国的认识，为唐代发展海外交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通典》卷188《边防四》记载投和国，云：“投和国，隋时闻焉，在海南大洲中，真腊之南。”丹丹国“隋时闻焉，在多罗磨罗国西北。”“边斗国(一云班斗)、都昆国(一云都军)、拘利国(一云九离)、比嵩国，并隋时闻焉。扶南度金邻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国。”“杜薄国，隋时闻焉，在扶南东涨海中。”“薄刺国，隋时闻焉，在拘利南海湾中。”“火山国，隋时闻焉，去诸薄东五千里。……《扶南土俗传》云：‘火洲在马五洲之东可千余里。……’又有加营国北、诸薄国西……。”这里提到的《扶南土俗传》当为隋时著作。“无论国，隋时闻焉，在扶南西二千余里。”据王应麟《玉海》卷16《地理·异域图书》“唐西域记”记载，唐高宗时，达奚弘通曾泛海西行，横渡印度洋，便是从赤土出海。他途经三十六国，抵达虔那。学者认为虔那在今阿拉伯半岛南部。达奚弘通西行，应该说是建立在隋时扩大了对海南诸国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三)
经过数年的经营和努力，隋朝扩大了对海南、西域诸国的认识，扩大了中西交通的规模，发展了中西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正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方兴未艾之时，隋朝由于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于是中原地区进入战乱时期，海南、西域诸国与隋刚刚兴起的交往和交流又陷于中断。史书中记载不少国家都是与隋始一交通，便“其后遂绝”了;对海南、西域不少国家则仅闻其名，也来不及进行接触和交往。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大约要到唐代贞观中，才又恢复到炀帝统治时期的规模和水平。
由于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强盛最先进的国家，广大人民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隋朝统治者逐渐形成了大国天子之心态。因此隋时采取贡赐形式的对外贸易。这种贸易的目的是为了扬其声威，其特点是厚往薄来，为了赢得皇威远被，四夷顺服的虚名，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因此，隋朝特别是炀帝时期，发展了对外贸易，而隋朝却没有从对外贸易中获取经济上应得的实际利益。加上炀帝意欲开疆拓土，对外频年用兵，每岁巡边，招抚四夷，造成人力财力的大量耗费。《隋书·食货志》云：
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县，疲于送迎，縻费以万万计。
《旧唐书·裴矩传》云：
及灭吐谷浑，蛮夷纳贡，诸蕃慑服，相继来庭。虽拓地数千里，而役戍委输之费，岁巨万计，中国骚动焉。
为了吸引西域诸国朝拜于隋，则不惜以利相诱，同上书同传记载：
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
为了显示隋朝的富强，则大事铺张，虚张声势，同上书同传记载：
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屯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盛服珠玉锦罽，焚香奏乐，歌舞相趋，谒于道左。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帝见之大悦。
《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六年”条记载：
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籍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东突厥归附隋朝后，隋与东突厥之间的贡赐乃不等价交换。仅以启民可汗为例，《隋书·北狄传》“突厥”条记载：
大业三年四月，炀帝幸榆林，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大悦，赐物万二千段。
这还不算，“帝法驾御千人大帐，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炀帝“幸启民所居，启民奉觞上寿，跪伏甚恭，”炀帝大悦，则又“赐启民及主金瓮各一，及衣服被褥锦彩，特勤以下各有差。”“明年，(启民)朝于东都，礼赐益厚。”
《隋书·五行志下》云：
帝每岁巡幸，北事长城，西通且末，国内虚耗。
所以隋炀帝时的对外政策和举措，受到后人的不少批评。《隋书·西域传》后史臣评曰：
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殉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炀帝远见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告捷，必将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往来转输，将何以堪其敝域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馑相望，或户口减半。隋时恃其强盛，亦狼狈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九夷，侯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东之祸乎!
根据这一段论述，隋朝的灭亡，几乎就是炀帝的对外政策造成的。
《隋书》由唐初宰相魏征等奉敕编撰，其著史之目的是“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王朝是在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唐初统治者目睹隋王朝大厦土崩瓦解的过程，深以为诫。为了谋求长治久安之术，他们时时处处以亡隋为鉴。在贞观君臣的论议中，经常展开对隋朝灭亡的原因的探讨，他们常常把炀帝的各种举措施为与其身死国灭联系起来。于是炀帝的对外政策和开疆拓土自然也成为其亡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唐初经济尚未恢复之时，贞观君臣更反对“以四夷劳中国”、“以无用害有用。”上引史臣评论，就代表了贞观之初太宗君臣的这种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编撰隋史，炀帝、裴矩等在开拓疆域和对外交往方面的过失就被过分强调了。
我们看到，随着唐朝经济的逐步恢复，当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时，太宗也一样开始了对四夷的用兵，开展贡赐形式的对外贸易。其举措施为其实是踵炀帝余绪的。这时尽管太宗的行为受到过臣下的批评，却动摇不了太宗扩张的决心。《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太宗灭高昌后，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褚遂良上疏反对，以为“糜费中华，以事无用”，太宗却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但是认真分析起来，炀帝开展对外交往和经济贸易，唐初君臣对炀帝行为的批评以及贞观后期唐朝的对外政策的变化，却是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同样的思想观念，那就是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天朝上国观念，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贸易关系必然是朝贡赉赐形式。在统治者看来，与异域各国的交往都是对他们的加恩体恤，这是“上国天子”、“天可汗”对附属国的安抚之责任，而不是在经贸活动中的平等互利。于是当国力强盛时，则以贡赐贸易显示其皇威远被恩加四夷，而国力衰敝时，就视这种贸易活动为负担，是劳敝中国，以无益害有用。因此认识到这些，当我们评价隋炀帝时的对外政策时，应该注意到贞观君臣一偏概全的观点，全面抹杀其积极的方面。既看到其失，也看到它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开拓之功，它在客观上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唐代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新的高峰的开始。
注 释
[1]《隋书》卷83，《西域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6页。
[2]《隋书》卷82，《南蛮传》，第1832页。
[3]《隋书》卷83《西域传》，第1844页。
[4]同上，第1846页。
[5]《隋书》卷2，《高祖纪下》，第51页。
[6]《旧唐书》卷63，《裴矩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406页。
[7]《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79页。
[8][9]同上，第1580页。
[10]《隋书》卷4，《炀帝纪下》，第88页。
[11]《隋书》卷24，《食货》，第687页。
[12]同[7]，第1581页。
[13]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收入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4页。
下一篇：探究汉代民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