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从而为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解决革命领导权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继续，又是未来中国的起点，要认识国情，了解中国也就不能离开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国革命发生在近代中国社会，认清近代社会性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37)。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38)弄清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独创，但他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系统概括与实践上的有效运用，却是别人无与伦比的。毛泽东说：“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39)这种变化即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对我国影响有二个方面，“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他接着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依旧存在，而且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势力;二、民族资本有了某些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很软弱的，大部分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联系;三、皇帝和贵族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四、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并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五、由于中国在许多帝国主义的统治、半统治下，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极端不平衡;六、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破产，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40)。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了解有了新的飞跃，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起来的。”(41)这样一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与目标也弄清楚了。他还追述近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各个阶段(42)，从而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史走向更为一目了然。毛泽东从以往中国人民斗争史实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斗争此伏彼起，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这些斗争虽曾取得过胜利，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43)他又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从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新的变化中，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44)，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目标“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45)，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紧随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万变不离其宗，毛泽东对我国革命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形成，即导源于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与革命分二步走的结论。这一基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一整套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正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史学的密不可分的血缘联系，同时也使我们加深理解毛泽东与党中央反复强调学习近代史的意义。

四、毛泽东从中国战争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中吸取养料，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历史启示。

毛泽东亲自领导农民运动、进行农村调查、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骨干，是中国共产党的农运专家，他又对中国战争史、农民战争中非常熟悉，称得上是中国农战史权威。他在研究封建社会时，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农民战争这一中国特有现象所吸引。他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46)他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战争的必然性与正义性，认为“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47)，并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48)他同情农民造反，很喜欢看“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49)，还常以宋朝农民起义来比喻中国共产党人上山打游击是“逼上梁山”正义的事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给他以很大的启迪，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动力、领导权问题解决后，如何选择革命道路成了革命能否成功的突出问题。面对“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50)。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显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51)毛泽东把这个真理概括为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52)。他还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53)，“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指农民战争”(54)。正如马克思说的“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55)。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胜利，也需要有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战争，当然不能走旧式农民战争的老路。毛泽东深刻指出“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的战争，都没有成功”，这就要求克服旧式农民战争的弱点，“建立革命的根据地”(56)。旧式农民战争受流寇主义、小生产的散漫性与平均主义的影响，往往不能成功，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57)，即使胜利，也无非是改朝换代，翻不了封建皇朝的天，覆不了小农经济的地，皇帝换姓，农民仍在十八层地狱，在封建统治下苟延残喘。只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新型的农民战争，才彻底打碎了旧时代的铁锁链，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我们完全有根据这么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既是现代革命者的血的经验的结晶，又是历史上农民战争惨痛教训的升华。

五、毛泽东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思想，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与新中国的“人民本位”(人民主体)制确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就明确主张“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58)。他在史学研究与革命实践中，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科学的贡献。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向有“三千年史乘”之美谈，如从孔子编纂《春秋》算起，也已有2500年之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了历史学，才使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得以延续下来。数千年中，优秀史学家代有人出，他们曾有过闪光的思想与丰硕的成果。然而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生产和科学发展的制约，历史上文化领导权又操纵在剥削阶级手里，所以以往的历史记载，在不同程度上充塞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偏见甚至歪曲。封建统治者的“正史”，长篇累牍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社会主体人民群众反被排除在外。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大都被污蔑为“贼、匪、寇、盗”而无一个好人。毛泽东在史学研究中，贯彻了唯物主义路线，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性质的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问题，都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翻了历史旧案，恢复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59)历史本来面目。他反复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0)。并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逻辑地系统化为“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61)的思想，又把唯物史观与认识论、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62)这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负责、一切依靠群众与向群众学习的群众观点。把人民群众正确地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即是承认群众是认识活动的主体。领导者只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共产党人在群众面前只有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生与领导。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63)，要求“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64)，这就大大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学说。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体现，是党的宝贵传统，也是毛泽东以唯物史观武装全党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靠了它团结各族人民、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长期斗争中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才克取了无数困难，战胜了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5)，“从这时起”，“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66)，中国人民开辟了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新纪元”(67)。

三、毛泽东的史学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鉴古知今、推导未来，正确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范例

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针，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国指出了光明前程。在他的全盛时期整个意识形态从世界观到方法论唯物史观一统到底，践履了恩格斯说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毛泽东的思想、学说、史学成就，正是这一时代、中国这段英勇壮烈的历史的映照。他正确处理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使史学研究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向导。以事实雄辩地改变人们把历史与现实割裂、把历史研究当作“发思古之幽情”、“眼睛向后看”的偏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都处在历史发展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只是前者理论的历史的反映。轻视历史也就是轻视科学、轻视人类自身、轻视自己的未来。当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以东方巨人的气魄，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68)的时候，也宣告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历史观以及他的历史预见的正确。中国共产党的威望与毛泽东个人的成就，这时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他在1935年挥写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中说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69)。“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此时得到了历史印证。而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也在毛泽东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高峰。

毛泽东史学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学必须面向时代。毛泽东是革命家、理论家与史学家三位一体，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因为他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者、领导者，亲自参加社会变革、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所以也就最能感受时代的脉搏，最迫切地需要听到历史的心声，最渴望得到人类已积聚的智慧与知识，为我所有。因此，他反复强调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70)他善于把中国当今社会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观察，从历史中得到启迪，从发展中探索规律，把握机遇，指导实践，使古老的历史与时代精神相沟通，与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新的历史创造的实践相联结。毛泽东史学成功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有志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不能割断历史忘了祖宗。而缅怀祖宗，还是为了造福子孙。不重视历史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成为好的领导者。正如一位外国历史学家说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是徒劳的”(71)。历史学首先是一门记述科学求实科学，重史料、重考据、重事实。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是它的灵魂;彰往察来、古为今用是它的功能。如毛泽东所云“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里引出正确的结论”(72)。如果离开“实事求是”，也就失去了史学的灵魂。忽视史实，把历史当作主观随意性为所欲为的天地，这是对历史的亵滨，当然是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所不可取的。毛泽东与旧史家不同，在于他重视批判地继承历史财产，立意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而他的优势在于社会实践与史学理论双向互补，相得益彰。是时代塑造了他，更是他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的收获!

历史科学门类众多，内容广泛，在发挥社会功能上，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历史学者所处条件不同，也是不能划一要求的。研究成果有的直接应用，有的只是间接有益，有些甚至在当前的“无用的”，但却可能是无价之宝。对待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历史的眼光，辩证地解决，防止狭隘功利主义的近视看法。

毛泽东的引路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对历史学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

“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历史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临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73)。

“踏践实地的健足”去登临历史高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毛泽东的史学成就正在这里，给人的启示也在这里!

毛泽东的史学之功一言以蔽之：在于引导中国人民认清前进的道路，“走历史必由之路”(74)。

今天，历史向中国人民展示更广阔、更灿烂也更复杂的前景与更大的机遇。展望未来，认识未来，看清前程，把握前程，越来越成为迎接与赢得世界与中国美好将来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更需要把历史科学(广义的)作为人生必修课。勤奋攀登这座历史高楼—人类智慧的殿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