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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秦说燕王有云：“大王之地，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是于枣栗矣。”此尚颇带采集经济色彩。

②语出《汉书·东方朔传》。

优良的灌溉工程知识，很早就随了秦国的势力传播到了巴山以南。成都平原的土质和气候都极适于农业，所差只是水利没有兴修。这个问题，到战国末年，由蜀守李冰解决了。自从离碓凿开以后，这一带的农业，遂得突飞猛进，很快就变成一个精密农业区，遥与中原相属。蜀地的占领和开发，对于秦的统一事业，发生了极大的作用。秦国政府当时采取了极正确的政策，陆续迁徙了许多人到那里，凭借固有的进步的耕种知识，大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逐渐将原来的土著夷僚排斥或同化，巩固了农业文化在这方面的基础。在整个长江流域当中，巴蜀区比较是最为进步。这一区的农业，对于汉的建国，也曾有极大的贡献。西汉政府对于开发这一区域，仍是因袭秦的政策。巴蜀广汉诸郡，形成秦汉帝国的另一谷仓，和关中区同有“陆海”之号。尤其是长江下游遇有饥荒的时候，总是需要下巴蜀之粟，以为赈济。到了东汉时代，帝国的势力在西北方面退却，关中逐渐衰落，但巴蜀区则始终保持着本来的繁荣，而且还有更向上发展的趋势。

当时农业的进步，除了得力于灌溉工作而外，耕种方法上，也颇有改进。关于先秦的中国农业经营方法，史籍上缺乏详明的记载。依照普通农业的进展程序来讲，由流动性的垦种进而为间替休闲制，更进为轮栽制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西周时代的农业经营，大概是相当的粗疏。从原始阶段转入第二阶段，也许是在春秋战国之间。《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作爰田，后来商鞅入秦，也作辕田。这里所谓之爰田或辕田，似乎不是一种财政制度(像杜预所解释)，而是一种比以前进步的耕种方法。按爰字训易，爰田也许就是间替休闲制①。这种比较进步的耕种方法之创始于晋国，并不稀奇，因为晋国原有周室的农业传统，而所领有的地方，并不太肥沃。由于人口的压迫，比较早向耕种方法上面求进步，原是很自然的。战国初期，魏国的农业最为发达，就是承继了晋的传统。后来商鞅把这种进步的方法传到秦国，又直接招引三晋的人到秦国垦种，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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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子·梁惠王上》，有“深耕易耨”之语。易耨亦可解作间替休闲耕作法。

汉武帝时代，赵过所倡导的代田，所谓“一畴三酬，岁代处”，更显然是间替休闲制。又说这种制度是“古法”，大概指的就是先秦的辕田。至于这种进步的耕种方法，何以晋人发明之后，过了几近300年，才传入秦国，而关中在商鞅时代就已经认识这种制度，何以200年后，又要赵过重新提倡。关于这个疑义，也有解释。晋国人虽则早就创作爰田，但因秦国地旷人稀，没有改进经营方法的需要。就连商鞅的改制，也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以人为的方法提前了演化历程的。当时关中的人口密度，依旧很小，他招引三晋的移民，乃是用人力来提高人口密度，从而把改进生产方法的需要提前。假使完全听任自然发展，也许辕田制度的输入，还要等再过许多年之后，才得实现。这种经营方法，似乎在秦帝国崩溃以后，又为人所抛弃。因为农业生产在本质上，就有一种趋于粗疏的倾向，在土地有余的环境之下，农人总是乐于在广大的土地上面使用粗疏的方法，而不愿就小块的田场上面多施劳力和资本。秦之崩溃和楚汉之争，几十年间，人口不知减耗了多少。据《汉书》功臣表序，汉之初年，“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后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也说当时的人口，“方之六国，五损其二”，所说的虽然未必完全可靠，但当时死亡之多，也可以见一斑。土旷人稀的情形，又重见了，而由于长期战争的原因，丁壮之大量消耗，以及牛畜的损失，尤其影响农业的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农业经营方式自然呈现退步的倾向。试看《史记·平准书》所述汉代初年上下穷乏狼狈的情状，可以知道，当时的社会经济，确是退步了很多。直等过了70多年，中间经过文景两朝的休养生息，人口才慢慢繁殖起来。但在这长时期中，以前的精密农业区域，似乎大部都抛弃了进步的间替休闲制，回复了远代的“缦田”。《史记·河渠志》载称，汉武帝自临瓠子，求薪填塞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按烧草作肥，是一种接近原始的农耕方法。这点点记载，很透露出来一些耕种方法退步的消息。等到人口恢复了秦初的密度，于是乎赵过才又因应环境的需要，旧事重提，倡导起“代田”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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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颜斐事称，京兆自马超破后，民多不专于农殖，多无车牛，冯翊扶风二郡，田多荒莱。又《郑浑传》称，太祖以浑为下蔡长，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王昶传》称，文帝即位时，都畿树木成林。此类记载，不胜枚举。关中洛阳南阳一带，早已进于精密农业阶段，而一遭兵祸，均反趋粗疏，甚且重返渔猎经济，至文帝时，即洛阳附近，亦尚未恢复，均足见大乱之后，人口损耗，资蓄荡尽，地方农业经营，立呈退步现象，趋于粗疏。黄巾乱后，魏武创业中原，农业方面，几同开荒。据《晋书·傅玄传》，玄上疏称，“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具知农业经营，确具趋于粗疏之自然倾向，魏武之注重功力，乃藉人为之力，以代自然之趋势尔。总之，纯农业经济，不易积蓄，尤以小农经济为然，承平时代，尚可保持小康，一遇兵祸天灾，即立呈崩溃之象，是以历史虽久，但在本质上殊鲜显著之改变焉。

黄河流域的精密农业区，和南方的森林文化区两者之间，也就是整个淮河流域，在当时是两种文化势力的缓冲地带，森林也并不很多，而同时农业也不及北方发达。本来土质欠佳，又加上百年经常不断的南北争霸战，颇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争霸的结果，又是代表粗疏经营的南方占得上风，农业文化的势力，没有立得下根基。太史公叙说这一带的经济状况，称之为“地薄民贫，寡于积集”。缺乏积集，就是短少资本，经济自然是不会发展的。因此，淮河南北几郡国(梁国、沛郡、九江)的人口，直到汉帝国末年，仍然是很稀，在农业经营上，到东汉章帝的时候，竟还不知道牛耕①，可见地方的经济，是如何落后了。不过南阳以南一带，到西汉末年，经过召信臣的提倡，水利大兴，为精密农业区的一个新增部分。东汉时期，又经杜诗、邓晨、张禹、何敞诸人的努力，精密的程度和范围，越加增加。以后邓艾的经营，不过稍微恢复黄巾乱前的原状而已。

从中原往南一到了桐柏山，就进入了森林文化地带。这里是一种和中原完全不同的景色，到处是“广川大水，山林溪谷”，气候是很潮，雨量也比较多，人口则非常稀少，特别是漫山遍野的森林丛竹，一望无际，在中原的人看来，确是“不食之地”②。江南的卑湿，也是黄河流域的人所厌恶的。说到生产，则是接近原始的刀耕火种，居民的生活是“饭稻羹鱼”，经济活动是“果窳赢蛤，不待贾而得，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砦窳偷生，无积集而多贫”，这种经济生活，还极带采集经济的色彩，当地农业经营之粗疏，不问可知。在采集经济阶段上，资本的形成是很困难的。《货殖列传》称“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种易于谋生的环境最妨碍积蓄，间接也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一直到了汉帝国的末年，长江以南地带对于中原人，除了少数贵族们所喜好的珠玑羽齿瑇瑁等特产珍宝而外，并没有多大的诱惑，而且还有些厌恶。反之，长江流域的人，倒极想把势力扩展到北方，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和吴越之亟谋北进，就是明证。不过无论如何，当时中原和南方所代表的乃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所以在短时期内，不能很显著地融洽交流。周室把子弟和功臣，分封到各地，和种种异族倡处，原是想凭借自己的比较高的知识和技术，逐渐制服土著势力，分头扩展农业文化的范围，最后，各处完全打通连成一片，造成一个农业文化的天下。这种政策，是很聪明的，而且具有雄厚的气魄，在适于农业发展的黄河流域，也的确极著成效，其中有几个国家，曾有极光荣的发展，其余大多数也能维持独立。但那些封到江淮一带的诸姬，却大都作了土著势力的牺牲品，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农业文化所淘养出来的人，到了森林文化的圈内，不能用其所长，在新的环境当中，一时难同土人竞争，等不到学会适应，已经为土著势力所压倒了。在政治的斗争中，文化比较高的一方，不一定就获胜。在畜牧，尤其是在采集经济阶段上的人，不需花费多大的时间和精力到经济活动上面，所以比起从事农业的人来，常常是能够在武力方面占优势。周室的封建政策之失败于长江流域，主要原因在此，以后各代之饱受西北畜牧民族的困扰，主要原因也在此。直到汉帝国的末叶，中原的农业文化的势力，在长江以南，始终没有任何显著的进展。这一带地方，还是到了汉帝国崩溃，大量中原居民被迫南迁，经过了多年的苦斗之后，才慢慢脱离开采集经济的阶段。同时又因了地理条件的关系，农业的发展，采取了另外一种精密的经营方式，即西方学者所谓“园耕”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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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后汉书·循吏·王景传》。

②春申君对秦昭王语。

最后要附带说一说的，就是薮泽。薮泽在古代人的经济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其中的出产，无论是植物或动物，都极为丰富。古代的人对于薮泽也极为注意，政府专设有管理山泽的官，所谓虞衡。古代几种关于地理的著述，叙说九州，都特别注明某州薮名某某。大概没有经过长期的开发的地方，总是到处有许多积水的池塘和沮洳之地，以后人口渐渐多起来，对于土地的需要一天天增加，逐渐进行排水的工作，把浅水的地方化为干地，最后只有特别低洼的地方，留作湖泊。一直到秦汉时代，各地的薮泽还是很多。特别出名的是江淮之间的云梦大泽和吴越地方的五湖区。此外济淮之间，大概是由于远古时代黄河泛滥的缘故，到处多有薮泽，比较有名的是孟诸、逢纪、园圃等等，其他不知名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史记》上关于秦末起兵以及楚汉相争的记述当中，常常提到大泽，而且都是在淮河流域，可知那一带地方的薮泽之多。地方上薮泽多，正反映当地的居民少。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梁国、沛郡和九江的人口，迄汉帝国的末叶，始终是稀的。地方经济也是比较落后的。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麦菽黍稷，而淮河秦岭以南的农产，则是水稻为主，因为出产不同，所以北方和南方的人，都习于消费当地的出产。纯粹的农业社会(尤其是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社会)，本质上原已趋于自给，很少对外交易的需要，再加上南北之间没有直通的天然交通路线，所以双方几乎没有绝对必要的相需关系。这种事实，稽延了中原人的积极向南发展，而在消极方面来讲，则容易使南方和中原在政治上趋于分裂。水稻区域，大体上是同森林区域相合，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稻田逐渐侵占森林的面积，南方的景色，也随着慢慢的改观，渐与北方的农业区接合起来。不过这种演化历程，在秦汉帝国时期中，进行得很慢而已。

三、物产的分布和各种工业中心

秦汉帝国内部的物产分布，大体上是受前节所说的三大经济区域分野的决定。除了各种矿产和盐是天然固定的而外，西北一带所出产的，都是畜牧方面的东西，如马畜、皮革、筋角、旃裘之类。尤其是黄河上游一带，水草比较丰美，特别宜于畜牧的发展，所以说，“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几乎没有牲畜的中原农业经济，对此似应极感需要，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中原的人，似乎久已不以肉为主要营养品。此外用于耕种和运输上的畜力，也很有限，不能大量输入畜产。在他方面，中原的小型农业生产，没有多少剩余可以输出，而且也不容易输送到辽远的边地。再则畜牧民族所希冀的，只限于酿酒用的蘖秫之类，而不是大量的谷米。似此情形，两区在经济方面，确实难收互通有无之效。汉帝国的初年，也曾藉关市维持边境的和平①，但这种违反国内经济条件的政策，究竟难以推行过久，一旦正常交易中断，和平也就随着告终。加以中国方面的丝织品对于畜牧民族具有极大的诱惑，野蛮的畜牧民族感觉焦躁，于是就出于劫掠之一途。双方这种经济上的矛盾，始终没有消除，所以西北边界的斗争也始终不得真正的休止。汉帝国的后半，在这方面逐渐退却，终至于演成畜牧民族的大侵入，倾覆了汉帝国。

中原农业区的出产，主要自然是农产，此外除了盐和铁，值得称道的，只是淮河上游一带的漆和齐鲁一带的蚕桑。关于古代汝颍一带产漆，据《禹贡》，豫州和兖州的贡品当中，都有漆这一项。《周礼·职方》讲豫州的出产，也提到漆。货殖列传列举种种可以与千户侯等的财产也特别举出来“陈夏千亩漆”。可知在那时候，这一带地方是漆的主要产地。漆的经营应是为时已久。庄子是蒙城人，就曾做过漆园吏，似乎那时候的政府也参与经营。《周礼》称：“漆林之征，载师掌之”，也暗示当时漆之多而利又厚，以致引起官方的重视。据太史公所说的，有漆千斗，居然也比千乘之家，可见是一宗重要出产，当时中原的一大富源。《货殖列传》举出天下各地的出产，说是“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其中也说到有漆。当时这种东西，不只是供给少数的贵族，而且为一般民众所需要，所以销路一定是很大，为当时少数的普遍性的商品之一。漆业的发达，大概延续到汉帝国的崩溃，后来五胡云扰，大河以南闹到千里无烟的景象，接着南北对峙，这一带又成了经常的战场，这种生产，也就被摧残无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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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匈奴列传》：“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与匈奴交易，非汉之所欲，故私出货物之禁甚严，证见《汲黯传》。

说到蚕桑，到秦汉帝国时代，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历史，主要经营蚕桑业的，要算是土宜桑麻的齐鲁卫梁宋一带①，而以临淄和襄邑为中心。《左传》晋公子重耳将去齐，谋于桑下，蚕妾闻之，似乎当时齐国上下，都习于此业。齐的丝织业之发达，据说是由于景公的奢侈，未知确否。总之，丝织品的消费者主要是当时少数的贵族。孟子说：“五十者可以衣帛”，还是一种希望。盐铁论上说：“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知古代一般平民的衣料，乃是麻布。不过丝织品的销路，由于贵族的购买力极强而且远达到夷狄诸国的缘故，仍然不小。不只贵族本身，连他们的奴婢，也都穿着锦帛绫罗，岁赐匈奴和叠次出使所携，都以丝织品为主。另外，当时人的经济生活，大体是家庭自给自足，平民自己所需的麻布全归自家织作，只是偶然出现于市场。反之，丝织品的生产者，除了执政阶级的人所特别雇用的而外，完全是为市场而生产，因此丝织品也成为当时的一宗主要商品。后来随着汉帝国的势力和声威，这种制造品沿了所谓“丝路”一直销到西域诸国，最远还到了罗马，很早的替中国文化在西方作了宣传。

齐地除了织业发达而外，染业也早已著名。《管子·轻重篇》有关于莱夷染练的记述，似乎这种技术早有渊源。齐人能把已经用坏的丝织品，染色之后，还以重价出售②，可见他们的染艺之受人欢迎。织染两业相辅而行，相得益彰，所以能够名闻天下。

另外一个丝织业的中心是成都。蜀地的丝织业，比较发达的晚③，不过蜀地的气候宜于蚕桑，加以得天独厚，地方经济很早就趋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消费力比较大，地方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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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劳蜍：《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

②《战国策·燕策》，苏代致燕昭王书有云：齐人紫败素也，而贾十倍。

③参阅《齐鲁学报》创刊号，孙次舟：《读古蜀国为蚕国说的献疑》。

先后有卓氏、程氏、罗氏一般大富户，都拥有极大的财产，生活极其奢侈，这种种条件，都宜于促进丝织业的发展。所以到了东汉初年，李熊已经能说“蜀地女工之业，覆以天下”①的话。扬雄《蜀都赋》，盛称当地的丝织品。后来的左思也是如此，所谓“百室离房，机杼相和”，俨然是一个织业城市。曹操当兵荒马乱的时候，还特为派人到成都去买锦，可知“蜀锦”之名，当时已经是和“齐纨”相颉颃了。

长江流域的竹木，是无穷尽的，地方上的人口极为稀少，消费不了许多，但因为木材大都是很笨重，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之下，也不容易运销到很远的地方，大概只有少数比较名贵的像柟梓之类，是别的地方所需要的，所以太史公特别举了出来②。竹和木都是古代武器的重要原料，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兵力所以很强，能够向北蚕食，这也是原因之一。秦始皇修阿房宫，也要“蜀荆地材木”，都是因为北方缺乏森林的缘故。不过这终究是一种例外，南方的材木，到底不能成为北方一般人民的消费品。因为木材本身过于笨重，负担运费的能力很小，除非凭借流向适宜的河道，而中国大部分河道的流向，恰和木材供销两地的方向，大相径庭，这种天然的缺陷，阻止了江南这一大富源的迅速开发，间接对于江南本身的开发，也发生稽延的影响。不然的话，凭了北方对于材木需要之殷和帝国政府的经营能力，长江流域的开辟，一定不会等到帝国崩溃以后被迫而终才开始的。

除了普通树木而外，还有橘树，值得特别提说。长江上游一带，在古代即已经是以产橘出名③。太史公也说，“蜀汉江陵千树橘”。汉代巴郡的朐忍和鱼腹两县，都特设有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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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后汉书·公孙述传》。

②《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声子有楚材晋用之语，亦系以杞梓为言。

③苏秦说赵肃侯有云：君诚能听臣，楚必致橘柚之园。又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篇有云：江浦之橘，云梦之柚。

橘确是当地的一种富源，因为四远驰名，大概也有一部分是销到远方的①。

说到矿产，当时最主要的是盐和铁，因为这两种东西，同是人人日常生活所必不可少，而同时却又不是到处都有的出产，家家之所能自己制作，所以很早就已经成了主要商品，而且也很早就引起当政者的注意，把来看做财政上的宝库。

盐的主要产地，第一是渤海东海沿岸地方，鱼盐之利，早就是齐吴两地的经济基础。此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河东的盐池。这一项资源，同了北部的马畜和比较进步的农业，这三者显然是春秋时代的晋国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霸业的物质基础②。需要这个盐池供给的地方，非常广大，除了中原三河一带，北边的戎狄，也是顾主。往南的销路，一直到桐柏山。据《后汉书·贾复传》，贾复替他的本县南阳“迎盐河东”，可知南阳一带，还是消费河东的盐。关中大约也需要晋盐的接济，因为陇西北地上郡一带，虽说也都产盐，产量恐怕有限，而且距离较远，未必能同解盐竞争。巴蜀的盐井，早就开发了，产量也很丰，除了供给本地而外，大概也还供给长江流域中部一带地方，因为吴地的盐，是不容易销往上水的。

中国历史上的铁器时代究竟始于何时，中外史家，迄无定论。但无论如何，战国时代，铁的应用，应是已很普遍。耕种用的农具，百工用的器械，缝衣用的针，煮饭用的锅釜，以及战争用的兵器，都大部分是用铁作成，因此铁冶事业就大大发展起来。尤其是长期的兵争不息，战争规模的扩大，特别增加了对于武器的需要。《货殖列传》上所列举的早期的那些大企业家，多数是“以铁冶富”，可以知道当时确是造成了一种“军火商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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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盐铁论·通有第三》，大夫曰：“农商交易，以利本末……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据此似南方之橘柚，当时亦颇销售于远方。

②参阅全祖望：《春秋四国强弱论》(鲒琦亭集)。

当时的铁冶事业，有几个中心。头一个是邯郸卓王孙的先人，就是赵国的大铁业家。“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的郭纵，也是邯郸人。《史记·张汤传》中，也提到赵国以冶铸为业。战国时代的赵之所以很强，铁业的发达是主要原因之一。再一个铁业中心是南阳的宛。南阳的铁业，也发达的很早，《荀子·议兵篇》中说：“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遬。卒如熛风。”苏秦游说各国，照例夸说各国的特产，到了韩国，也特别提到南阳出产的兵器。《货殖列传》上说到宛孔氏以铁冶成富，武帝特别擢用为大农丞的孔仅，也是南阳大冶，大概就当初孔氏的后裔。孔家的事业，似乎维持了很久的时期。宛在战国时代，为秦楚韩三国反复争夺，除了它在军事上的价值而外，铁也是主要的目标。邯郸和宛这两个都市的繁荣之得长久的维持，得力于铁业是很显明的。蜀郡也是铁业的一个中心，程卓两氏，都是以铁冶起家，富比王者。除了铁之外，巴蜀还出产丹砂，当时也是销路极广的一种商品①。

长江以南，除了木材鱼类和矿产而外，还有瑇瑁珠玑齿羽一类的奢侈品。这些东西，虽则随了中原区的经济进步而逐渐增多了买主，但其本身究竟不是一般人的必需品，所以贸易范围总是不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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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册，劳斡：《中国丹砂之应用及其推演》。

四、交通系统及主要商业都市

在封建时代，当时所谓之天下，事实上并不统一，社会在本质上是僵滞的，无数的诸侯彼此之问的往来不太多，而且因为在政治上尔诈我虞，所以在交通上，不但不谋沟通便利，反而常常极尽阻遏挠扰之能事。到了战国时代，从前的无数诸侯逐渐归并成几个大国，每个国家境内的交通，虽则加意调整，但国与国之间的互相防范，则更变本加厉，谈不到互相便利的联系。头一个替整个天下计划一种交通系统的是《禹贡》的作者。这位地理学者内心蕴藏着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所共同企望的大一统理想的热火，根据当时的地理知识，尤其是水利工程的知识，假托大禹，以帝都所在的冀州为中心，来替一个统一的中国设计出来一种水道交通网。就表面看来，那篇文字所述说的，是一个原已统一的天下当中的贡道系统，而实际上，作者是希望以当时所可能实现或已经实现的交通上的联络，来促成大统一的局面。这一个高贵而伟大的理想，在不久之后就实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珍视。

水利工程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发达，应用到交通方面的建设，谅必不在少数。到了春秋之末和战国初年，江淮之间，凿了一个邗沟，河淮之间，凿了一个鸿沟，在交通上都是极大的成功。因为中国古代的河流，以四渎为主，而其流向，都是自西而东，所以南北的交通，要凭陆路，交通效率，依当时的交通工具和技术来说，自然是有限。等到刊沟和鸿沟凿成之后，循南北的方向沟通四渎，这在中国交通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吴王夫差的运河工程，还不止于沟通江淮，而是更向西北延长。据《国语》上的记载，他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所谓西属之济，显然是沟通泗水和济水的渠道。夫差的军队，是循了邗沟，由江达淮，再由淮入泗，由泗入济，一路乘船直到晋国的边界。夫差的动机，不过是一时的争霸，但他这个工程，却有了永久的价值。从此以后，长江下游和中原得以直接沟通。吴越一带，虽然开发较为落后，但到了西汉时代，地方的发展，已经超过了长江流域的中部。这一条交通线，成为联系南北的大动脉。后来项羽所建立的王国，就是以这条通路为主干，彭城的位置之所以重要，也就是由于控制着这条干线的缘故。

鸿沟的开凿，也是极为成功。淮河的几个支流，都是从西北流向东南，这一条人工河道，由黄河引水，同那几道天然河道横接，于是河淮之间，平添了几条运道。这个工程，确是非常巧妙。自从这条交通线开辟了之后，沿线的许多城市，如寿春、陈(宛丘)、睢阳、襄邑、陈留，都增加了重要性。战国末叶，楚国从郅徙都陈(公元前278年)，又从陈徙都寿春(公元前241年)，就是因为循了鸿沟入颍通淮这条水道，上通三晋，下连吴越，交通便利的缘故。这条通路，在中国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者，为时颇久。近人李仪祉曾有《华北水道之交通》一文①，建议引贾鲁河于荥泽，输于黄河，南端则在周家口同颍水相会，由颍入淮，这样沟通黄河同淮河。这个计划，就是恢复鸿沟的旧道。总之，沟通南北的水道，直到如今，仍嫌过少，这条水道的重引，现在还是极有价值的。

邗沟鸿沟之外，还有许多成功的人工渠道，而在当时交通上特为重要的，要算是沟通湘水和离水的灵渠了。这道渠是秦始皇征南越时所凿，动机也是政治的和军事的性质，而在经济方面，却产生了重大的后果。有了这道运渠之后，长江和珠江联系起来，南海的宝货，可以直航长江流域和中原各地，番禺这个商埠，因而也越趋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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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载《水利月刊》二卷五、六期合刊。

古代的人对于水道，虽然已经尽了利用之能事，但水道的大小和流向，究竟是受天然地形的限制，不能全如人意，所以仍然不能不修治陆路以济其穷。尤其是在北方，交通路线，是以陆路为主。等到入了战国，各国间交易的范围和战争的规模，日逐增加，道路也就越来越重要。苏秦说魏襄王，有“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鞫鞫殷殷，若有三军之众”的话，虽是说客夸张之辞，也可借以想像到当时路上往来之频繁，从而也可以推知道路的发达情形。不过当时各国虽都留意于道路的建筑，彼此之间，则是不相为谋的。大规模的道路网，乃是到了秦并天下之后才得实现。为了维持一个统一的庞大的帝国，必须中央和全国远近各地的交通便利，形成一个网，然后中央才能控制如意。秦始皇是一个材力绝人的统治者，他统一宇内的第二年，就“治驰道”。驰道是天子所行之路，始皇几次出巡，西至陇西，南至洞庭，东南至会稽，东至海滨，东北至碣石，北至云中九原，足迹实遍天下，所走的路，除了一部分水道而外，自然都是驰道，只把他走过的里数合计起来，已是极为可观。关于驰道建筑的情形，像贾山所说的，“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①，虽然不见得完全确实，但也没有理由目为完全虚妄。这种布满天下的驰道，并不全部是始皇所创建的，他不过是就以前各国原有的大道，加以整理联系，把来归到一个系统之中，也如同把原来几国所筑的长城联系起来而成为万里长城是一样的。秦代的驰道，无论是从规模、长度或路面的筑造情状来讲，都不逊于罗马帝国当年的军道。只因始皇历来被认为罪人，更因为被同时另外一个更为伟大的工程——万里长城——所掩盖了，所以为历来的史家所忽视。其实当时所创立起来的这个联通全国的交通系统，对当时和后世，无论是在政治或是经济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价值。这个系统保持和破坏，是同全国的统一强大和破裂纷扰，以及整个民族的命运，是直接相关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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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汉书·贾山传》。

把水陆通道综合起来观察，秦汉帝国的交通系统，是以帝都所在的咸阳或长安为中心，借了几条干线通达全国以至国外，形成帝国的几条大动脉，另外无数的路线，都是从这几条干线分了出去，综合起来构成整个的交通网。从帝城往西，经过云阳、回中，直到陇西，可以叫做西路干线。从云阳折向正北，直到边塞，也就是蒙恬所修的直道，可以叫做北路干线。这两条干线所网括的地带，是天水、陇西、北地、安定、上郡等富于畜牧的边区。到了汉武帝立河西四郡以通西域，西路干线向西北方面大加延长，越过葱岭，同极远的西方诸国取得联络。这一条沟通东西的要道，欧洲史家名之为“丝路”。循了这条路而传播到西方去的，却并不只中国的特产丝织品，而是还有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中国从这条路上，也输入了许多新的农作品种和其他的东西。以后回教诸国的商队，也是顺了这条路来到中国贸易。这一条国际路线，历经一千多年，始终是中西的主要通路，直到海路畅通以后，形势才改观。敦煌是这条国际通路上的第一道关口，其余沿路的都市，也都不过是通过站，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河西走廊的空间价值在当时实在太低。北路干线的经济价值，比较不如军事价值来得大，因为路的北端所通到的，是几乎不毛的砂碛地带，在经济上没有发展的可能。

从关中循褒科栈道而南，过汉中，再经剑阁广汉以达成都的一条路，我们名之为西南干线。这一条路，是巴蜀汉中同关中的联络线。巴蜀地方殷富，秦汉两朝的创业，都是很凭借了这个宝库，当时这条路上的交通，一定极为可观。以后汉武帝通西南夷，更把这条路线延长到滇中。当时张骞在大夏国看到经身毒国贩去的蜀布、邛竹杖，这种货品，当然是从滇中转贩过去的，从而可知，当时的西南干线，并不止于滇中，而是更远通到外国的。《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称：“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阯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路如此。”所谓异物，乃是稀奇的货品。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知道，这条路上的商贩往来，必是很盛。西汉时代，这条商路已经是通了，到了东汉中叶以后，西羌叛变，直到帝国末年，兵争始终不息，西路干线被切断了，中国同西方的交通，大部分转移到西南方面，所以这条国际路线，越加重要，我们可以目为两千年前的“滇缅路”。

西南干线最大的商业都市是成都，其次是广汉和南郑。成都平原的农业，极为进步，益州几郡的资源，又很丰富，工业也发达——成都和广汉两城，在汉代都设有工官的，又加上同西南夷的贸易，自然会有大的商业都市产生。成都的繁荣，是一直向上增长的。太史公列举天下的都会，还没有特别提到成都，但到了王莽时候，已经同临淄、邯郸、洛阳和宛齐名，合称五都之市。再到了帝国崩溃之后，中原经过剧烈的破坏，往日的名都大城，多半丧失了本来的地位，而成都却依然继续发展，真可谓之得天独厚了。

从帝都往东，自蒲津渡河，转向北方，经过平阳而通云中代郡的一条路，可以叫作山西干线。这条线上的商业都市是平阳和稍北一些的杨。山西地方，除了河东一小部分之外，是比较贫瘠的，所以这一条路，主要也是供军事上的使用。在汉帝国同匈奴处于休战状态之下的时候，长城之下有关市，汉胡双方的交易，集中在这里。不过这种交易，没有能维持得很久，这条路线的经济价值，始终没有达到很大的程度。

另有一条极长的路线，从都城出武关，经过南阳、南郡，由江入湘，直到湘江的上源，由灵渠的联系，入了离水，转到南海的番禺，我们名之为南路干线。番禺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繁盛的商埠，中国同南海许多番邦的贸易，就是集中于此，中国人民所喜好的许多珍奇货品，像珠玑瑇瑁、犀角、象牙之类，都是先贩到这里，然后循了南路干线运到中原各地。至于中国所输出到海外各国的货品，大概是丝织一类的制造品。这一个吞吐口岸，一度曾是南越王国的首都，繁荣必是相当的可观。有许多人到了这里都发了财①。番禺和内地的交通，除了上述的这条路线之外，还有沿赣江通长江和沿西江通巴蜀的两条，不过这两条路的利用程度，似乎都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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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汉书·王尊传》。

南路干线上有两个大的都市，一个是南阳郡郡治所在的宛，一个是南郡的首城江陵。宛在战国时代，已经是一个大城，这里不只是一个铁冶工业中心，而且也是关中、关东和江南三方商贩的交会地点，当地的人，也多从事于商业。到了东汉时代，又因为是皇室的发祥地和许多从龙功臣的故乡，地方的繁荣，特别可观。不过宛的地位价值，较逊于稍南的襄阳，所以等到附近的铁业衰落，而长江流域大事开发之后，它的繁荣也就转移到襄阳了。

江陵就是古代楚国的故都郢，早就是南方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前汉时代，中央的注意力偏向西北方面，江陵的重要，是到了后汉末叶，长江流域逐渐开发之后，才慢慢显示出来。当帝国崩溃的时候，关中和河南的移民大量流入荆州，地方经济猛进，接着长江流域树立起来几个政权，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不断的竞争，江陵的繁荣也随着蒸蒸日上，而且是长此发展下去，情形恰恰和宛相反。

由帝都向正东，经过函谷关到洛阳，这一条贯通帝国心腹地带的大动脉，可以叫作东路干线。这是一条水陆双轨的大道。因为除了穿过函谷关的陆路之外，还有黄河同渭河构成的水道，乃是山东粟米漕运到关中所走的路。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天下交易的中心，虽然附近没有什么出产，但它那在交通上极端优越的地位价值，足能弥补这方面的弱点而有余，所以它的重要得以历久不变。

在洛阳附近渡过黄河，向东北方，贯通邯郸、中山、涿蓟等地的一条大路，我们名之为河北干线。这条路更往东一直通到辽东和朝鲜，也是当时的国际路线之一。这条路线上的主要都市，除了上面所举的几个而外，还有河内的温、轵和邺，这三个都市，是素称富庶的河内的经济中心，特别是邺，因为靠近漳水的缘故，交通极为便利，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到了汉帝国崩溃之后，几次成为北方政权的首都，都市繁荣，保持了几百年之久。温和轵是洛阳北通河东、上党二郡的门户，邯郸不但也是水陆交通之会，而且又有历史悠久的铁冶工业，所以当时是一个一等都市，不过到了后汉时期，这个古都就不很闻名了。

邯郸似乎也是随了当地的铁冶业而衰落的，它的地位，显然就是为邺所取而代之。到了汉帝国末年，曹操凿了一条白沟，经由淇水而沟通河漳，邺在交通上的地位，越发的提高了，而邯郸保持了几百年的声名，从此休止，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蓟也是有悠久历史的古都，却只是帝国的一个边城，距离经济中心太远，附近地带的经济又比较落后，只因是通东北各地的门户，对那些游牧民族的贸易，还能维持相当的繁荣。

从洛阳往东，沿着黄河和济水，一直到山东的临淄，这一条路，是东路干线的延长①。更从这条干线的中段，向东南方面分出两条干路，一条由鸿沟经颍入淮，再经肥水巢湖通到大江，再一条是从济水南岸的定陶起，沿了菏水通泗水，由泗入淮，再经邗沟而达大江。前一条可名之为东南第一干线，后者可名之为东南第二干线。这两条路线中间，更由淮河沟通，最后由大江的东西连通，同旁的干线取得联系，整个帝国的交通系统，于是乎完成。

洛阳以东的东路干线上，有两个大都市，定陶和临淄。两个都有很久的历史。临淄从早就是齐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丝织业尤其发达。到战国时期，据苏秦所说，这个城市有7万户人家，如果照每家平均六口人计算，就是40多万人，这样大的一个城市，在古代确是不多见的。到了西汉中叶，据史记所载，主父偃和武帝都说过临淄有10万户的话②，当时城内的居民，又已经到了60万左右。这个工商业都市因为有牢固的经济基础，所以能够历久不衰，汉帝国崩溃之后，似乎还多少维持着传统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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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地敷篇》，管仲建议桓公专煮盐之利，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乱，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此语暗示齐人之利用河济二水为货物外输之道，且更加以修治。

②见《齐悼惠王世家》及《三王世家》。

临淄的位置，是在东路干线的极端，只因有鱼盐和丝织品等销路极广的产物，才能够维持数目极大的居民。至于定陶的繁荣，则完全是靠了极优越的交通地位。这个城市，正位于济水和它的支流菏水两相交会的所在。沿了水路，往东北的方向，直达临淄，往西经过大梁通入黄河以达洛阳，往东南的方向，则菏水连通泗水，再由泗入淮，邗沟修成以后，更是一直达到东南新开发地带中心的吴。在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就交通系统或是纯粹就空间距离来讲，陶的确像《货殖列传》上所说的，是“天下之中”，山东三河和东南三个区域的货物交易，大部分是要以陶为集中地点，因此很多陶朱公一类的人物，都到这里来“侯时转物”，得到极大的成功。汉帝国初年，定陶的地位，还相当的重要，但不久以后，这个两三百年来的重要商业都市，却再也不经人称道了。定陶的衰落，似乎是深受了黄河溃决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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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河渠书》称，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定陶适当其冲，不免沦入泽国。武帝重信田蚧及一般方土之言，不事复塞。自后二十余年，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直逮元封二年，宣房之功始奏，梁楚之地复宁。中经二十余年之泛澜荒凉，往日精华，消逝无余，而沟通济泗之菏水，复为黄水所乱，原来运道破坏，交通形势全非，而定陶休矣。

济水支流这条运道破坏之后，当时的人又修了一条汴渠来代替它。这是介乎大梁和彭城之间的一条水道。据汉书地理志，蒗荡渠引河水，东注于阴沟，再注于汲水，再注于获水，最后注入泗水，前后连通，大概就是汴渠的路线。据《后汉书·明帝纪》，汴渠曾在前汉平帝时候溃决，可知汴渠的沟通，是在平帝以前。这条新路线沟通之后，彭城的地位比以前更加重要，这也是中国交通地理史上一件重要事实。不过汴渠西端的大梁，却并不曾演为一个繁荣而重要的都市。所以然者，我们或者可以提出两个解释：第一，战国时代的大梁，因为是魏国的首都，也曾保有相当的繁荣。但经过王贲引水灌城之役那次彻底破坏之后，很长时期没有能够恢复，太史公当年所见到的，还是“大梁之墟”。当时那一带比较最重要的城市是陈留。汴渠开了之后，大梁本有复兴的机会，但由于所谓“地理的惯性”的缘故，它的地位仍旧是由相距不过20里路的陈留来代替了。第二，汉代汴渠的运输能力还不太大，到了东汉，东方的谷米是直抵首都所在的洛阳，大梁只是通过站，发展的条件是有限的。由于以上两种原因，大梁的地位价值，在秦汉帝国时代始终不曾得表现出来。而汴渠的重要，在汉代因为东南一带还没有大加开发，而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又因为分疆割据，兵事不息的缘故，一直没有得到表现的机会。直到隋唐帝国和北宋时代，才充分发挥功效，成为帝国的大动脉，而汴梁的地位，也随着大为增高，成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

从济水引向东南的两条水路干线上，比较重要的都市，计有战国时代曾先后为楚国都城的陈(宛丘)和寿春、江淮之间的合肥、项羽王国的首都彭城和三江五湖之间的吴。寿春因为是正当淮颍肥三条水会流之处，水路四通，地位比那号称“楚夏之交”的陈更为优越，所以后来的发展，也超过了陈。不过通达东南的两条交通干线两相比较，东边的一条因为直通富庶的太湖区域的缘故，胜过西边的一条，所以寿春的地位价值，在经济上不如在军事上那样高。合肥的情形也同寿春相似，太史公说它是“受南北潮，皮革鲍布之会”，乃是长江流域物产销往北方的一个集中地，后来是因了同样的关系，没有能够继续发展，不过因为本地一带还相当的富庶，所以还保持着一个地方都市的繁荣。至于彭城，很早就已经是中原同东南之间孔道①。这个城市的重要和繁荣，是同长江下游一带经济的开发成正比的。汴渠开成以后，通往大梁洛阳的路线越加近捷，它的地位价值无论在经济上或在军事上，都是继长增高。吴这个江海之间的首府，自从吴王阖闾以来，接连经过春申君和吴王濞的经营建设，早已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不过因为整个长江下游一带经济开发的机会还没有达到成熟的时候，所以直到汉帝国终了，吴始终是一个地方性的都会。由于同一的原因，位于邗沟起点的广陵，也还没有达到表现经济上的地位价值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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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绝晋吴之通路”。

最后，东南向两条干线之间，除了淮水和后来的汴渠以外，还有一条沟通的水道，就是睢水。这一条水路，在楚汉相争的时间，曾是楚军的主要粮道。大概这条水和鸿沟淮水之问的涡水的航运能力都不太大，而且所经过的地方又比较贫乏，所以在经济上的价值是很有限的①。

睢水流域的城市，值得提起的，计有西端的陈留，正当睢水鸿沟的会口，在当时也算是“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②。东端的徐、僮、取虑，位于泗水和睢水、淮水合流的附近，是几个比较小的商业城市。中间还有两个比较大些的都市，一个是以丝织业著称的襄邑，一个是梁国的首都睢阳。睢阳是经过梁孝王加意经营过的，王宫和大量游客的消费，可能促成相当的繁荣。只是睢水在当时并非主要运道，本地又没有特别出产，这个都市的经济价值，并不太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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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楚汉相距于荥阳成皋间，彭城数反梁地，为汉挠楚粮道，举其所据陈留、外黄、睢阳诸城，皆在睢水沿岸，是以知楚军粮道，乃睢水也。睢水西引鸿沟之水，东入于泗，于彭城与荥阳间，最为捷径。迤北循菏济，迤南道睢颍，一则受齐之威胁，一则为刘贾英布所侵据，且又均较为回远，当时盖未尝利用也。

②语出《史记·陆贾郦生列传》。

总起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当时的人对于天然水道，确是尽量利用，不过由于天然形势的限制，北方的交通，仍然是以陆路为主。就经济的观点来讲，水运比陆运要省费许多，古今是一样的。伍被谏淮南王，也说到“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①，两者的优劣，极为明显。长江流域的气候和物产，本是超过北方，又加上水运的便利，所以黄河流域虽然是汉族最初活动的中心，但南方的经济价值到后来很快的表现出来，先是同北方抗衡，终而是后来者居上了。第二，当时所有的重要城市，都是在上面所说的那几条交通干线上，几乎没有例外。这个事实，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同交通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里附带要解释的是阳翟。这个古都，在战国时代，原是一个很大的商业都市，等到大帝国建立之后，它的名声就慢慢消逝了，如果寻求其中的原因，主要恐怕就是交通上的关系，阳翟恰恰位于陈、宛和洛阳三城的正中央，在列国并立的时代，它的地位自然是很重要。等到大一统的局面实现，整个广大帝国内部的交通，得到通盘而合理的调整，阳翟落到交通干线以外，所以始终止于是一个地方性的都市。只因它是许多年来王国首都，颇有一点工商业的基础②，并且是洛阳直通南阳的必经之地，所属的颍川郡也还相当富庶，所以以往的繁荣，多少还能维持一些时期。但到了东汉以后，昔日的光荣就永远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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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②阳翟在汉代有工官。

补白：凡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大都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及《汉书·地理志》。

五、余 论

战国时期，经过200年的之久的频繁而又剧烈的战争，特别是中原一带，遭受不少的损失，只有齐国地方，在大一统之前，独得40余年不受兵革，更加上本有鱼盐之利，工商业有很牢固的基础，所以到秦始皇统一宇内的时候，齐地的地方经济情形，要算是最好。项羽灭秦之后，去封诸侯，自己选择了彭城作根据地，除了别的原因而外，未始不是对齐怀有野心。汉高帝不叫韩信王齐，显然也是因为怕他凭借了绝好的经济基础，如虎傅翼，将来没有方法制他的缘故。一直到了帝国的崩溃，齐地始终是一个富庶之区。

当时整个帝国的重心，无论是就经济或是就交通方面来讲，都应当是三河区域，而洛阳确是“天下之朝市”。关中之所以取得中央地位，在秦代自然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关系，在汉代，一则是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再则是因为有西南的巴蜀区作它的奥室。就天然形势来讲，巴蜀区同楚地中间有大江作通路，一苇可航，比起同关中区来，中间隔了秦岭巴山两条高山，两方面交通的难易，非常明显。可是它同楚地的联络，却没有同关中区的关系那样密切。两者之间的千里栈道，在帝国建立很早以前就完成了。就这件工程的艰巨程度来推想，当年一定是很需要的，此中原委，很难解释。三峡之险，在古代交通上自然是一种很大的阻碍。此外，也许是因为巴蜀区和楚地同属一个流域，物产大致相同，没有多少交易的需要，而在他方面，同关中区常要有无互通，彼此依赖，尤其是后来秦汉两代的建立基业，都是凭借了巴蜀的资源，当时的巴蜀和关中，像是打成了一片的。

没有巴蜀区的辅充，单单关中区是不容易培养和维持强大的政治势力的。战国时代秦的国力大加增强，就是在并有巴蜀以后。后来大帝国建立，关中区是畿辅，经济方面必须充实稳固，才能胜任，所以帝国政府从一始起就执行一种徙天下民以实关中的政策。迁来的人，以富豪为主。这般富豪同时把他们的财产和货殖的本领带到关中，以后继续经营发展，关中区的地方经济，自然因之猛进。这种强干弱枝政策推行的结果，很是成功，到西汉中叶的时候，太史公已经有“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的话。做到这种地步，帝国在内部才算稳固了。不过这种人为的繁荣，究竟不容易长期抵抗自然发展的趋势，随了帝国的活力的慢慢消沉，关中区的繁荣逐渐降落下去。王莽以后的中兴政府，索性迁移到比较合于经济现实的洛阳，关中区开始没落。除了自然的衰退而外，更经过几度的特别人为的毁坏，直等到500多年以后，才又恢复昔日的光荣。总之，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始终不相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大的病症，给了我们不知多少烦恼和痛苦，汉帝国的情形，是这个事实的第一次证明。

东汉一代，几乎整个是帝国的衰老时期，在西北方面，面对着那些畜牧民族逐步退却，而对江南的森林区域，也并没有怎样加以开发经营。直到中心腐溃之后，内外的病症一齐发作，帝国解体，中原的居民，沿了几条南向的干路逃往长江流域，被逼迫着去开发那广大而又富于资源的新地区。而后像夏口、九江和建业等几个都市的地位价值，才得显示出来。西南的巴蜀区，几乎也同中原脱了节，凭了本身的天赋，作自足自保的打算。整个的交通系统是破坏了，类似一个人损伤了神经系。原来整个帝国构成一个有机体，帝国的各个部分，在整个帝国经济机构以当中，各自占有一定的地位。大一统的局面破坏了之后，原来的有机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前的经济中心区域，连受严重的蹂躏与破坏，同时长江流域，则开始跃进，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各地经济都作北方性的发展，经过几百年的酝酿演化，才又产生一个新的有机体出来，整个中华民族，也才因之得以再度脱离了极度混乱的黑暗时期而重睹光明。这个新的有机体，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之局——隋唐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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