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论著，除在方法论的运用和史料的掌握、鉴别方面较先前成熟之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贴近现实和强烈的战斗性、批判性。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缓发展，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等人迎合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鼓吹中国社会的“停滞性”只有靠外力才得以“克服”。抗战初期，吕振羽、华岗、吴泽等人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批判了抗日阵营中“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有害倾向。他所写的有关宋代和明代的一系列论文，也都隐含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和腐朽统治的革命义愤。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用许多笔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触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痛处，因而它一问世，在国民党统治区就遭到严禁。写历史借古喻今，诚然容易出现非历史主义的毛病，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却起了揭露敌人、鼓舞人民的积极作用。胡绳在抗战期间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冯友兰的“贞元三书”。他肯定冯、钱在学术研究上所付出的劳动，但同时也指出他们唯心史观和复古倾向的根本错误。1940年，正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和加强法西斯统治时，林同济、陈铨等人创办《战国策》杂志，后又编辑大公报副刊《战国》。他们宣传尼采的超人论、英雄论，认为民众只该受支配，供驱使，为专制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张目。胡绳等对“战国策”派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也进行了批判。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而实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书中说，明朝是“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覆灭的，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是“内忧”，给日寇“外患”造成了机会。陶希圣在《读〈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更毫不隐讳地说，该书的出版就是要人们“皆以此书之论点以察往事而厉今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之命运》的反动政治意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郭沫若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热情赞扬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明朝腐朽统治的伟大意义，同时也分析了农民军最后失败的历史教训。文章发表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组织的围攻。中国共产党中央则把郭沫若的文章印发全党学习，要求全党从李自成的失败中吸取历史教训，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导致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胡适这时宣传“理未易明，善未易察”，鼓吹“发明一个字的古义”和“发现一颗恒星”一样重要，劝导青年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这位曾经对近代中国史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终于下定决心充当“过河卒子”，使自己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牺牲品。而许多正直的史学家，通过现实的教育，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已准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个时期一方面积极参加思想战线的斗争，另一方面撰写了一批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科学性的史学论著，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册，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翦伯赞《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杜守素《先秦诸子思想》，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等。吴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发表了大量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杂文，其中部分篇章收入《历史的镜子》一书。

威廉希尔app  历史学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