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实践。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力地批判了否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错误认识。在古代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论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一、中国是否经过奴隶社会;二、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如何理解;三、中国封建社会什么时候形成和瓦解。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支持郭沫若肯定中国经过奴隶制阶段的观点。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以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却与郭沫若有不同的意见。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中，认为商代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商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他从土地所有制形态、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和剥削方式等方面论述西周是封建社会，这与传统的周代封建说立论不同，为以后古史分期讨论中的西周封建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吕振羽意见大致相同的还有翦伯赞和邓云特(邓拓)。邓拓指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以及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三位一体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是中国封建生产方式长期延续而不易瓦解的根本原因〔17〕。

陶希圣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否认中国经过奴隶社会阶段，而且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崩坏了。但他在随后发表的一些论著中，观点屡有变化，一会儿说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一会儿说是“先资本主义时期”，一会儿又说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从三国到五代是“发达的庄园时期”，宋以后才是“先资本主义时期”。到1935年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他干脆撇开了社会形态的分期，把中国历史分为神权时代(殷商)、贵族统治时代(西周至春秋)、王权时代(战国至清末)和民国时代。陶希圣的反共政治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的一些社会分期主张也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但在他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上发表文章的许多作者，政治倾向与陶希圣本人并不一样。实事求是地说，《食货》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展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除了陶希圣之外，否定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的还有胡秋原、李季、陈邦国等人。和陶希圣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王宜昌也主张近代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这些人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一些论著也不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往往是搬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词句，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他们参加社会史论战，正如胡秋原后来所承认的，“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为了“非共反共”〔18〕。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它诞生之日起，不但要遭到一些有偏见的史学家的反对和排斥，还要经受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的假冒和歪曲。至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身迫害，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在社会史论战中初试锋芒，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不能不承认它的历史观值得重视。就连顾颉刚也说：“他人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19〕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并且在史学界拥有一大批同情者。除了有关社会史论战的论著之外，抗日战争前出版的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还有：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李鼎声(李平心)《中国近代史》，王渔邨(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崛起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各个流派的一些理论著作也陆续介绍到中国。其中较有影响的译本有：何炳松译的鲁滨逊《新史学》，向达译的班兹《史学》，陈韬译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李思纯译的朗格诺瓦和赛诺波《史学原论》等。王造时、谢诒徵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也在1936年出版。有些中国学者撰写的史学著作，内容其实主要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或历史研究法的介绍。例如何炳松在其《通史新义》的自序中，就声明“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赛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这些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一度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但它们并没有像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学派。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表明，任何一种新颖的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果不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而且在历史实际的检验面前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即使能够引起一时的轰动效应，终归不免成为凋谢的花朵。

四、史学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茁壮成长

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时，中国史学家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积极投入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九·一八”事变以后，章太炎在与马相伯联名发表的宣言中，列举历史事实，驳斥日本散布的“满蒙本非中国领土”的谰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组织学者编写多卷本的《东北史纲》，意在阐明东三省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只出版傅斯年所撰的第一卷)，《禹贡》半月刊出版了多期有关边疆史的专号。顾颉刚还主持编印通俗读物，在士兵和民众中宣传抗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积极撰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而且直接投身于抗日的实际斗争。“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范文澜、何干之、华岗、吕振羽、翦伯赞、嵇文甫等，也都参加了抗日的实际工作。

抗战期间，转移到大后方的史学家颠沛流离，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身处沦陷区的史学家，大多数坚贞不屈，保全了民族气节。战争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最能锻炼人。正是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实证史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很大进展，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陈寅恪的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以往论者一般认为隋唐制度主要继承西魏北周，陈寅恪在前一书中指出北魏、北齐通过不同途径汇合了汉魏以来传统华夏文化的各个因素，从而成为隋唐制度的主要渊源。在后一书中，他提出关陇集团所推行的关中本位政策是唐初各项重大政策的核心;从武则天开始，关中本位政策逐渐被破坏，至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局的基本矛盾转为内廷宦官勾结士大夫党派之间的斗争。陈寅恪的上述观点，尽管在治隋唐史的学者中间有不同意见，但至今对史学界仍有重大影响。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虽以考据的形式出现，实则深寓提倡民族气节、抨击奴颜事敌的民族败类的现实意义。这个时期出版的实证史学的重要专著还有：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吕思勉《先秦史》，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二、三集，劳榦《居延汉简考释》，王伊同《五朝门第》，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和《太平天国史丛考》，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和《太平天国杂记》，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等。以实证方法撰写的史学论文，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比抗战前有显著提高。在古代史的许多领域，新涌现出了一批很有造诣的学者，如胡厚宣、杨向奎、张政烺、童书业、杨宽、齐思和之于先秦史，孙毓棠、劳邨之于秦汉史，周一良、贺昌群之于魏晋南北朝史，岑仲勉之于隋唐史，邓广铭、张荫麟、陈乐素、聂崇岐之于宋史，陈述、傅乐焕、冯家昇、韩儒林、翁独健之于辽金元史，吴晗、王崇武、李晋华之于明史，郑天挺之于清史，全汉昇、杨联昇之于社会经济史，白寿彝之于民族史，谭其骧、史念海之于历史地理等。这期间还出版了几部有较大影响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如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与实证性的学术论著不同，这些通史和近代史著作表现了作者各自的历史观和政治倾向。其中，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由于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卖国投降派辩护，引起的争议最大。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出版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作了自我批判，肯定商代已进入奴隶社会，修改了他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意见。吕振羽和翦伯赞充实了西周封建论的体系和论点。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问题作了深入考察，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途径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古典形态，具有“早熟”和“改良”的特点。与实证学者只就思想谈思想不同，郭沫若、侯外庐和杜国庠的思想史研究都注意联系社会史，探究各种学术思想流派由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判明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侯外庐认为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具有近代启蒙的意义，这个观点对史学界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