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先驱者中间，学术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是王国维。他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所做的大量工作，标志着近代实证史学在中国开始创立。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现了一大批震动中外学术界的珍贵史料，包括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和新疆的汉晋简牍，敦煌莫高窟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等。这些新发现的史料为王国维开拓新学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对甲骨文和金文，对汉晋简牍和唐人写本，以及在商周史、汉唐史、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面，都有精湛的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大多收入《观堂集林》一书，其中如《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和《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王国维对乾嘉考据学有深厚的根底，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开创者，得益于他受过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熏陶。他曾经说：“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5 〕王国维继承了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他由文字声韵考证古代的制度文物，又进一步从古代的制度文物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这就突破了传统考据学的窠臼，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时指出，“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6〕王国维“三证”的研究方法， 确实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王国维称之为“二重证据法”的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互相释证，一直被治古代史的学者奉为圭臬。

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与罗振玉有密切关系。罗振玉对甲骨和金石器物的搜集和考释也有不可抹煞的功绩。在罗、王的带动下，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在二三十年代一时蔚为大观。甲骨文研究有“四堂”之称：“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鼎堂发其辞例，彦堂区其时代。”〔7〕指的是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四人。 青铜器的研究此时摆脱了传统金石学的骨董圈子，开始形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郭沫若建立两周重要器铭的断代体系，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一时期对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学者还有唐兰、容庚、于省吾、徐中舒、商承祚等人。

在王国维之后，对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起了重大作用的学者应该说是胡适。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胡适在此书《导言》中提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是“明变”、“求因”和“评判”;强调“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主张“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同年，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用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诠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认为后者“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 )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稍后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 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不仅在课堂上大力宣扬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历史观念，还鼓励同学按照这种方法和观念去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胡适提倡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与当时一些主张复古的“国故”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胡适把整理国故比喻为“打鬼”、“捉妖”，这又说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评价有很大片面性。胡适鼓吹研究历史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是在考证史料的层面上，这个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假设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根据。至于说要探讨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这个方法显然是不适用的，也是不科学的。胡适对这个方法的局限性并非没有察觉，所以他又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而所谓“艺术的”，亦即“大胆的想象力”〔8 〕。把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与史实的叙述和解释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前者才能成为一门科学，后者则是全凭史家大胆想象的一种“艺术”，这恰恰说明胡适的历史观从根本上说来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胡适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虽然有很大影响，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在实证研究方面有重大成就，堪称王国维之后一代宗师的学者是陈寅恪和陈垣，陈寅恪自幼深谙我国古代典籍，后来长期出国留学，受过西方比较语言学的严格训练，具备多种外国语言文字和中亚、南亚古代文字的阅读能力。他非常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9〕。 又倡导以诗文证史，开拓搜集史料的新途径。陈寅恪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而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宗教史和古典文学方面贡献尤大。他不仅精于史实的考证，还很重视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往往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陈垣对历史文献学，特别是校勘学、年代学、史讳学、目录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是校勘学的典范之作，书中提出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为校勘学的条理化作了系统的总结。在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陈垣也有出色的成绩。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论著，都是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著作。

对中国近代实证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还应该提到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最初受康有为和崔述著作的影响，对古书古史产生了怀疑。后来接受了胡适所提倡的“历史进化的观念”和治学方法，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古史。1923年，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顾颉刚把这个观点称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10〕。他的意见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驳诘。顾颉刚在答辩中进一步提出，要推翻不可信的古史，必须：(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11〕。1926年，顾颉刚把这次论战的文章汇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并写了一篇介绍自己研究古史心得的长序。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册〔12〕。其中顾颉刚本人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梁启超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刘节的《〈洪范〉疏证》，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等文，都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1934年，顾颉刚还创办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旨的“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

疑古辨伪并不始于顾颉刚。但顾颉刚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不仅要辨“伪书的伪史”，而且要辨“真书的伪史”，这就把辨伪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对廓清远古历史的迷雾是有功绩的。顾颉刚注意用民俗学和神话学的材料来研究历史，这个方法也是可取的。但他考辨古史的方法有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张荫麟所批评的不加限制地使用“默证”〔13〕。他认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14〕。这实际上是把史料和历史混为一谈，并且把东周以前的历史轻易抹煞了。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曾经主编《新潮》杂志，对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又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15〕这是把近代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的最明确的宣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正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而开展的。应该指出，傅斯年反对沿袭前人陈说和滥用间接的材料，主张“直接研究材料”，从材料中研究新的问题，这个意见是无可非议的。他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这个认识也是符合历史学发展的时代特点的，但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不但取消了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而且很容易把史料工作引上烦琐考证的歧途。傅斯年对近代历史学内容的界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影响了一批学者排斥科学历史观的指导作用，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在他领导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安阳殷虚和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居延汉简和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傅斯年作为一个学术组织者是有重大贡献的。

傅斯年为了摆脱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固定模式，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应是“考史”而不是“著史”。其实历史编纂学也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反映编者的历史观点和掌握史料、处理史料的水平。就普及历史知识而言，通史和断代史有专题研究所无法取代的作用。1923年，吕思勉出版《白话本国史》，书中既有重要历史事实的叙述，又有必要的考据和议论。作者指出中国自秦汉以后，多次出现周期性的治乱兴衰，“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在20年代初能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邓之诚在30年代初出版的《中华二千年史》，也是一部比较有影响的通史著作。萧一山在20年代出版的《清代通史》上中卷，是第一部用新式体裁撰写的断代史，取材丰富，自成体系，对太平天国革命持肯定的态度。抗日战争以前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专著，还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孟森《清朝前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等。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传入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的一些出版物上已经有人开始片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19年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唯物史观很快得到了传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介绍唯物史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开始用唯物史观来重新观察历史。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对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和历史观作了科学的阐述，指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他还联系中国历史实际，撰写了《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稍后出版的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和邓初民《社会进化史纲》，都是试图用唯物史观来叙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著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在那“风雨如磐，鸡鸣不已”的日子里，远在异国的郭沫若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的职责。“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16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驱动下， 郭沫若从1928年至1929年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系列论文，并于1930年汇集出版，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中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认为商代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到了近代， 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1911年终于出现了市民阶级领导的资本制革命。这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初的尝试。由于郭沫若对古代典籍有很好的素养，加上他对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时，取得了很大成功。它使人们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认识耳目为之一新。此书出版后，不胫而走，许多人都以一睹为快。尽管这本书在今天看来无论是方法论的运用或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它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其历史功绩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重和珍视。郭沫若在日本时期所完成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等书，把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史学界也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差不多同时，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这场论战是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论战的延伸，参加者的政治背景和理论倾向比较复杂，既有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派，也有国民党人和改组派，还有并无党派背景的学者。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哪些社会发展阶段。由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从1931年到1933年，出版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三卷四册。其他一些杂志也发表了不少有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