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鸟结合的现象在神话故事中具有普遍性，在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其形象在不断变化，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将基本形象流传了下来。

人有翼，在古代西亚美术中是常见的，不同地域不同时期较典型的有翼人像有：公元前1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新阿西利亚时代的王宫壁画上的有翼人像，埃及的人首鸟身的灵魂之神，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等。这些有翼人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米兰古佛寺壁画的有翼天使和印度佛教中人首鸟身的迦楼罗和迦陵频伽的造型。库车地区发现的骨灰盒盖上吹奏竖笛的有翼神像，意大利马里奥•布赛格里认为是犍陀罗-伊朗的灵感，斯坦因认为：“这些画像造型，必须追溯到希腊神话，以有翼爱罗神(Eros)为其直接祖先……这些天使成为真正中国境内佛寺里的装饰画像，却不难于解释，借自印度传说，普通称其为犍达婆的一般是飞天……”[8]笔者以为，有翼人像确实与希腊罗马的天使有关，但决非飞天，它与米兰佛寺壁画中的有翼人像一样，是有翼人像的另一来源，与印度佛教中的飞天毫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1世纪巴尔胡特浮雕上的飞天与桑奇第1塔浮雕的迦陵频伽，形象是极其相似的，唯一不同的就是飞天完全是人形——人首、人身、人腿，而迦陵频伽仍保持了鸟的特征——有翼，鸟腿。二者均一手托莲花，一手持佛珠状物，装饰在佛龛、背屏和佛台上。他们在佛教中的作用是相同的——娱乐佛，是佛的护法神。而他们的来源却完全不同，飞天直接来源于现实或神话中的人物形象，迦陵频伽则来源于神鸟的传说与神话中人鸟结合的形象，在当时他们已有各自的名称和活动领域。印度桑奇第1塔浮雕的迦陵频伽与敦煌壁画的迦陵频伽，形象大体一致——人首、人身、鸟腿。敦煌壁画上甚至保留了鸟嘴(如榆林窟第25窟南壁唐代壁画中)，只是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出现了不同的民族风格、人物面相、衣冠服饰等。桑奇第1塔上的迦陵频伽作为一种装饰，仍飞行于虚空，而敦煌壁画上的迦陵频伽在唐代已经着陆，其装饰作用在敦煌壁画中至少晚于印度达600年。

在古老的印度音乐史中专职的乐神是Gandharvas(乾达婆)、Apsaras(飞天)、Saraswati(萨罗斯伐底，乐器Vina的发明者——后来佛教中的辩才天)、Narada(那罗达)和舞神Shiva(湿婆)以及其妻Parvati(帕瓦底)。他们往往三五成群地出现，而希腊司文艺诸女神则常九人同时出现，她们共同的名字叫Musae(缪斯)，今日英语Music(音乐)一词就源于Musae一词。笔者推想，这种以群体出现的形式，是敦煌早期石窟中天宫伎乐和后来出现飞天伎乐的基础。印度神话中会唱歌的神鸟(Musikar)和希腊神话中司文艺诸女神缪斯(Musae)二者读音与今日音乐(Music)一词的英语读音相同，其职能相同，其间必有联系。虽然二者有一定的区别，究竟谁先谁后，谁影响谁，至今尚难说清，但是他们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诞生、在宗教艺术传播过程中发展这是肯定的。古希腊神话中有翼神兽多不胜数，兽兽组合的艺术形象亦举不胜举：鹰首狮身、背生翅膀的格律普斯(Gryps)，马背生翼的佩伽索斯(Pegasus)，人首鱼身的特里(Tritan)……凡此种种，古希腊要比古印度丰富得多。在长期的东西文化交流和佛教艺术传播过程中相互借鉴，不断演变，在不同民族地域和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的形象特征，最初只会唱歌的鸟到后来为能歌善舞、能弹会奏的“人鸟”，这在莫高窟唐代壁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至此，古印度神鸟(Musikar)与古希腊有翼神像的组合，不仅十分自然，形象独特，而且使这种新生的艺术造型再一次升华，达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幻想与现实的统一以及“天”与人的统一。这种造型就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哈尔皮斯(Harpys)，这种造型就是公元初年秣荼罗附近康迦黎(Kandali)带状雕饰上的美人鸟，这种造型就是佛教取之于形、绘之于壁的娱佛神。聪明的佛教徒吸收其为护法神以壮大其神zhǐ@①阵容，一开始便给这种司文艺的“人首鸟”赐名迦陵频伽。

三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敦煌壁画还有一种双头的迦陵频伽，佛经中有专门的术语耆婆耆婆，是梵文Jivajiva的音译，藏语名为San-San-Tehu，另有三种梵名Jivajivaka、Jivamjiva和Jivamjivaka。因其发声“伽伽”而命此名，又因Jiva具有“生”或“命”之意，故《杂宝藏经》作共命鸟，《涅pán@②经》作命命鸟，《胜天王般若经》作生生鸟。据shé@③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59：

……于雪山下，有二头鸟，同共一身，在于彼住。一头名曰迦喽荼鸟，一名优波迦喽荼鸟。而彼二鸟，一头若睡，一头便觉。其迦喽荼，又时睡眠。近彼觉头，有一棵树，名摩头迦。其树花落风吹，至彼所觉头边，其头尔时作如是念：“我今虽复独食此花，若入于腹，二头俱时得色得力，并除饥渴。”而彼觉头，遂即不令彼睡头觉，亦不告知，默食彼花。其彼睡头，于后觉时，腹中饱满，咳秽气出，即语彼头，作如是言：“汝于何处得此香美微妙饮食而啖食之，安稳饱满，令我所出音声微妙?”彼头报言：“汝睡眠时，此处去我头边不远，有摩头迦花果之树，当于彼时，一花坠落在我头边，我于尔时，作如时念：‘今我但当独食其花，若入于腹，得色得力，并除饥渴。’是故我时不令汝觉，亦不语知，即食此花。”尔时彼头闻此语已，即生chēn@④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语我知，不唤我觉，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从今后所得饮食，我亦不唤彼觉语知。”而彼二头，至于一时，游行经历。忽然值遇一个毒花，便作是念：“我食此花，愿令二头俱时取死。”于是语彼迦喽荼言：“汝今睡眠，我当觉住。”时迦喽荼闻彼优婆迦喽荼头如是语已，便即睡眠。其彼迦喽荼头，寻食毒花。迦喽荼头，既睡觉已，咳秽气出，于是即觉有此毒气，而告彼头，作如是言：“汝向觉时，食何恶食，令我身体不得安稳，命将欲死，又令我今语言粗涩，欲作音声，障碍不利。”于是觉头报彼头言：“汝睡眠时，我食毒花，愿令二头俱时取死。”于时彼头语别头言：“汝所为者，一时太卒，云何乃作如是事也?”即说偈言：

汝于昔日睡眠时　我食妙花甘美味

其花风吹在我边　汝反生此大chēn@④恚

凡是痴人愿莫见　亦愿莫闻痴共居

与痴共居无利益　自损及以损他身

佛告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时迦喽荼鸟，食美花者，莫作异见，即我身是。彼时优婆迦喽荼鸟，食毒花者，即此提婆达多是也。我于彼时，为作利益，反生chēn@④恚，今亦复尔，我教利益，反更用我为怨仇也……”[9][P923]

共命鸟出现较迦陵频伽晚，莫高窟早期石窟中未见，只是到了唐代大量出现经变画后，才与迦陵频伽等“杂色之鸟”同绘一壁，多出现在说法图中佛陀左右、说法图下部迦陵频伽伎乐中和壁画边缘的栏杆上，执持乐器，与其它吉祥鸟齐鸣，和伎乐人一起演奏乐器。莫高窟唐代第445窟南壁的阿弥陀经变、第172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宋代第61窟南壁阿弥陀经变和安西榆林窟唐代第25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等，均有此类图像。这就是敦煌遗书P.2122《地狱苦吟》所说的：“双双圣鸟玉阶旁，两两化生池里坐，白鹤迦陵和雅韵，共命频伽赞苦行。”

迦陵频伽与共命鸟同出雪山(神话中多指今喜玛拉雅山脉)，均以其声美妙而命名，外形类同，在佛教艺术中演奏着乐器，其职能也相同。笔者以为：二者同源所出，是前后相仿之关系，先有迦陵频伽，后有共命鸟，共命鸟取前之形，同其职能。佛教编造的美丽神话不足置信，所谓双头之鸟更是无稽之谈。佛教总是在不断传播中发展，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营养，不断增加和变化其内容和形式，就像一面观音变三面观音乃至十一面观音、十三面观音一样，双头鸟、九首凤、千首鱼之出现，也就更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