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坊市制的崩溃，以北宋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和南宋首都杭州最为典型。北宋时，汴梁城中不再按过去的旧制设置东、西市，大街上到处都有商店，从宫城正门宣德楼起，以横跨汴梁河的州桥为中心，东到旧宋门，西到浚仪桥西开封府，南到旧城朱雀门一带，不仅有官衙、寺院、馆驿、达官贵人的住宅，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商店散布其间。很显然，以前那种森严的坊市界限已荡然无存，商业机构和商业活动已完全深入居民区，从而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交易时间上看，交易可以从早到晚，甚至“通晓不绝”，有所谓“夜市”、“早市”之称，商业交易也不再受时间限制。大约在北宋中期以后，城市之中已经“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注：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北宋时，长安商业虽不及开封那样繁盛，但在市场制度方面却是一致的。总之，在宋代以后，过去长安那种以坊市严格分离为特征的坊市制已经彻底崩溃，而代之以新的开放性的市场格局。从此以后，长安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五代、宋、元时，长安的市场设置与过去颇不相同。五代时，新城(即长安)大约有3个重要的商业市场。其一是北市。据《类编长安志》卷11《石刻》载，“天祐甲子，许公韩建始迁石经于府城北市”。可知唐末韩建改筑长安城时，新城中就已经有北市。这个市场始建于何时，史无明文，也许是韩建改建新城时出现的。其位置大约在长安北门(玄武门)内西侧不远处。第二个市场是“菜市”。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广慈禅院残牒》中提到长安城中有菜市(注：《金石萃编》卷121《广慈禅院残牒》。)，大约位于城内东南隅，其具体位置是：“北至室街，东至草场，南至通城巷，西至太庙院。”至于上述市场的具体规模、管理、交易等详细情况，由于史籍缺漏，已难详知。不过可以肯定，这时商业活动已广泛深入居民区。
北宋以后，古都长安在市场方面的变化更加显著。北宋时，长安(当时称永兴军或京兆府城)的城市建置和布局，由于有关资料较少，详细情况尚不清楚。大体说来，连接几座城门的大街(如景风街、安上街、含光街)等一直是城中最主要的街道。此外还有草场街、九曜街、水池街、衙后街等，也都是市内交通干道。城内以安上门为界，把市区划分为东西各几个“厢”，每厢又分为若干坊。和隋唐长安城相比较，北宋长安城中的官署、市廛、居民区呈现出交错分布的格局，坊市已经没有严格的区分了。地方最高行政衙署处于东西大街与安上街相交的地方。各种名目的寺观、祠、庙遍布于城中各个角落。元朝时，长安城初称安西府城，后改为奉元路城。它既是奉元路的治所，又是陕西行省、陕西行御史台衙署所在地，所以城内分布着省、路各级行政官署。其次，城内还散布着各种宗教寺观和庙宇，府学、贡院等文化教育机构也散布其间。从事交易的商业市场和居民区更加混杂难分，而且在元代已形成几个有名的专业市场。这些商业市场往往按照交易商品的名称来命名，如专门出售牛羊的牛市和羊市，专门卖药的药市。牛市和羊市在玄武门(北门)内西侧，两个市场相距不远。药市则位于银巷街西的药市街附近。药市街的得名就是因为这里有许多经营药材生意的药市。其它专业市场如骡马市、菜市、要的因素之一。建炎元年(1127年)底，金军分三路南侵，西路军娄室部从河南进攻陕西，相继攻陷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乘胜围攻永兴军城(今西安市)。经过激战，金军于1128年正月攻克长安(注：《宋史》卷25《高宗纪》。)。三月，金军在关中大肆抢掠后东归。九月，金军再次进攻长安，宋将弃城而逃。1130年，金军再次攻入潼关，占领三原、乾州等地，并驻军长安，不久又退归河东。在此前后，宋军和金军在长安、风翔等地进行过多次拉锯式的争夺战。后来爆发的富平之战及和尚原之战更是规模空前，异常激烈，结果宋军大败，退到陕南。此后，金军数度攻入陕南，宋军也曾北攻关中、凤翔等地。
金、宋连年交战，使关中和长安地区社会经济屡遭摧残，城市破坏，农田被毁，人口离散。史称金人“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闲，遗黎惴惴”(注：《金史》卷46《食货志》。)。由于连年战乱，“延安、鄜州皆残破，人民存者无几”(注：《金史》卷72《娄室传》。)。金军的残暴和野蛮掠夺激起陕西人民的顽强反抗，故史称：“陕西城邑已降者，辄复叛”。在此情况下，长安和关中许多城镇一片残破景象，迅速萧条下去。
在金朝统治长安的百余年间，宋、金大体以秦岭山脉为界，秦岭以南属宋，关中及陕北南部属金，陕北北部则属西夏。金与夏对峙，宋与金对峙，关中处于宋、金、夏三方争夺的核心地区，长安则是这个核心地区的核心。因此各方在长安的争夺也更加频繁剧烈，长安所受的破坏也就更为深重。
金世宗、章宗统治时，战争较少，社会相对安定，长安和关中的经济较前有所恢复。但在卫绍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注：《金史》卷46《食货志》。)。不久，崛起于漠北的蒙古铁骑又不断闯入金朝统治下的关中。饱经战火的关中和长安又一次陷入蒙古(元朝)与金军争夺的漩涡之中。1216-1231年间，蒙古军多次攻入陕北和关中，遭到金军顽强抵抗。1222年，木华黎率元军渡河攻入关中，直扑长安。金将完颜合达拥兵20万固守长安。元军无计可施，遂兵分两路，一路东截潼关，一路西击凤翔。蒙古军以数十万步骑围攻凤翔，不久西夏又派兵10万帮助蒙古合攻凤翔。由于凤翔军民顽强抵抗，蒙、夏联军只好撤军。1227年六月，蒙古军在灭西夏后，乘胜进攻凤翔和长安，不久蒙古军败退。1231年正月，蒙古军再度南下围攻凤翔，四月，凤翔被攻陷，金军慌忙放弃长安，并且“迁其民于河南，留庆山奴守之”，九月，庆山奴也弃长安东逃(注：《金史》卷17《哀宗纪》。)。金军东撤时，将长安居民迁于河南，蒙古军所得到的长安几乎是一座空城。在蒙古灭金的近20年间，蒙古军多次攻入关中，使长安和关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元初，关中仍是一派残破景象，《元史·河渠志》说：“京兆旧有三白渠，自元伐金以来，渠堰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注：《元史》卷65《河渠志》。)水利设施被毁，土地荒芜，经济残破，正是连年战争的直接结果，人口的急剧下降也证明了这一点。1252年，奉元路人口仅有33,935户，271,399口。奉元路直辖咸宁、长安、咸阳、兴平、临潼、泾阳、蓝田、高陵、户县、周至、眉县共11县，却仅有3万余户，平均每县仅有3085户。有的文献甚至说：当时关中“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皆惊忧无聊”(注：《元史》卷159《商挺传》。)，可见关中地区人口减损之甚。总之，直到元朝初期，长安和关中的经济仍残破不堪，处于严重衰落状态。在此形势下，长安的商业长期陷于徘徊不前的状态。
除战争破坏外，政权分裂，交通不畅，币制混乱，也是制约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金朝统治长安时，长安南边的秦岭成为金与宋的“国界线”，通往陕南、四川的各个交通要道皆有军队把守，禁止商人随便通行。关中以北的陕北则又是金与西夏的分界线，商人往来同样受到限制。因此，长安与南方、北方、西北地区的商品交流严重受阻，商品流通的地域范围比秦汉、隋唐时大大缩小。可以说，政治分裂是导致交通不畅、商品交流受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金、宋政权为了维持政治上的南北分裂局面以及垄断南北的商业贸易，曾多次颁布法令，严禁民间贸易。例如南宋规定：“盱眙榷场，将南客贩到草末茶，止许与本场官折博，不得令南北客相见博易茶货”(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规定：“湖北、京西路沿边州县，自今客人辄将耕牛并战马负茶过界者，并依军法。”(注：《宋会要辑稿·刑法二》。)金朝也有类似的禁令，如金朝规定：“随路榷场若以见钱入外界，与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注：《金史》卷50《食货志》。)。由于宋、金时战时和，从事贸易的榷场也时有兴废。商人即使通过官方设置的榷场从事贸易，仍受到很大限制。南宋规定：“商人赀百千以下者十人为保，留其货之半在场，以其半赴泗州榷场博易，俟得北物，复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价之来，两边商人，各处一廊，以货呈主管官牙人，往来评议，毋得相见。每交易千钱，各收利息钱入官。”(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5，绍兴十二年五月乙巳。)如此之多的限制必然阻碍南北之间的商品交流。币制混乱则是制约商业发展的直接原因。金朝币制的混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品种繁多，铜币、纸币(交钞)、银币、宋辽旧币与金朝铸币同时流通。金世宗时还曾命令陕西参用宋代铁钱，几年后因“公私不便”而废止铁钱(注：《金吏》卷48《食货志》。)。其二，金朝本身铸钱数量不多，且时铸时罢，甚至有时限制或禁用现钱，流通中的铜币严重不足。其三，币制变易频繁，极不稳定。商人和百姓“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于市”(注：《金史》卷48《食货志》。)。金政府竟下令严禁人们议论货币制度。其四，纸币的恶性通货膨胀。金朝发行的纸币称为“交钞”，到金世宗时，交钞逐渐成为流通中最重要的货币。起初，金政府对纸币发行量还能加以控制，币值大体还可以保持稳定。后来战事屡起，军费剧增，金朝遂大量发行交钞。记载：泰和六年(1206年)，“陕西交钞不行”，交钞至此已无法在陕西流通。以后，金政府仍大量印制交钞，最后纸币以至于贬值到“以万贯唯易一饼”的地步(注：《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货币流通已完全崩溃。由于百姓拒绝使用纸币，金政府于元光二年(1223年)规定：在商品交易时，凡商品价值在白银3两以下者，不得使用白银支付;价值超过3两以上者，1/3使用白银，2/3使用纸币。命令下达后，“市肆昼闭，商人不行，朝廷患之”(注：《金史》卷48《食货志》。)，商人以罢市表示抗议，正常的商业活动已难以进行。值得一提的是，金朝在正隆三年(1158年)开始发行铜币时，仅在两个地方设置铸钱监(铜币铸造机构)，一是中都(今北京市)，另一个则设在京兆府(今西安市)，铸钱所用铜材则来自陕西和河南。
4.元初到元末，长安商业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元世祖以后，随着中国再次大统一，长安商业也再次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并且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繁荣。长安商业之所以能够恢复和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比以前有了显著改善。以前，战乱频仍，交通受阻，长安又处于宋、金、夏几个政权夹缝地带，商品流通的地域范围十分狭小。元朝初期以后，长安商业发展的大环境则大为改观。首先，元朝统一后，为长安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元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各四川行省(商税16676锭)和甘肃行省(17361锭)，更远远超过了岭北行省和辽北行省。陕西行省的商税比经济发达的江西行省(62512锭)、湖广行省(68844锭)略少一些。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陕西的商业仍居于全国中游水平，这与长安商业的恢复是分不开的。
元世祖时，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许多地方。他对奉元路城(今西安市)商业的发达大加称赞说：奉元路城“城甚壮丽，为京兆府国之都会。……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凡人生必须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注：《马克波罗游记》卷2第110章《京兆府城》，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4年。)。在马克波罗眼里，长安城里商业繁盛，商品应有尽有，商贾众多，且物价稳定。长安商业能够得到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大力称赞，其繁荣程度想必是相当可观了。
三 结语
长安在中国古代曾长期作为封建王朝的国都。每当它成为封建王朝国都时，这里的商业繁荣兴盛，无与伦比;但当它失去国都地位时，这里的商业也随着政治地位的下降而一落千丈，萧条不堪。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变化，不但受自然地理条件、关中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也与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独特的政治地位既可以为长安商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有利条件，但正因为其所处独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它往往成为各方政治势力必争之地，因而这里的商业也最容易遭到破坏，从而为商业的衰落带来难以避免的厄运。不仅古都长安如此，对于中国古代其它都城的商业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可以说，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完全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都城商业发展演变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