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财政、赋役与其他社会经济问题比较，传世史料最为丰富，相形之下，梳理的难度也就更大。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作为一部开创性的专著，从宋朝各代财政史的发展沿革、财政收支和财政管理体制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当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并且罗列了许多表格，无疑是极费功夫的。但是，宋朝财政和赋役的范围太广，这部近70万字的巨著，仍不可能巨细无遗。例如宋神宗时的司农寺一度成为与三司相平行的中央财政机构，至于各种赋役，有的仅是一项，就完全可以写成专著。因此，如朱家源、漆侠、梁太济、戴静华、魏天安、王棣、石莹、包伟民、李伟国、张星久、王曾瑜等有关宋朝夫役、职役、匠役、两税、丁税、役钱、和买、和籴、科配、商税、司农寺、内库、总领所、提举诸司库务司等论文，尚非汪圣铎一书所能取代和包容。

(二)法制

朱瑞熙和张其凡所撰《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第六卷，对宋朝政治制度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官制是宋史研究的一大难题，却又是研究任何课题都无法回避的。就我个人的教训而言，论著中的一些错误，大多出在官制方面。在邓广铭先生的倡导下，官制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龚延明无疑是成就最大的一位，他撰有《宋史职官志补正》一书，另有长达150万字的《宋代官制辞典》， 乃是迄今篇幅最大的一部个人宋史专著和工具书，此书在辞条上大体可说是巨细无遗，并且有释文，有史料的引证。这是继邓广铭先生40年代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陈振和朱瑞熙也是两位很有造诣的专家，发表了《北宋前期的“中书”》、《关于宋代的知制诰和翰林学士》等一系列论文。邓小南的《宋代文官制度选任诸层面》、杨果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贾玉英的《宋代监察制度》、苗书梅的《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和刁忠民的《两宋御史中丞考》无疑都是研究宋代官制的力作。若将宋朝官制分成官吏人事制度和机构两部分，苗书梅一书则对官员的人事制度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涵盖面甚广，难度之大，显而易见，她广征博引，做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很见功力。邓小南一书选择了官制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作了独创性的论述，钩沉索隐，梳理十分细致。并且不拘泥于就事论事，提出不少发人深思的见解。杨果一书，在对宋代翰林学士作了精细研究的基础上，扩充到了整个中国古代，并通过翰林制度论析古代君主专制体制的若干重要特征。她还撰写了《中国俸禄制度史》的宋辽金元部分。贾玉英一书除台谏制度外，还包括了封驳制度、地方监察制度等，并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沿革演变，梳理了清晰的脉络，准确地论述了宋代监察制度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宋代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两书对宋代监察和翰林制度都可以说是进行了立体透视和全息摄影。刁忠民一书对宋代御史中丞的史料的收集和考订，下了很大功夫。此外，如李涵、金圆、高美玲、许怀林、郑世刚、魏天安、刘坤太、俞宗宪、李宝柱、丁凌华、李昌宪、曾小华、程民生、戴建国、张希清、穆朝庆、吴以宁、史继刚、王曾瑜等都发表了有关论文。

在军制方面，王曾瑜的《宋朝兵制初探》试图按现代军制学的规范，重新研讨宋朝军制，但在内容、体系和个别史实上，有一些缺陷和失误。李昌宪的《宋朝将兵驻地考述》，游彪的《论宋代军队的剩员》、《宋代士兵逃亡法考述》等文及程民生的《略论宋代西北乡兵》，都可补此书之不足。

在科举制方面，以张希清和何忠礼的成绩最为显著。两人除发表一系列论文外，张希清著有《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此书是一部浓缩型的作品，体例和论述有其特色，实际上仍以宋代为主，因为宋代是中国科举制发展最重要的阶段。何忠礼另著有《宋史选举志补正》，此书广征博引，特别是其附录，已超出了为《宋史·选举志》补正的范围。宋时使用“进士”一词，含义较广，包括非及第进士，龚延明《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对此作了深入论述，甚见功力。

在法制方面，由王云海、季怀银、杨师群、安国楼、苗书梅、陈广胜、胡建华、钟剑麟和朱瑞熙撰写、审改的《宋代司法制度》，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有关宋代司法的专著，但作为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有补充和更正的余地。郭东旭对宋代法律有深入研究，著有《宋代法制研究》和一系列论文，其专著不仅对宋代法律作了系统论述，而且对法律的变化背景作了深入考察，在若干问题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戴建国也发表了《宋代的狱政制度》等一系列论文。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一书，宋代部分由程民生执笔，初步较系统地介绍了治安思想、制度、管理等情况。

(三)政治

张其凡对北宋初，即从太祖到真宗时的政治有若干独到的见解，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宋初政治探研》一书中。李裕民也有若干论析较深的论文。关于宋仁宗时的政治，除庆历新政有众多文章外，李涵与张邦炜的两篇有关刘后的论文值得重视。

王安石变法是政治史研究的一大热门，除了前述邓广铭和漆侠的专著、程应镠《司马光新传》外，还有李华瑞、姜锡东、赵喜英、郭东旭、高聪明、王善军、苗书梅、王菱菱、李晓等合撰的《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其论述的范围自然不以此次变法为限。其他如季平的《司马光新论》、罗家祥的《北宋党争研究》、叶坦的《大变法》等专著及王曾瑜等人的很多论文，都涉及对这次变法的讨论。依个人之见，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目前似应多做细节性的个案研究，然后才可能达到更上一层楼的水平。叶坦一书有其独特的风格，将似乎枯燥乏味的变法情节，写得文笔流丽，情趣盎然，深入浅出，但书中将变法对各阶层利益的影响用图表示意，似乎将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罗家祥一书纵论北宋后期的党争，无疑下了相当的功夫，王曾瑜《洛、蜀、朔党争辨》一文提出了一点不同见解。

北宋后期政治至今仍是宋代政治研究较薄弱的环节，王曾瑜有关北宋末到南宋初的若干文章，试图通过个案分析，探讨专制腐败政治的某些规律。关于南宋初的政治，周宝珠、朱瑞熙、曾琼碧、张星久等人也著有专文。南宋中、后期的政治，胡昭曦和蔡东洲的《宋理宗、宋度宗》一书作了深入论述。

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一书，纵论了宗室、后妃、外戚与宦官在宋朝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不少有分量的新论，其缺点是在制度史方面论述较为薄弱。汪圣铎有关宋代宗室的文章可补其不足。另外，此书对南宋前期的宦官势力也估计不足。

农民战争一度是最热门的研究课题，有关著作和论文很多，但近年来渐趋减少。前述何竹淇一书问世，应当说是编录了大部分史料，在史料上不可能再有大的开拓余地。以往的研究成果在农民战争的具体细节上，也已下了很深的功夫，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说的误导下，存在着过于美化和现代化的倾向。近年来的研究趋向实事求是，例如一些文章论证了杨么与伪齐勾结的史实。台湾学者将宋代民间反抗官府的军事行动称为“变乱”，而我们习惯于使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之类名词。笔者过去也写过歌颂起义的文章，近年来重新考虑，在今存史料中，要找到区分盗匪与起义的确切和科学的根据和界限，有相当困难。在不少场合下，官逼民反，固然是一个重要史实，但反叛的性质似乎也不能仅依此而确定，因为在一个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各种武装力量的兵源主要都来自农民。如果认真考察反叛领袖人物的阶级状况和政治意图，情况就比较复杂。对农民战争的定性问题，似应作一些新的思考。

(四)军事

关于宋初战争史，有李裕民的《宋太宗平北汉始末》等文。漆侠撰写了有关宋辽战争的系列论文，还有王煦华、金永高的《宋辽和战关系的几个问题》，吴晗的《陈图与宋辽战争》等文。张其凡的文章收入其《宋初政治探研》一书中。关于宋夏战争，有李涵的《范仲淹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曹松林《宋仁宗时期对夏战争的历史教训》、马力的《宋哲宗亲政时对西夏的开边和元符新疆界的确立》等文。

关于宋金战争，邓广铭有关这次战争及否认有朱仙镇一战等文章，已收入他的文集。范寿琨著有《宋金平州之战试析》，李华瑞著有《宋金太原之战》和《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周宝珠著有《关于宋金黄天荡之战的几个史实问题》，陈振著有《有关宋代抗金义军将领李宋臣的史料及其他》，吴泰著有《南宋初宋金陕西富平之战述论》，王云裳著有《刘锜与顺昌之战》等文，王曾瑜撰有关于富平、和尚原和仙人关、岳飞北伐，绍兴末到隆兴初四次重要战役的论文。相形之下，宋宁宗和理宗时对金战争的研究较为薄弱。

宋元战争虽然史料稍少，而研究成果最多，主要著作有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陈世松的《蒙古定蜀史稿》，胡昭曦、邹重华主编的《宋蒙(元)关系研究》，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李鹏贵的《宋元战争史》，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所编的《钓鱼城史实考察》，刘道平主编的《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等，周宝珠撰有《南宋抗蒙的襄樊保卫战》一文。上述专著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无疑代表了目前相当高的研究水平。

(五)文化、教育和科技

姚瀛艇、王云海、郑传斌、刘坤太、宋景昌、周宝珠、佟培基、程民生等合撰的《宋代文化史》，作为第一部宋代的断代文化史，作者们对文化的含义，宋代文化的特色，全书的体系和章节，以及如何在不大的篇幅中作扼要的介绍，很费了一番苦心。此书作为教学参考书和自学研究用书，其中大部分章节都可以另写专著。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有若干精彩的论述，可惜中年早逝，不能为宋代文化研究作出更多的贡献。程民生的《略论宋代地域文化》一文，旨在探索宋文化的地域差别。

宋学无疑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新阶段，如刘复生的《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和《宋明理学研究》，杨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学》，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和《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潘富恩的《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邱汉生、张岂之、卢钟锋、冒怀辛、何兆武、黄宣民、步近智、李经元、龚杰、崔大华、姜广辉、李晓东等人分撰的《宋明理学史》上卷，石训、姚瀛艇、刘象彬、李书增、李之鉴、卢连章、吴士英、吴家振、李保林、朱忠明合撰的《北宋哲学史》，姚瀛艇、石训等合著的《中国宋代哲学》，姜国柱的《李觏思想研究》，李之鉴的《陆九渊哲学思想研究》，姜广辉的《理学与中国文化》等书，无疑都下了相当的功夫。胡昭曦、刘复生和粟品孝合撰的《宋代蜀学研究》首次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宋代四川地区的经学和科技成就，钩沉索稳，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有不少新见。

依个人之见，对宋学的研究，是宋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其困难在于即使作一个案研究，也需要很广的知识面，从纵的方面需要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藏等广博知识，从横的方面需要有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宋代官制研究也是一大难题，然而采取攻其一点，渐及其余，众人分进合击的战术，显然是有效的。但是，这套战术施用于研究宋学，似乎可说是奏效不大。宋代传世的思想史资料是如此丰富，大大超迈前朝，仅对朱熹的庞大著作，要真正下一番全息摄影、立体透视的功夫，也极其不易。即使下此功夫，没有上述纵横两方面的广博知识，也不易真正作出有深度的研究。某些思想史著作，虽然卷帙庞大，其貌惊人，但如果较为认真地对照一下那些思想家的原作，其实不过是并不高明的一段段超时空的读书报告，对思想家著作的时代背景缺乏常识。写思想史只能断章取义，却又最忌讳在没有吃透原作精髓的前提下断章取义。

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虽是概论性的，却值得珍视，因为此文代表了宋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并且以他深厚的学力为基础，此文的结尾对以往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我们期盼着他对宋学研究写出新的有分量的著作。

在此还愿说一点想法，以就教于方家。按照不少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所拟定的模式，大体上是：唯心主义者=正统思想家=反动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异端思想家=进步思想家，双方存在两条路线斗争。说得再通俗一点，唯心主义者=坏人，而唯物主义者=好人。此种模式是经不住推敲的。现实生活也是很难用公式概括的。

马克思主义总结西方哲学史，以唯心和唯物之争为哲学发展的基线。然而在中国古代经学中，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却从来不是争议的重要命题。古代哲人使用诸如“道”、“理”、“气”、“太极”、“无极”之类名词，有时也难于用现代的精神与物质两词予以界定。至于“阴阳”一词，与矛盾统一律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也难以用后者包容和取代。

不少思想史研究者将古人的自然观与社会观予以区分，说古代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是唯物的，而社会观又不可能是唯物的，这是古代唯物论者的缺陷。其实古人一般都强调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合一，今人要对他们的自然观与社会观强行区分，只怕就不合适了。在宋人文集中，往往有不少诸如祷雨、谢雨、祈雪、祈晴等疏文，这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下，原不足怪，但确实也反映了他们的迷信思想。然而一些思想史研究者却对这类文字忽略不计，而照样论述此类疏文作者的唯物论，似乎此类疏文全然不足以动摇他们的论断。依笔者之见，此类疏文恰好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自然观，而不应忽略不计。

宋代史学当然是文化研究的一大课题。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对宋朝官修史籍作了相当系统的论述。《资治通鉴》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史学巨著，研究文章较多，《资治通鉴丛论》是一部重要的论文集。吴玉贵的《资治通鉴疑年录》一书，则对《通鉴》的记事错误，作了十分精心的推敲。裴汝诚和许沛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则是对中国古代私撰的最大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重要研究论著。对今存《宋会要辑稿》一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是王云海和陈智超，他们分别撰有《宋会要辑稿研究》、《宋会要辑稿考校》、《解开〈宋会要〉之谜》以及不少论文。陈智超的突出贡献，是复原了《宋会要》的《食货》和《举士》的部分目录，并对今存《宋会要辑稿》提出尽可能合理的目录重新编排方法。王云海将保存在浙江图书馆的《宋会要》清本和北京图书馆的残卷，无私地告知了陈智超、郦家驹、王曾瑜等人，陈智超将残卷整理成《宋会要辑稿补编》出版。对宋代另一重要编年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来可泓撰写了不少论文和《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下了很大功夫，但在研究中，对《要录》一书仍沿袭了不少官修《高宗日历》对历史真相的篡改和删除，注意不够。梁太济撰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系年要录〉和〈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成因》等，对李心传的两部重要著作的取材等，做了相当细致的对比研究。王瑞明主编的《文献通考研究》为集体论著，对《文献通考》的二十四考都作了论述。孔繁敏的《二十五史导读辞典》宋史部分，《危素与〈宋史〉的纂修》等，对元修《宋史》作了深入论述。吴怀祺著有《宋代史学思想史》。

宋代教育的发达，超迈前代，朱瑞熙、张邦炜等著有论文，袁征的《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一书，对宋代教育的成就，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入的论述。苗春德主编了《宋代教育》的专著。

从现代研究角度看来，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钱宝琮等编有《宋元数学史论文集》。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对宋代最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的著作，作了细致的校证。徐规的《沈括事迹编年》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沈括事迹作了进一步的整理。杭州大学还出版了《沈括研究》的论文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大发明集中在宋代。张秀民著有《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冯家昇著有《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其他如洪焕椿、杨德泉、何应忠等都撰有论文，朱家源和王锦光则对法医学家宋慈和科学家燕肃写有专文。管成学的《宋辽夏金元科学技术史》无疑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

宋代文艺方面论著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如唐圭璋主编的《全宋词》，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陈新、许逸民主编的《全宋诗》和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等，都是十分费力的工程。陈高华编有《宋辽金画家史料》，搜罗丰富。王世襄发表了《宋陈旸〈乐书〉——我国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的论文。孔凡礼发现了明人所编的《诗渊》中有大量宋人诗词。

在宗教方面，郭朋著有《宋元佛教》，顾吉辰著有《宋代佛教史稿》，汪圣铎、游彪等都撰有论文。程民生发表了若干有关宋代祠神文化的论文和《神人同居的世界》，后者作为一部中国祠庙文化的通论性作品，文笔优美，深入浅出，表现了作者的卓识和才气。祠庙与宗教有同有异，祠神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确实不能低估。

(六)人物研究和传记

前面谈及的如邓广铭、张家驹、何竹淇、程应镠、李涵等所撰的重要传记，在此不予重复。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宋帝列传》，其作者有刘庆、雷家宏、毛元祐、张其凡、汪圣铎、黄燕生、仲伟民、王菡、任崇岳、王曾瑜、方如金、虞云国、胡昭曦、蔡东洲、曾庆瑛、张希清等。虽然不免有些缺点，但还是对宋朝各代皇帝的是非功过、宫廷生活等作了较系统的论述。由于出版社仓促出书，或未经作者校阅，错字甚多。张其凡还著有《赵普评传》。北宋对民间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莫过于杨业和包拯，但有关史料不多。前述余嘉锡的论文和聂崇岐的《麟州杨氏遣闻六记》，已将杨业的史料和事迹作了系统整理和考订，此后的作品大体未超脱其窠臼。常征的《杨家将史事考》对杨业及其后裔做了不少并不科学的拼凑工作。李裕民的《杨业考》则对杨业的事迹有所考订和补充。孔繁敏《包拯年谱》一书，对包拯的事迹和史料作了系统整理。杨国宜著有《包拯集编年校补》。此外，王晓波的《寇准年谱》，宋衍申的《司马光传》和《司马光评传》，曾枣庄的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的评传和年谱，戴应新编著的《折氏家族史略》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龚延明著有《岳飞》和《也评岳飞的忠君思想》等文。王曾瑜著有《岳飞新传》和10多篇论文，另撰《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一书，作为岳飞事迹的史料汇编和考证，花费了很多心血，有相当质量，有关岳飞事迹的史料大体齐全，其考证则只是一家之言。曾琼碧发表了《千古罪人秦桧》和若干论述岳飞、秦桧和宋高宗的论文。关于抗金名将吴玠、吴璘及其家族，王智勇著有《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杨倩描著有《吴家将》。徐规和王云裳著有关于另一抗金名将刘锜的一系列论文。高令印著有《朱熹事迹考》，束景南著有《朱子大传》和《朱熹佚文辑考》。郭齐的《朱熹新考》对朱熹的若干事迹和诗、词、文作了新的考订，甚见功力。朱瑞熙主编了《朱熹教育与中国文化》。关于爱国诗人陆游，有于北山的《陆游年谱》、朱东润的《陆游传》和《陆游研究》、齐治平的《陆游传论》、郭光的《陆游传》等。周梦江著有《叶适与永嘉学派》和《叶适年谱》。关于南宋抗元英雄，有陈世松的《余玠传》、王晓波的《余玠年谱》、陈清泉的《文天祥》、万绳楠的《文天祥传》、杨正典的《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等。俞兆鹏著有《谢枋得年谱》。研究历史人物，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和制度，而一些传记的缺点，正在于对社会背景和制度缺乏必要的知识。

(七)重要论文集

10多年来，出版了不少集体的宋史研究论文集，如中国宋史研究会前后召开七次，每一次都出版一本《宋史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纂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编纂的《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宋史研究论丛》二辑，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南大学的《宋史研究集》，中州书画社的《宋史论集》，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编纂的《宋史研究集刊》二集、《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岳飞研究会编纂的《岳飞研究》四辑，四川联合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的《宋代文化研究》六辑和《国际宋代文化研究论文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纂的《宋元文史研究》、《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五集、《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历史系编纂的《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室的《宋辽金史论丛》二辑等，有的全是宋史论文，有的宋史论文占了相当比重。此类论文集无疑都是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八)重要断代史

邓广铭所撰《中国史纲要》的宋代部分是60年代的作品，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宋》条是80年代的作品，内容较新，但篇幅较短，而无注释。周宝珠、陈振、姚瀛艇和彭友良的《简明宋史》虽然有一些缺点，与其他断代宋史相较，目前还是无可取代者。梁太济著有《〈简明宋史〉质疑辨误五十例》，但有的举例也未必允当。

(九)史料整理和工具书

程应镠、裴汝诚等校点《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重要史料，邓广铭等校点《国朝诸臣奏议》，徐规校点《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汝企和校点《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王瑞来著有《宋宰辅编年录校补》，陈智超、吴泰、王曾瑜校点《名公书判清明集》，还有不少重要的宋人文集、笔记等也校点出版。在工具书方面，有李国玲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沈志宏的《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吴洪泽的《宋编宋人年谱集目》，俞如云的《宋史人名索引》，邓广铭和程应镠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等。汤开建和刘建丽等编有《宋代吐蕃史料集》。

三、本世纪下半期港台的宋史研究

港台的宋史研究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开展起来的，总的说来，发展比较平稳，并呈现不断上升和逐步繁荣的趋势。

50年代，除罗香林的《蒲寿庚传》和徐复观的《象山学述》外，一些学者的论文也探讨了宋史的不少研究课题。例如方豪研究中西交通、水利、军事等，宋晞探讨商业和士大夫对商人的态度，赵铁寒研究宋代的教育和政治，刘子健研究行政、士风和教育，林瑞翰研究南宋初期政治、保甲、马政和盐政，程光裕论述宋英宗时的濮议和茶政，王德毅研究科举、南宋史家李焘与李心传以及四朝国史，金中枢和侯绍文研究科举，周道济研究宋代宰相，阎沁恒研究走马承受，雷飞龙研究宋朝党争，罗球庆撰有《北宋兵制研究》，牟润孙、屈万里、何佑森研究宋代学术和学风，钱公博研讨盐业等，都具有代表性。

1963年，在美籍学者刘子健的联络下，台湾成立宋史座谈会。如今，《宋史研究集》已出版至20多辑。6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集，成绩斐然。方豪著有《宋史》和《方豪六十自定稿》。学术大师钱穆著有《宋明理学概述》、《朱子新学案》、《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姚从吾著有《余玠评传》。饶宗颐著有《九龙与宋季史料》。刘子健著有《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和《两宋史研究汇编》。宋晞著有《宋史研究论丛》和许多论文。王德毅著有《宋史研究论集》、《李焘父子年谱》、《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等，对宋代的史学、社会经济等用力尤多。以上两位学者还从事工具书的编纂，宋晞编有《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王德毅编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会要人名索引》、《宋文集中碑铭传记资料不著名讳人物汇考》、《宋会要辑稿校勘记》等，为人们所广泛运用。蒋复璁著有《宋史新探》。孙克宽撰有《宋元道教之发展》。

另外，陶晋生著有《金海陵帝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和《宋辽关系史研究》。范寿康撰有《朱熹及其哲学》。陈学霖撰有《宋史论集》。王建秋撰有《宋代太学与太学生》。李安著有《岳飞史迹考》和《文天祥史迹考》。赵效宣著有《李纲年谱长编》和《宋代驿站制度》。程光裕著有《宋太宗对辽战争考》和《唐宋茶史论稿》。金中枢著有《宋代学术思想研究》，并对科举制、道教等发表不少论文。林瑞翰就军制、边防、监牧和宋初政治发表了不少论文。郑寿彭著有《宋代开封府研究》。程元敏著有《王柏之诗经学》和《王柏之生平和学术》。陈荣捷著有《朱子门人》、《朱学论集》和《朱子新探索》。蔡仁厚著有《宋明理学》。戴景贤著有《北宋周张二程思想之分析》。唐君毅著有《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罗光著有《中国哲学思想史——宋代篇》。刘述先著有《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乐蘅军著有《宋代话本研究》。裴普贤著有《欧阳诗本义研究》。何泽恒著有《欧阳修的经史学》。李一冰著有《苏东坡新传》。潘美月著有《宋代藏书家考》。龚鹏程著有《江西诗社宗派研究》。蔡秋来著有《两宋画院之研究》和《宋代绘画艺术成就之探研》。麦仲贤著有《宋元理学家著述生卒年表》。牟宗三著有《心体与性体》。朱传誉著有《宋代新闻史》。吴康著有《邵子易学》。刘兆祐著有《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和《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黄敏枝著有《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林天蔚著有《宋史试析》、《宋代香药贸易史》和《宋代史事质疑》。赵雅书著有《宋代的田赋制与田赋收入状况》。庞德新著有《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陈彦义著有《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迟景德著文探讨宋朝的政制。董光涛研究宋代河防、淤田等。葛绍欧对宋代教育、开封官制等均有探讨。

梁庚尧的研究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他不仅广泛网罗宋代史料，还广泛搜集明清方志的史料，著有《南宋的农地利用政策》、《南宋的农村经济》和很多论文，探讨城市、盐政、士大夫等。黄宽重重点研究南宋政治、军事史，其作品有《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南宋史研究集》、《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宋史丛论》和很多论文，涉及襄樊之战、孟珙、南宋活字印刷、归正人、胡铨、马扩、镇抚使、中日与中韩交流、飞虎军等问题。研究的精详，是两位学者的共同特点。李天鸣的多卷本《宋元战史》，网罗史料十分丰富，论述周详。梁天锡主要研究官制，著有《宋枢密院制度》、《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宋宰相年表新编》、《宋宰辅研究论集》等，搜罗完备，论述细致。李弘祺著有《宋代教育散论》。刘静贞著有《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和探讨宋代妇女、冥报观等的论文。叶鸿洒著有《宋代书院制度之成长及其影响》，对宋代科技也发表多篇论文。朱重圣著有《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苏基朗和李东华分别著有《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和《泉州与我国中古时代的海上交通》。何冠环著有《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

张元对《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史籍作了十分精细的研究。柳立言从事宋代政治、家族、妇女等研究，论述颇有新意。王明荪的研究范围包括辽宋金元史、中国史学史等，其宋史论文探讨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等。蒋义斌研究宋代儒释道关系、宋孝宗时代政治等。韩桂华研究宋代工匠、纲运等。王世宗著有《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江天健著有《北宋对于西夏边防研究论集》。徐秉愉探讨南宋前期政治史等。杨美莉研究宋人罗汉信仰。侯家驹研究宋代财政。廖隆盛研究北宋政治。陈家秀研究四川吴氏武将。

以上的介绍并不完全，总的看来，大陆与港台的宋史研究有不少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也各有所侧重和薄弱环节。

四、展望

在本世纪内，中国的传统史学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也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宋史研究尽管还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问题，但今后的灿烂前途还是可以预卜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势不可免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肯定需要珍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对本国古史的深入研究，在整个伟大的复兴工程中必将被置于一个恰当的位置上。笔者不可能预见下世纪宋史研究的发展进程，这里只能就当前所看到的问题，谈几点想法。

第一，加强学术道德的建设。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中华传统美德备受摧残的现实，即使在被誉为圣洁的学术殿堂中，人欲横流的现象也不能不令人触目惊心。笔者常感叹：“古人与近人耻为之，而今人却优为之。”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一方面谴责腐败，另一方面却有愈来愈多的人卷入了腐败。没有气节，崇尚金钱，崇拜权势，似乎成了一些人的行为准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史研究者既然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其他人多，理应走在重振民族美德的前列。

第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这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四川联合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编纂《全宋文》时广泛使用电脑，河南大学刘坤太使用电脑处理一批宋人笔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使用电脑制作《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索引，台湾史语所使用电脑制作二十五史等索引，已开创了在古史研究中应用现代科技的先例。其前景之广阔，是难以预测的。例如一旦用电脑扫描和识别古籍文字的难题解决以后，浩如烟海、任何人无法遍阅的古籍，就有可能压缩在若干张光盘之中，而任人随心所欲地检索。任何学者家庭的狭小书房中不难包容全部古籍，而所谓博览群书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空话。在占有史料方面，新老学者将一律平等。这给宋史研究者提出了学习现代科技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年轻学者，决不能等闲视之。

第三，加强外语训练。港台学者一般都经过相当严格的外语训练，成问题的是大陆学者。一些学者将学习外语作为一种额外负担，视外语能力为可有可无。其实，如果要使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走向世界，外语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对一个青年学者而言，一种外语嫌少，至少应掌握两种外语，而且多多益善。

第四，注重开拓新的课题，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课题的重复，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蒸冷饭式的作品。研究贵乎创新，那些有一篇不多，没一篇不少的作品，应当尽量避免发表。人们的眼光尤其应当投向那些未曾开发的处女地，或未经深入开发的半荒地。社会的进步也必然会开阔人们的眼界，使人们考虑新的研究领域。

上半世纪，贫弱的中国还出现了像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学术大师，而下半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却并未出过一位名符其实的学术大师。事实上，学术大师不能靠官封，更不能靠本人或他人的吹嘘。那种一夜之间便涌现出人所不知的“著名学者”的现象，适足以使学术界或史学界含垢蒙耻。依个人之浅见，学术大师的标准是否可以有两条：第一，学问确实在同时的众人之上，而为众所公认;第二，能够开创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如果说，由于时代的限制，而未能在当代的史学研究者中造就真正的学术大师，但愿在下一世纪，中国史学和宋史界能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出现名符其实的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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