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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

战国时齐、鲁一带的儒生和方士认为，天下最重要的大山有五座，称为五岳，其中又以泰山为最高，居五岳之首。泰山最高，自然离天最近，所以帝王应该登泰山之颠，筑坛祭天，称为“封”;在山南的梁父山辟场地祭地，称为“禅”;合称“封禅”。为了给自己的主张制造历史根据，他们编造了一套上古三王五帝、尧舜禹都曾封禅的传说，据说孔子也承认“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但他认为从西周以后却还没有一位君主有这样的资格。

封禅既然是如此盛事，君主岂有不想一试的?齐国近水楼台，齐桓公被诸侯尊为霸主后，就准备封禅。相国管仲说古来封禅的帝王都是在完成“受命”之后，踌躇满志的桓公却反问道：“我的功绩比起古代‘受命’的君主来又有什么不如?” 管仲见说服不了他，就出了一道难题：“封禅要用【高阝】上的黍，北里的禾，江淮间的三脊茅草，东海的比目鱼，西海的比翼鸟，还必须出面凤凰、麒麟、嘉谷等各种祥瑞，现在有吗?”大概桓公只顾武功，没有得力的宣传部长和通讯社，一时造不出这么多祥瑞，封禅只得告吹。鲁国的季氏执掌大权后，不知天高地厚，也到泰山去祭天，着实被孔子讥笑了一番。

灭六国后的第三年，秦始皇来到泰山脚下，召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余人商议封禅典礼。当时天下一统，儒生们自然不敢拿“受命”来压秦始皇了。一些儒生则把这看成显示学问的好机会，于是旁征博引，各不相让，展开了激烈辩论。秦始皇见这批书呆子争个不休，提不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干脆不再理会，仿照秦国在雍(今陕西凤翔)祭上帝的方式完成了封禅。儒生们空忙了一场，作用一点没有发挥，好不恼怒。正好秦始皇上泰山途中遇到暴风雨，自然成为儒生们讥讽的内容。十二年后秦朝覆灭，更证明了儒生们的先见之明，秦始皇成了“无德而用事”的典型，封禅也更加显得崇高而伟大了。

帝王们自不必说，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也都盼着有机会分享这份荣光，记录下这千载难逢的盛况。公元前一一○年汉武帝封禅泰山，主管天文观测、国家历史和档案的太史令司马谈却未能随行，气愤之下，一病不起。临终时他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哭着留下遗嘱：“皇上续断绝了千年的传统，到泰山封禅我作为太史不能随行，是命也夫!命也夫!我死后，你一定能继任太史，千万不要忘了我想完成什么著作。”司马迁俯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要没有这次封禅，或许就不会有司马迁发愤著成的《史记》了。

汉武帝以后能到泰山封禅的皇帝也是屈指可数。分裂割据的君主固然不敢举行封禅，就是统一王朝的皇帝也未必能去得成。因为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中央要管的事越来越多，皇帝和主要的大臣要离开首都一段时间并非易事。如此大规模的巡游和封禅大典的开支也不是小数，要不是国库充盈就难以负担。耽于安乐的皇帝受不了旅途劳顿，轻易不愿离开宫殿。开国皇帝往往来不及完成这样的盛事，守成的皇帝要没有什么明显的文治武功，大多也不敢做出超越乃父乃祖的事来。何况封禅过的皇帝在史书上留下的记载未必完满，这也使有自知之明的皇帝们望而却步了。

在进行过封禅的皇帝中，宋真宗大概是最谈不上有什么功业的，但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天书封禅”运动却轰轰烈烈地搞了十四年，史书也有详细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封禅真相的机会。

北宋景德五年正月初三(一○○八年二月十二日)，宋真宗召集文武百官，亲自宣布了一个特大喜讯：

去年冬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将近半夜，朕正准备就寝，忽然室内大放光彩，看见一位戴星冠、穿绛衣的神人对我说：“下个月应该在正殿做一个月的黄【竹录】道场，就会降下天书《大中详符》三篇。”朕肃然起敬，想起身回答，神人已不见踪影。从十二月初一开始，朕就在朝元殿斋戒，建道场以求神人保佑。到今天，正好皇城司来报告，发现左承天门南面的鸱尾上挂着一条黄帛，派太监去观察，帛长约二丈，像封着书卷，用青丝绳缠着，隐约看出里面有字，这就是神人所说的天降之书。

首相王旦立即率群臣称贺。随后真宗步行到承天门，瞻仰天书，下拜致敬，派二名太监爬上屋顶取下。王旦跪进天书，真宗下拜接受，亲自放在轿子中，引导到道场，授予陈尧叟启封。只见黄帛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名)，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真宗跪受后，又命陈尧叟宣读，三幅黄字所写内容类似《尚书·洪范》和《道德经》，赞扬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继承帝业，希望他保持清净简俭，宋朝的国运必能昌盛绵长。皇帝又跪奉天书，用帛裹住后放入金匮。群臣在崇政致贺，皇帝赐宴款待。又派专使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又赏赐群臣，并特许京城百姓大喝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