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学界对康有为、梁启超涂饰史料以神话历史的行为早有察觉，并多有揭露，但今人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理解，从主流上讲，依然未能摆脱康梁话语系统的基调;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相表里，实为支撑这种话语系统下戊戌变法史叙述框架的核心文献。近年的研究趋向表明，在研究戊戌变法时，学界似乎己经不再只关注康梁之文本，而忽略其文本产生的语境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和戚学民对《戊戌政变记》版本及其语境的探索。其中，后者的研究更具深入性。相比而言，对康有为自编年谱形成过程的探索，依然很有限。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13] 一文认为，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99年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1895年)的说法。通过研究与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应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定位于此，更易于把握该年谱的史料价值。学者己经注意到康氏自编年谱中对其戊子年(光绪十四年，1888)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情形的记载有疏漏之处，但究竟康有为是怎样“作伪”的，张勇《康有为的“作伪”及其限度——以康氏戊子乡试自述为例》[14] 一文做了新的探究。他认为，由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条下对顺天府乡试的记述所引出的这段小小公案，其根源首先在康有为本人。他在记述时，含混其辞，将两次应试并作一谈，对戊子年落榜避而不言，却极力渲染己丑年不中的缘由，试图给人印象，他所以乡试不中，全是由于徐桐的挟嫌报复。在康氏而言，其本意或只在遮掩连续两次落第之羞，而略施移花接木的障眼技法;然而让康有为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这一小小伎俩，既障人又自陷：后人欣然接受了他“合二为一”的说法，但又正是据此“史实”指认他“误记”、“颠倒事实”乃至手段卑下，人格有亏。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也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聚讼纷纭的疑案。关于“告密”的时间是八月初四日还是初五日，地点是北京还是天津，对象是奕劻还是荣禄，以及“告密”与戊戌政变发生的关系等问题，均未有定论。刘路生针对郭卫东所谓袁世凯八月初四日在京向庆亲王奕劻告密说，撰文提出商榷。文章认为，戊戌政变，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和条件，徐世昌初四日告密说没有根据。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荣禄才是告密的最佳人选。袁世凯日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15] 孔祥吉则利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通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具体考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从而认定，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戌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那种认为戊戌政变非由袁世凯告密而发生，或者称袁世凯是在杨崇伊上书后怕受牵连而被动告密之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袁世凯在政变中的关键作用。虽然从局部讲，各有其理由，但是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则很难自圆其说。”[16] 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三、 关于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的研究

停废科举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2005年是废科举100周年，不少刊物发表了纪念性的文字，多在阐发其历史意义。在清季社会制度变革中，科举停废的影响至为深远，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观念、习俗乃至乡村士子的生存状况和发展道路，仍有必要以实证为基础，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观察和检讨。关晓红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用比较的方法，具体考察了科举停废对士人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文章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再度融入并服务于社会。通过各种途径，多数乡村士人不仅基本能够维持原来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权力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17]

清末新政时期设立的邮传部，承担着建设和发展交通、邮电事业的重任，在铁路、航运、邮政、电政事业的发展和利权回收方面均有重要表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18] 一书，是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邮传部的专著。作者对邮传部这个新的中央行政机构作了全方位、多视角的探讨，对该部的成立背景、官制、机构、经费、规章管理、职掌等制度层面作全景式扫描，重点论述了该部在发展中国交通事业和回收利权方面的事功，尤其是对其政策决策作了深入检讨和重新审视。

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19] 一书，以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为清末新政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该书着力探讨了晚清鸦片税收的变动趋势及其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深入分析了两者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并且力图从中透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揭示清末政治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深入理解剧烈变动的社会矛盾。作者认为，鸦片禁政与清末新政的关系非常复杂，既相互契合，又互为对峙，在禁政急促推进和财政抵补目标难以实现的背景下，对新政改革的负面影响更大。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禁政与新政的进程中，不断产生纠葛和对立，督抚专权与中央集权两种对立的趋向均有所强化，给禁政和新政改革以极大的影响，特别是鸦片税收抵补乏效导致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困境的进一步加剧，更使中央与地方关系趋向对立，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也因之激化。一波既起，万波相随，鸦片禁政对新政改革的失败，乃至对清朝的灭亡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关于满族亲贵与新政关系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孙燕京、周福振《善耆与清末新政——以20世纪初十年的北京新政改革为视点》[20] 一文。该文认为，肃亲土善耆在世的年代，正值清王朝国势陵替，大厦将倾，为维护王朝的统治，善耆雷厉风行，大胆任用新人，举办了诸多新政，如整顿京师巡瞥、制定报律及出版律、筹办京师自治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革新人士的诉求和时代发展的意愿，对京师建设和新政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驻外使节是推动清末宪政改革的一股重要力量。祖金玉《清末驻外使节的宪政主张》[21] 一文认为，清末宪政改革时期，驻外使节是官僚立宪派中的重要力量。他们为清廷谋划的宪政方案大致为日本式的二元君主制模式，就立宪层次而言，无疑是保守的，低层次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则十分激进，始终坚持速行宪政论。结果，其政治态度的激进性超越了改革方案的保守性。他们最终走到了清廷的对立面。这又一次表明，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分化，是宪政改革失败、清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关于幕府人员与宪政改革的研究，冀满红、李慧《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22] 一文认为，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开放党禁案是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内容，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在叙述资政院议案时有所涉及。唐富满、曾庆军《开赦党禁案与清末政局》[23] 一文，简单地勾勒了清末开放党禁案的历史过程。作者具体分析了革命派、立宪派、地方督抚实力派以及清政府等各种政治势力，在开放党禁案问题上所进行的各种较量，揭示了各派政治势力复杂的政治性格以及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艰难历程。

辛亥革命时期是汤寿潜一生活动中最活跃的时期，他参与发动和组织了立宪运动、收回苏杭甬铁路运动，及都督浙江、援宁北伐、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等重大事件，给清末民初历史以重大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其研究还不充分，有的观点也值得进一步商榷。陶水木《辛亥革命时期汤寿潜几个问题的探讨》[24] 一文认为，汤寿潜积极策动清廷遣使出洋考察宪政，并极力敦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参与发动、组织国会请愿运动，对立宪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因“皇族内阁”的出笼，加以领导浙路斗争的艰难经历，他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即已转向共和。汤寿潜倡议并积极参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是为了尽早结束独立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统一内外政策，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在建都地点和总统人选问题上，他的主张经历了由都鄂举黎到都宁举黎，再到都宁举孙的变化，这都是根据客观实际作出的抉择，在南北和议问题上,汤寿潜坚决反对议和、力主北伐，是立宪派中的激进反袁之士。

四、 关于其他晚清制度变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