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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2005年晚清政治史研究概述

就学科建设而言，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是相当困难的。检视2005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论著，数量不少，但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实质性研究成果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重视实证研究方法;二是重视制度史研究。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研究方面较为突出。

一、 关于太平天国与晚清政局的研究

学界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研究的成果甚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便是推陈出新。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初冯云山所创建的宗教组织，一般认为其名叫“拜上帝会”，这似乎己成不易之论。夏春涛通过考证发现，“拜上帝会”说其实并不能成立。他认为，冯石山创建的宗教组织名为“上帝会”，而不是“拜上帝会”;“上帝会”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其名称是自称。金田起义后，所有会众一律实行军事编制，“上帝会”这一宗教组织也就名存实亡，逐渐不再被人提及。同时，他还指出，太平天国对其宗教没有正式命名，间或称为“天教”。但不少学者根据“拜上帝会”这一所谓的宗教组织名称相推演，称之为“拜上帝教”，也有欠妥当。[1] 《天朝田亩制度》历来被视为太平天国主张平均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反映农民土地要求的农民革命纲领。王国平通过考察太平天国起义酝酿过程的宣传活动及其主张，探析上帝教的教义，并与中国历史上曾使农民获得私有土地的均田制比较，得出了新的结论:太平天国起义时揭橥了上帝教教义和反满“民族大义”，没有提出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私有不符合太平天国上帝教反对私有制的教义。与历史上的“均田制”比较，太平天国立国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没有类似“桑田”与“永业田”私有的规定。《天朝田亩制度》的“分田”与“均耕”只是平均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以实现在此基础上的产品的平均分配和“同享”。重审《天朝田亩制度》,可以发现所谓“平均分配土地”只是对其误解的说法。[2] 圣库是太平天国的一项重要设施，虽然专门论述的文章尚不多见，但是相关研究基本上都认定太平天国实施了“圣库制度”。欧阳跃峰撰文提出质疑。他认为，太平天国设有圣库和负责管理圣库的总圣库等官员，但负责“生活必需品”供给的官员还有总圣粮、典圣粮、典油盐、典买办等等，这些官员也不是以总圣库为首的，所以太平天国的生活必需品供给方式不应称为“圣库制度”。太平天国官兵的礼拜钱、俸钱与高级官员吃肉都是有等差的，所谓“圣库制度”并不是绝对平均的“军事共产主义”。太平天国不准私藏金银的禁令主要是针对太平军士兵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他们开小差，因而太平军士兵是“不准私藏丝毫金银”的，允许拥有少量金银的是普通居民。圣库是太平天国已经在朝内和军中建立的一种机构，《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国库是太平天国打算将来在每个社会基层组织“两”建立的仓库，二者在机构的“级别”、性质、职能和物资来源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且没有必然的联系，用国库来解释圣库是不妥的，说国库来源于圣库亦纯属推测。[3]

高层领导之间的内部矛盾，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是其中的核心环节。洪、杨矛盾所引起的天京事变是导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以往学术界对洪、杨矛盾的研究，几乎均集中在定都天京之后，而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洪、杨矛盾，则较少涉及。吴彤《论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洪、杨矛盾》[4] 一文，则试图弥补这个薄弱环节。该文认为，洪秀全和杨秀清不仅在定都天京以后矛盾尖锐，而且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也进行了一系列争夺权力的矛盾斗争。在此过程中，冯云山是洪秀全的同盟者，萧朝贵是杨秀清的同盟者。洪、杨双方均利用了太平天国所尊奉的拜上帝教，作为权力争斗的工具。杨秀清处于攻势，洪秀全则处于守势。洪、杨双方的个性特点也对双方的矛盾斗争起了激化作用。定都以后洪、杨的矛盾，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以前矛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日益激化的。王明前《太平天国后期中央宫廷贵族与地方军事贵族的政治分野》[5] 一文，则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政治分化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格局。文章认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天京事变之后逐步分化为中央宫廷贵族与地方军事贵族两个利益集团，其根源要追溯于太平天国从起义时就已经形成、在杨秀清时期逐步定型的政权组织结构。这是后期太平天国政治格局的主要现象，并且伴随天国后期政治的始终。这种政治分野，使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裂痕无法弥补。与此同时，清廷则大胆放权给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实力集团，逐步实现了政治军事力量的整合。此消彼长，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格局所引发的内耗，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无疑起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长期以来，妇女自由被看作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一大措施。虽然有些专家学者对诸如婚姻自由等问题提出过一些异议，但总的说来，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和深人讨论，也没有对妇女自由问题作过系统论述。廖胜从民俗的角度对太平天国妇女自由问题作了专门论述。文章认为，尽管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仍然是封建妇女政策，妇女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提高，但由于文化、习俗及战争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广大妇女在生产劳动、恋爱婚姻、社会交往、人际关系、女性美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呈现出难能可贵的自由精神。太平天国妇女的白由风尚，主要源于广西客家和壮族妇女的习俗以及宗教等因素，并不是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解放妇女的主观措施。[6]

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曾受到学界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是，对于小刀会起义在酝酿阶段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学者们关注不够。朱从兵《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酝酿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初探》[7] 一文认为，太平军攻陷南京，掀起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反清武装起义的高潮，形成了有利于上海小刀会酝酿起义的大好形势。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军攻陷南京，引起了长江下游地区阶级力量的变化，为上海小刀会酝酿起义提供了历史机缘。当时的上海小刀会在酝酿起义阶段与太平军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实质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双方约定了起义的日期、地点与起义后的军事进攻战略，太平军还有可能派人参与了起义的酝酿。

关于晚清重要政治人物与政局的研究，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8] 一书值得介绍。该书是第一部系统论析肃顺生平思想活动及其在晚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著作。作者利用较为丰富的文献史料，以肃顺的政见和政治活动为线索，着眼于咸丰一朝政局的整体变化，以变局之中政治高层的决策动向、特征及其深刻影响为重点，通过肃顺对内重用汉人和对外持强硬态度这两个基点，系统地论述了肃顺在用人、筹饷、治狱、外交等方面的举措，进而对肃顺政治行为的利弊得失、败亡原因，及其对咸丰朝政治体制变动与咸同政局转换的影响等方面，均作出了较深入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该成果弥补了晚清人物研究的某种缺佚，也从一个侧面丰富和深化了学术界对晚清政局的认识。

二、 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

戊戌变法史也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老课题，茅海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他的新著《戊戌变法史事考》[9]，是这方面成果的初步结集。作者利用大量档案材料完成了一些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皇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充分证明了作者刻意追求的所谓“史实重建”的学术宗旨。稍后，茅海建又相继发表了两篇新作。其一是《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10]。这是其《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11] 一文的补篇。戊戌变法期间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即是允许司员士民不受限制地向皇帝上书。据茅海建统计，在大约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有457人次至少递交了567件上书，现存275件上书的原件和抄件。该文专论这批来自中下层的官员士民上书中军事与外交的内容，由此观察在历史过程中的观念与思想。作者认为，如果以世界各国已有的军事改革、外交改革的成功经验为标准，如果用以后100 多年来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所走的曲折道路相对照，司员士民在上书中提出的军事、外交上的诸策，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驰，其实大多为“救时的偏方”。其二是《“公车上书”考证补》[12]。“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该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该文指出，其实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该文同时指出，《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