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当归纳法火红、演绎法备受谴责的时候，恩格斯说：“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22]⑦现在情况翻过来了，更冕恩格斯这话的远见。我在《方法论》一文中主张“史无定法”;我讲了归纳法、演绎法，也讲了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因为每个都有该用的地方。

逻辑结构不是科学的标准。史学能够成为科学是因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即历史哲学。但它是思想方法，不能作逻辑的前提。迄今，从一个一般规律推演历史的著作我只见到一种，即前述新制度学派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它是在写历史之前先写一篇“理论”;而实际写历史时也不能完全用理论中的产权——交易费用原理来解释，要用其他因素特别是战争来说明。历史是复杂和多样性的。用一种模型、一个极终原因来阐述，无论是看不见的手或是《看得见的手》，[23]⑧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还有一个历史主义备受攻击的“直觉”问题。直觉是一种非逻辑性的抽象维。Verstehen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悟”，康德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由感觉进人悟性，再由悟性达到理性。另一是指一种不连续的、跳跃式的思维，亦称Erlebins(阅历)。这在科学中是常用的。近代科学的论证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和复杂的联立方程，直觉是凭本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跳过细节，先作出判断，再逐步去验证。象分子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都是先由直觉作出的。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直觉和灵感。”他说，世界体系可从许多基本定律中推导出来，但“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通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24]①历史研究的复杂性不亚于自然界，按照恩格斯的合力论，[25]②构成历史的“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几乎都是不可度量的，不凭直觉又怎能作出判断呢?不过，直觉的判断常是“战略性判断”，它还需要求证的。

四 历史主义的评价

上面我已对历史主义的主要部分，即第二节中所说历史主义五个特征的第二、三项作了评价。现再就其第一、四、五项略述己见。

第一项：关于历史的表述问题。史学著作多是叙述式的，我以为这并不是缺点。史学就是要再现往事，叙述得好，任务已完成过半。问题是应该有分析，即中国所谓“论”。论可单独成篇，也可史论结合。中国的论从史出、以史带论等方法，未为西方注意，其实是很高明的。又我以为历史分析应以因素分析方法为主。除某些具体问题和计量分析外，不宜用模式方法，这在《方法论》一文中已详，不赘。

史学著述以“事件”为主;这是一个史学发展问题。早期的史学大都是事件史，并主要是政治事件，中外皆然;现在已经不同了。尤其是经济史，按恩格斯的启示，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宜按事件叙述;我已屡言及。[26]③但是，从整个历史说，事件和个别问题的研究仍是根本的。这有点象经济学中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宏观经济学出世不久，迅成显学;但微观理论是宏观理论的基础，研究经济学必须从微观人手。历史研究也必须认个别人手。恩格斯说：“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27]④个别事物研究得愈多、愈彻底，整体研究、结构分析才不致落空。

因研究个别事物而出现的因果关系，成为历史主义的诟病。因果关系有两个含义。一是休谟所说前事为因，后事为果。这在史学上就是弄清事物的来龙去脉，是史学应有之义，一般是可以做到的。另一个是历史事物本身的因果性，那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因果是一种相互关系，多种事物互为因果。其次，必须承认偶然性。历史实际上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因果或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单线联系”固然不行，普通的逻辑思维也难济事，而必须依靠辩证思维，才能略得梗概，有些事情连梗概也难说。不过，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辩证思维是不断发展的，新的时空观以及近年来科学理论的新成就，都给它增添力量。对历史的解释是逐渐接近真理，不能穷尽真理。

相对主义，这是历史主义的另一诟病。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认识都是相对的。这是个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问题。从主观上说，历史主义者并不否定绝对真理。老德国历史主义者都是信心十足的。直到20世纪初阿克顿爵士主编一代巨著《剑桥近代史》时还相信他们是为未来的“终结性的历史”准备条件。[28]⑤西方史学界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兴起是在一次大战后，尤其是三十年代;这另有原因，不是历史主义的罪过。至于因研究个别性导致相对主义，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经济学是研究一般性的，而熊彼特说，它“也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因为“我们使用的料材不能超过我们占有的材料”;并且，经济学家对“现象一般”的看法也不能超过“他们那个时代”。[29]⑥

第四项：价值判断问题。我以为，历史研究应该有价值判断，这是史学的功能之一，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判断标准会因时代而异，各家判断会有分歧，都可留待争呜。

社会科学本有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种。前者研究“是什么”，考察其运行规律，不管结局好坏。后者研究“应该是什么”，要评论良窳。前述1904年韦贝尔与德国历史学派的“价值判断论争”就是这两种研究方法的论争。这场论争无何意义，因为经济学也是有价值判断的。且不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德国历史学派解体了，又有几勃伦(Th·B Veblen)创立的制度学派兴起，他们批评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被称为“历史学派的变种”。事实上，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更加注意价值判断了;新剑桥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新制度学派、[30]①新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都是讲价值判断的。

史学要有价值判断，但不是说它只作规范研究，不作实证研究。实际上，实证研究是史学的主要方法;弄清楚“是什么”，才能作价值判断。但两者也有矛盾，即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未必就是好的，大如奴隶制的出现就是这样。最近严老(中平)遗作《规律性判断研究和价值性研究》[31]②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两者并存，也可说好坏并存，因为历史本来就是这样。

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的罗雪尔的《大纲》说：“历史的方法对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决不轻易地一律予以颂扬或一律予以否定。”[32]③我看这是可取的。史家应考虑历史条件的复杂性，避免绝对化。“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3]④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第五项：脱离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就历史写历史。这确是五十年代以前历史研究的弊病，并不限于历史主义者。这也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有关。1980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中美学者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讨会，会后美方的报告中异口同声的说中方的研究脱离了社会科学。[34]⑤其实当时中方论文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惟因“文革”刚过，只强调了阶级斗争，而社会学当时还未开禁。不过总的说，中国史学在这方面是落后了，要急起直追。

不过，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有个个别性问题。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地区。恩格斯说广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35]⑥其他社会科学也是一样，在用于历史研究时，必须注意当时当地的特点。

作为结束，我想介绍一部经济史供读者看一下历史主义的结局。如果说人们熟悉的《剑桥欧洲经济史》尚未脱历史主义窠臼，那么，奇拉波主编的《方坦纳欧洲经济史》应当是全新的巨著了。它是由60位专家执笔，运用了七十年代社会科学各部门的研究成果。[36]⑦

奇波拉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史学分部门研究只是为了方便，“生活不存在这种分离，有的只是历史”。该书目的是“说明近代工业的兴起”，但不只是一次技术革命，而是“建立在土地财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转变为“以商业、制造业和自由职业为基础”的社会，是“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代替了军阀和僧侣”。这都是历史的新概念，并明显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其第二章并引马克思的话作题解。

该书运用了大量统计和图表。但奇波拉对历史进人“‘世界观机械化’的时代”深为担心。他说：“我认为把经济史分为‘新的’和‘旧的’以及‘质的’和‘量的’意义并不大”。“基本的区别应是好的经济史和坏的经济史，而这种区别并不依据用的是哪种符号，也不在于插人表格的多寡，而依据所提出的问题是否中肯恰当，为解答问题所搜集的材料质量如何，和分析方法的选择和应用是否正确。分析方法必须适合提出的问题和获得的材料。”这里就不免包括历史主义的老方法了。

该书对每个重要时代都是先分析当代的需求结构，并从农、贸、技术、金融等方面分析供给的因素。但随即转入分国别的研究。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是“取决于该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模式”;“每一个国家都要作为特殊事例来叙述”;“在每个国家以内，有突飞猛进的区域，也有长期落后停滞不进的地区”。这就更加历史主义了。

我还可引一段奇波拉的叙事笔法。他在描述封建社会时说：“教土和军阀统治着社会”，“他们各自的理想是祈祷和打仗”。“他们爱慕财神爷即使不比别人更热心，也和大家一样”;但“要他们投身于财富生产，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有权把产品的全部或部分取过来”。“生产是手段，虔诚和勇敢才是目的”。

无怪陈振汉为该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在有关治史方法的论点上，甚至有些回到中外都很早就有的那种认为历史只能是艺术而不能是科学的老观念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