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疆域：东晋偏安江左，其间疆域广狭无常，极是复杂，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序》称：“其蹙境也，始于咸和，甚于宁康，再甚于隆安;其拓疆也，肇于永和，再振于太元，大启于义熙。其朝南暮北，旋有旋亡者，虽巧术不能算也。”大略而论，其较稳定的疆域范围，北抵淮南、江北，东及东海，南达南海兼有交趾。西土巴蜀、南中，当成汉衰亡以后，为东晋所取;后来又落入前秦苻坚之手，继为东晋叛乱的地方官谯纵割据，及东晋末年义熙中，重新收复。又义熙年间，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平南燕，灭后秦，于是东北有今山东半岛，西北有关中，北抵黄河，疆域范围之大，不仅居东晋之首，而且为东晋南朝270余年间所仅见，只是这一极盛疆域，维持的时间十分短暂，关中旋即丧失。

南朝疆域：南朝疆域也是很不稳定。当刘宋初年强盛时，北以秦岭、黄河(今黄河稍北)与北魏为界，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包有今云南，南以今越南横山与林邑接壤，东、东南抵海，这是南朝疆域最大的时期。后来河南、淮北逐渐为北魏所侵夺，刘宋疆域于是几乎回复到东晋原有的版图。齐朝疆域大致与宋后期相同，而北界时有变动，后来更内移到大巴山脉、淮河以南一线。又梁朝疆域起初与萧齐后期相仿佛，一度乘北魏衰乱而向北扩展，并几乎恢复到刘宋初期的疆域。及侯景乱后，长江以北沦陷于北齐，巴蜀地区沦陷于西魏，放弃云贵高原于当地土著民族，不久又失襄樊一带于西魏，失江陵一带于西魏的附庸国后梁。及继起的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其疆域遂西不得巴蜀云贵，北不得淮淝荆襄，以长江为界，成为南朝四代中疆域最小的王朝。又总体而论，南朝疆域大体“伸于宋，屈于齐，赢于梁，缩于陈”。[5]再从区域来看，南朝包括东晋时期，北方边境(如关中、河南、青齐、江汉、江淮)与西方边境(如汉中、巴蜀)的变迁最为频繁，而且总的趋势是越变越南，越变越东，越变越小;西南宁州地方因土族爨氏势力日强，东晋南朝的统治渐弱，到梁朝后期更是放弃了对于西南宁州的主权;又南疆交州的南端，因与林邑国接壤而疆界进退不定，海南岛则在梁陈时期收归了版图。

据上综述，可知在六朝中，大体吴、陈两朝疆域最小，约在一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晋末宋初疆域最大，约在二百六十万至二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如果纯粹以疆域广狭而言，用现代政治地理学标准衡量，疆域在一百万平方公里以上、五百万平方公里以下者，即为大型国，[6]则六朝的疆域仍是较大的，六朝也因之立国并得以抗衡强敌。

值得讨论的是，六朝立国并抗衡强敌的地理基础，除了其较大的疆域范围外，险固的地理形胜及相关的军事重镇更是至为关键。盖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使用戈矛甲盾作战，险固的地理形胜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我国地形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山脉水道又多东西横列，这就使得南北对立，一般总是北胜于南，六朝时期也是如此。六朝立国于南方，其东、南两面被大海封闭，缺乏回旋余地，又处低地，不便仰攻，故六朝对北方政权着重采取以守为主的防御战略，力求以舟师水战阻扼骑兵陆争，而其守国所恃者，则在于长江淮河及秦岭巴山。进之，控扼长川大山者，又在于重镇要地。六朝以经济、武备均弱于北方，故重视守城，特别是高筑墙、广积粮，以守住军事重镇;在重镇之间，则以众多的郡县军戍为要地，彼此间相互策应，以收到“城壁相望，其间远者才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7]之效，从而构成为整体防线。

此六朝守国之整体防线，可分别为东、中、西部。其东部守国防线，为守河、守淮与守江。其中，吴、陈多守江，东晋至梁多守淮，晋末宋初刘裕守河。守河重镇有四，

即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虎牢(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碻礉(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岸)，号称河南四镇。无力守河便守淮。守淮有淮北、淮南、淮西三线;淮北之本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淮南之本在寿阳(今安徽寿县)，淮西之本在悬瓠(今河南汝南县)。守淮重镇又有淮西义阳(今河南信阳市)，淮北谯郡(今安徽亳州市)、下邳(今江苏淮阴市西南古淮河与泗水交汇处)、涟口(今江苏涟水县)、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云台山，当时尚为海岛)、峡石(今安徽凤台县西)，淮南马头(今安徽怀远县南淮河南岸)、钟离(今安徽凤台县东北)、淮阴(今江苏淮阴县西南甘罗城)。又无力守淮便守江。守江重镇，江北者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历阳(今安徽和县)、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江南者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建康(今江苏南京市)。

六朝之守国，在中部有两道防线，即守汉与守江。守汉先守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而重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岸部分)，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则为襄阳防线的后盾。又中部守汉重镇还有酂城(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北岸部分)、石城(今湖北钟祥县)、下溠戍(今湖北枣阳市东南)，守江重镇还有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武昌)、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南)。

又六朝之守，在西部守秦岭、米仓、大巴等山以为屏障。秦岭北为关中，南为汉中，又米仓、大巴北为汉中，南为巴蜀。汉中重镇为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又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为蜀地中心，巴郡(今四川重庆市)为巴地中心。

总上所述，则六朝守国，自北而南，自东徂西，一为守河，以保河淮之间;二为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以保河淮之间、江汉之间及汉中、巴蜀;三为守江，以保江南根本。不过三条防线中，守河守江的时间其实都不长。比较而言，取均衡之势，处攻守之中，还是以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为常态。盖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地理上的南北分界，北则骑兵称雄，南则水师占势，所以成为南北对峙时的中间推移地带，又是东西部的南北交通要冲。此线的得失，即关系到南北双方的存亡。以此之故，六朝300多年间，守此线为时最长，重镇最多，兵力也最强;此线的南北，战争最为剧烈，战事规模最大，疆域变迁也最频繁。

六朝虽东、中、西部各有防线与重镇，如果不能做到彼此连接，互相呼应，那么也难以固守。如此，守长江就必须控制江北，布兵于江淮之间与江汉之间，守住淮河、汉水，以为长江屏蔽。再者守长江，又必须同时守上中下三游，所谓“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8]故巴蜀与荆楚、荆楚与吴越、荆楚与巴蜀及吴越，也相为唇齿。同样的道理，守淮河守汉水，也必须尽可能地控制淮河汉水以北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当巩固黄河防线，以屏蔽淮汉。而在河淮之间，青齐与中原又互为唇齿。至于汉中与巴蜀、巴蜀与南中，也无不体现出这种关系。总之，六朝偏安局面的维持，正在于“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9]

然而，六朝虽据南面北，依托地理上的山河之险，层层设防，线线固守，重镇要地间此呼彼应[10]，却仍然无从挽回亡国的危机，北方政权还是统一了南方，南方的自然地理形势并没能起到长久的或最终的作用，这应是人为的不臧。如西晋灭吴，孙皓自省：“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耶?孤之罪也!”[11]又隋之灭陈，“朝廷百官人各有心，四方万里民各有意，是以万里长江守之者无人，隋人取之如拾草芥。”[12]孙皓还曾借助千寻铁锁，企图阻挡晋师;陈叔宝则自信“王气在此，……彼何为者耶”[13]，奏伎、纵酒、赋诗不辍，几乎静待隋军的来临。地丑德齐抑或地齐德丑，本非一言可蔽，而守国所依靠者，也本在德而不尽在于险。山川空地形，历代兴亡事，这实在令人深思!

二、六朝政区的建置概况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