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受材料的限制和当时学术取向的影响，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直到1924年，《沙州文录补》才刊布了数件户籍、手实和户状等户籍类文书。但当时学者尚不能分辨户籍、手实、户状等的区别，将这类文献均名为户籍。王国维的有关跋文依据传世文献和户籍类文书探索了唐代的户籍制度，并以户籍所载应受田数、已受田数与唐代文献中有关均田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开启了运用户籍文书研究唐代均田制的先河。

刘复《敦煌掇琐》的出版，标志着第一阶段第二时期的开始。《敦煌掇琐》虽亦为敦煌文献资料集，但其中的资料均系作者直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继刘复之后，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拍照、研究敦煌文献。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已能接触巴黎所藏敦煌文献的大部分和伦敦所藏敦煌文献的一部分，与前一时期相比，资料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介绍、公布或带回的敦煌文献录文、照片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其中与历史有关者亦明显增多。同时，我国学者加强了对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其中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辑录了不少有关历史的资料。而罗振玉又推出了《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9年)，影印出版了自家搜集、收藏的敦煌文献，其中亦包括一些与历史有关的文书(有些已公布过录校本)。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2分，1930年)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本1分，1939年)，不仅具体介绍了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史料价值，还从学术发展史的高度对敦煌文献之类的新材料与学术新潮的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说，并呼吁国人利用敦煌文献以研究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陈氏的这两篇序文特别是前一篇影响深远，指引数代学人加入到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行列中。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方面，陈氏也率身垂范。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中，曾利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探讨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取胜的原因，以实例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本1分，1930年)亦曾利用敦煌写本吐蕃诏书以印证作者的结论;《秦妇吟校笺一卷》，则以诗证史，每有所得。

关于归义军和金山国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时期又有进展。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3卷3期，1936年)，利用《张议潮变文》结合史籍记载，初步探索了归义军政权周边的吐浑、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同作者之《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本3分，1937年)，推测“克复凉州之役，必是淮深首功”;继而进一步考察了安西回鹘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两个政权的关系，认为甘州回鹘是“旧河西回鹘部落，非自安西移来者”;该文还探讨了河西五郡陷蕃的次序和具体过程，首次揭出《元和郡县志》中沙州于建中二年(781年)陷蕃的记载， 但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此前罗振玉关于沙州陷蕃年代的考证;作者认为以沙州为中心的归义军政权在唐宋间延续近200年， 系因这里的居民以汉人为主体，指出归义军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孙氏两文的结论虽与后来的研究尚有一定距离，但他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并开创了以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的先例。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辽海引年集》1947年)，对沙州陷落和收复的时间及张淮深死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其结论对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大;该文还首次利用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探讨归义军史的有关问题，扩大了归义军史的史源。但该文涉及的一些问题已被上举《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和藤枝晃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东方学报》12册3分—13册2分，1941—1942年)解决。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6期，1935年)，依据作者在巴黎搜集的敦煌文书，对金山国史事进行了考证。使“千载坠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填补了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之间的一段历史空白。虽然此文有关金山国的立国时间及部分文书年代的判定存在问题，但作者公布的材料至今仍是研究金山国史的基本史料。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35期，1948年)，认为张承奉“白衣天子”名号是受到弥勒教的影响。

此外，向达《玉门关阳关杂考》(《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和《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5卷4期，1944年)，开辟了利用敦煌文书结合传世文献和实地踏勘研究敦煌历史地理的新途径。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说文月刊》3卷10期，1943年)， 开始尝试利用敦煌写经题记考察敦煌世族。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1947年)则利用莫高窟供养人题名和历史文献，对敦煌的索、氾、令狐、安、李、张、曹、阴等大姓做了探索。

对历史典籍的介绍和研究仍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反映在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中，《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先是以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后由北平图书馆汇为两辑印行(第1辑刊于1936年，第2辑刊于1941年)。此书虽以介绍新发现的古代典籍为主，但也包含了作者对其进行考证、研究或与传世本对勘的结果。该书介绍的历史佚籍有《春秋后语》之《秦语》上、中、下和《赵语》上、下，同时探索了《春秋后语》全书各卷的内容;《阃外春秋》卷一和卷二(部分)，对其作者作了进一步考证，指出了罗振玉的疏失;《帝王略论》，考出其作者为虞世南;《籝金》，指出《略出籝金》系张球所作，并对张球的事迹作了初步考订。此外还有《唐高宗天训》、唐张仁亶《九谏书》和被怀疑并非今本的《晋书·何曾传》。传世史籍介绍了《古文尚书》16件，《今字尚书》3件，《春秋经传集解》和《春秋谷梁传集解》各1件，《史记集解》1件，《汉书》3件;分别判定了各件的抄写年代，勘对了写本与传世本的异同。3件《今字尚书》均被定在卫包改字之前， 并据以判定在卫包前已有《今字尚书》。潘重规《敦煌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志林》2期，1941年)，通过对比写本与传世宋本的异同， 考察宋人删改《尚书释文》的情况。越政《敦煌左传残卷校记》(《艺观》4期，1929年)，勘对了李鸣南藏敦煌写本《左传》与宋本的异同。

宗教史方面。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依据写经题记初步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窟寺之创建与寺观之名。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自序”利用敦煌文献结合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考出了15所寺院的名称，并对这些寺院的寺址与兴建存废等情况进行了初步探索。胡适《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录校了《神会语录》、《普提达摩南守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等神会的著作，并撰有《荷泽大师神会传》，开整理敦煌禅籍之先河。陈寅恪《武曌与佛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本2分，1935年)，据敦煌本《大云经疏》考出武则天所颁《大云经》，乃薛宗义取后凉昙无谶旧译《大方等大云经》附以新疏而成，推翻了旧史所记武氏时有沙门伪撰《大云经》的说法;《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国学论丛》1卷2号，1923年)，依据敦煌写本题记考出了吐蕃译经大师法成的史迹。道教史文献的研究仍是围绕《老子化胡经》进行。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国学季刊》4卷2号，1934年)，在比较彻底地清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敦煌本《化胡经》在“化胡说”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刘国钧《老子神化考略》(《金陵学报》4卷2期，1935年)，指出《化胡经》与三张道派有关。牟润孙《宋代摩尼教》(《辅仁学志》7卷1、2期，1938年)， 指出十卷本《化胡经》已列入唐官方道经。逯钦立《跋〈老子化胡经玄歌〉》(《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2号，1947年)，认为《化胡经》卷十中含有太武帝灭佛的背景因素，并推断此卷为北魏时作品。朱维之《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尊经考》(《基督教丛刊》14期，1946年)及《景教经典一神论》(《基督教丛刊》18期，1947年)，结合史籍探索了敦煌景教文书反映出的问题。

社会经济方面，这一时期仍是以整理、公布资料为主，但也有少量相关论文问世。《敦煌掇琐》辑录《宅舍图》、《户状》、《户籍》、《差科簿》各一件，反映经济关系的各类契券、凭据、案卷、牒状等二十余件。《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辑录各类契券近二十件，有关社邑的文书数件。《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影印了罗氏收藏的两件户籍、一件户状、一件有关长行马的案卷与一件《枝头白刺头名簿》。《食货》4卷5期(1936年)是《唐户籍簿丛辑》专刊，将当时见于中日文书籍、杂志的二十件敦煌户籍、差科簿(时称丁籍)收集在一起。陶希圣《小序》指出户籍、丁籍是重要的经济史料，对研究均田制、百姓负担和社会组织都有重要意义。曾了若《隋唐之均田》(《食货》4 卷2期，1936年)是最早尝试利用敦煌户籍研究均田制的专题论文。 虽然他据之得出的结论为现在一般学者所不取，但他的研究仍加深了人们对均田制的了解，其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亦有积极意义。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卷7期，1936年)，利用敦煌写本《水部式》结合唐代文献探索了唐代关于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碨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及海上运输的有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