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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红罗山与元明战争

2013-01-15

洪武二年明军的战略目标是西北方的上都,而出战直接原因是:当年春天也速南攻通州威胁北平,并将再次南下,故朱元璋只好火速从西北战场抽调重兵“还北平,征迤北余寇” [33]。明军出松亭关,就是为攻击据守大宁或全宁一带的也速军。《实录》所载明军路线首先至锦川,若锦川真在锦州一带,则明军纵为清除侧翼而东下,也断不可能东下海滨,而置近在咫尺的大宁方向主要威胁于不顾。再说,大宁之战发生在全宁之战后,当时明军是击败江文清后跳过大宁直取全宁的,连大宁都不惧怕的明军,当然不会去攻击远在数百里外的锦州之敌。所以,锦川不可能离松亭关到大宁全宁之间的大道很远。

综上所述,明军击败江文清的锦川,并非明代志书中提及的锦州或者小凌河支流,而是远在锦州以西、大宁以南的某个据点。明军出松亭关后首战即在锦川遭遇江文清,地点可能就在大凌河上游一带,而此地大体位于大宁通往东、南方向的岔口,元末若筑城寨屯守自属正常。锦川后被明军呼为大宁锦川县,殆以其地处大宁附近、并在流向锦州的河流上游有关,而与锦州红罗山无关。《北巡私记》不记锦川之战,也说明其无关大局,断不会是太子曾经出屯的红罗山被攻克。

关于大兴州,元代亦不见记载,一般以明代大、小兴州即元兴州、宜兴。但顾祖禹认为,前身为辽北安州的兴州城在开平故卫东二百里,并引《山水记》:“大兴州,直隶密云县曹家砦东北,距古北口可三日程”;而小兴州为兴安城,在(大兴)州西南;宜兴城在兴州西[34]。

顾祖禹所谓“兴州城”即大兴州在开平(即上都)以东二百里,距古北口三日程,而历代志书所指元代滦河沿岸的兴州距古北口最多一日程而已,并在上都东南偏南五百里左右,则两者绝非一地。《元史》载兴州领兴安、宜兴二县[35],后代多以兴安即兴州地,但兴安未注明倚郭,按《元史》体例,似兴州另在二县之外某地。《金史》载兴州领兴化县、宜兴县,并以兴化为倚郭,而在大定年间以前与庆州、泰州同属临潢府路[36]。按兴州乃后代志书所谓兴安、宜兴等地计,临潢府与庆州、泰州皆地处北疆,兴州反在临潢府路以南的北京路西南,殊不可解。意顾祖禹所记大兴州,当本金朝兴州故地,在潢河上游地区,后或人众南迁侨置,遂以滦河沿岸兴化(兴安)、宜兴为地。至元朝或故城仍存,甚至名兴州而南领金朝兴化宜兴故地。明初大兴州之地,亦应即此,与称兴州或小兴州的兴安或宜兴相区别。总之,元末明初的兴州在偏南的滦河沿岸,而大兴州当在北方潢河、落马河上游一带,与后来明清时期著名的大小兴州分布格局不同[37]。

元代通往上都的驿路有两条,除大都经居庸关者之外,就是从大宁和全宁方向汇聚到新店然后西至上都者[38]。而大兴州所在上都以东二百里潢河上游的位置,正当驿路。常遇春军在大宁或全宁击败也速军后,无论如何也不用南下兴州从山岭中迂回,只要沿着元代驿路西进可以了,正与《实录》等各种史料提到的进攻大兴州吻合。刘佶记战役进程:

“六月初五日,也速丞相与贼兵战于全宁,贼首为常遇春……公战不利,退至大帽山。”

“十二日,贼陷大宁州。中书右丞脱火赤逆战,败绩。”

“十五日,晃火帖木儿王与贼兵战于新开岭,大败。王匹马陷阵,死之。”

“十七日,贼陷上都。”[39]

关于晃火帖木儿王败于新开岭之役,从其“王”的身份看,当即明朝史籍中的宗王庆生。按刘佶记载,此战是明军进攻上都路上遭遇的唯一抵抗,于实录记全宁之战后仅大兴州一战吻合[40]。新开岭所在无原始史料可核对,但就此以现代新开岭山脉当之又失之泛泛。明初苏伯衡整理几位参加过洪武二年战役的低级军官履历,写道:

“略定锦州,败江文清国公军,下惠州,进击大宁、全宁、辽河,又下,遂从攻上都。”

“克景州、蓟州、惠州,战锦川,六月从攻上都。”

“克惠州、锦州、大宁、全宁,遂度辽河,败庆僧国王军,进攻上都。”

“追也速丞相军于大宁、全宁、锦州、辽河”[41]。

诸军官履历多讹误,如锦州、锦川混杂,时序颠倒。但四人中有三人在全宁之战后提到进攻辽河,并有一例将辽河与“庆僧国王”联系起来,显然,辽河之战就是《实录》的大兴州之战和刘佶所记新开岭之战。诸军官所谓辽河,正如他们对“锦州”等等的夸张说法,很可能是进至全宁地区即辽河上游一带后,沿辽河上游支流落马河西进作战,而以辽河笼统称呼。

明军在全宁之战后七天攻克大宁,三天后即击败晃火帖木儿王,两天后攻克上都。主要由步兵组成的明军,不可能由大宁三天南下滦河中游,更不可能两天穿越五百里山区攻入上都。所以,明军是自全宁经十天左右西进,在离上都不远处击败元军最后抵抗,进入上都。

由《金史》、《元史》的记载与顾祖禹的研究,以及对交通路线状况和当事人对战役进程的原始记载,可知明军攻克的大兴州,在上都以东驿路附近、新开岭北端山隘之中。

总之,洪武二年明军行军路线可以简单归纳为:出松亭关后北上,破锦川,过大宁,进至全宁击败也速,回军攻克大宁[42],再西向破大兴州入上都[43]。由锦川的位置可知,明军与也速决战前并未东下消灭红罗山之敌,而由大兴州的位置可知,决战后也未迂回南下兴州,所以并不存在行军路线迂远费解的问题。既然明军洪武二年并未进攻金朝末年和明朝中期以后的锦州红罗山,那权衡所记被常遇春袭破、北元以也速驻兵或者皇太子出屯的红罗山,就要到这条路线上去寻找。刘佶记洪武二年战役前事迹:

“(1369年)正月初一日……贼兵久不出边,从官渐为室家之计。哈剌公尝太息谓予曰:“亡国之臣岂可与图恢复?吾当与西北诸藩共图此事耳。”佶问何不早为此计,哈剌公曰:“子独不见阿鲁辉王之事乎?”遂唏嘘而起。”

“初六日,平章政事李百家奴上疏陈恢复大计,以兵力太弱,请征西北诸藩兵入援。书入,寝不报。”

“二十一日,诏也速丞相屯全宁州。拜扩廓帖木儿中书右丞相,欲以内事委之也。扩廓公遣使至行在,始知西北消息。”

“二月……十五日,也速丞相率精骑四万抵通州,贼固守不下。诏也速公勿深入。”

“三月二日……皇太子请率精骑直搏大都,上不许。”[44]

太子出屯后,北元内部出现新的裂痕。顺帝一心要拉拢正在甘肃积蓄力量的扩廓帖木儿,哈剌章等把希望寄托在漠北部族即“西北诸藩”,却因有阿鲁辉王前车之鉴而不能与顺帝协力。此两派势力占据中央,太子与也速等在外建立基地,无法向西、北方面联系发展,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全宁路地区。全宁路为忠诚可信的弘吉剌部冬季牧地[45],位于潢河上游故辽草原地带的核心,可经大宁进攻山南,又可向西北退往应昌府。其与上都东西并峙互为依托,最符合权衡所谓与上都互为藩篱的条件。权衡所传“也速驻兵”与刘佶记也速屯全宁州,定有内在联系。而刘佶载洪武二年战役中最关键的全宁之战,与权衡强调的红罗山之战,同样应为一事。即红罗山应在全宁附近。刘佶载洪武二年战后事迹:

“九月……初七日,郡王阿怜歹入觐。诏郡王统五投下之众屯于会州。”

“二十五日,也速丞相退保红罗山。”

上都陷落后,虽然北元政权退至应昌,明军也返回燕山以南地区,将会州这样近在边外的据点也放弃了。也速的“退保”红罗山,当即从南方地区回到全宁一带基地过冬。洪武三年战役就是在此形势下爆发的。

前引《实录》记载了洪武三年明军主力克应昌,北追庆州而还,归途俘获大量人众。同时进攻的还有两支偏师,分别在应昌西北的三不剌川和上都以西的落马河惨败[46],东路落败之处正是明军上年击败也速的全宁地区。和田清解释说,从应昌凯旋的明军,在兴州降服了因开平、应昌的覆灭而吓坏了的江文清等,于是得到向导,更向东方进剿红罗山的残余敌人[47]。但是明军既然在东线失败,两处军民怎会因恐惧不战而降呢?关于明军的回军过程,苏伯衡整理金华诸低级军官的履历记道:

“五月克上都、应昌、庆州,六月取高州、瑞州,八月师还北平。”

“进攻应昌,分兵击花环寨,曹国公命护送江文清士马至北平。”

“五月,从击兴和、应昌、庆州、高州,分兵援虹螺山等屯堡,遂及大军,与蛮子太尉战于骆驼山,而以七月还金华。”

“从攻应昌,得院判一人,因逐鲁王军黑松林,至庆州古城。还次高州,从赵左丞往松、利,尽谕下诸屯堡。还至全宁,曹国公遣之送元之降臣及宦官之北平。已而复从曹国追沙不丁余丁至三不剌川、野马川而回北平”[48]。

四位军官都参加了应昌之战,其中三还穷追至庆州。第二位将领自应昌进攻花环寨,然后就送江文清至北平,似花环寨即江文清投降之所,而离应昌不远,所谓兴州、中兴,可能就是大兴州之地。南下过程中,第一位经高州、瑞州,第三位经高州、虹螺山,第四位经高州、松(州)、利(州),又回到全宁。松州在大宁西北的丘陵中,利州则在大宁东南大凌河上游[49]。总之,其所在部队系从庆州南下大宁一带,而其“往松、利,尽谕下诸屯堡”定系《实录》载俘获红罗山人众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