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祅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所谓“动静上配天，下顺地”，“四时节”，“风雨时”诸语，和上文引录的司马迁“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所谓“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中，则体现出生态保护的意识。特别是将有关措施和“国家大体”、“治国大体”联系起来，应当说在生态保护史上，发表了一种开明的见解。尽管这是在传统天人关系背景下形成的思想，还不能说是一种自觉的意识。
这是一段对于讨论生态思想史极有意义的文字，然而《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并未载录。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上文引述《史记》“残阙盖多”之说的一条佐证。
据《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元年(前179)三月，“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这是一种“顺四时”的举动，而司马迁《史记》也没有记载。
古来有以“四时”为原则的礼俗制度，以调整和确定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秩序。其规则通常称之为“月令”，《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等，都有相应的内容。 《汉书·魏相传》记载，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
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屮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
以《月令》指导政策，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后更为明确。《汉书·宣帝纪》记录元康三年(前63)六月诏：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
其中所谓“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正是《月令》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禁令。如《礼记·月令》：“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吕氏春秋·孟春纪》：“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六月，以“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诏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十一月颁布的诏书也说道：“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颜师古注：“‘时禁’，谓《月令》所当禁断者也。”《汉书·成帝纪》记载：阳朔二年(前23)春，寒。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对于所谓“多违时政”的指责，颜师古注：“李奇曰：‘时政，《月令》也。’”汉哀帝初即位，李寻就“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发表意见，以为“四时失序”，与“号令不顺四时”有关。他说：“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45]李寻的论点，也强调了《月令》的权威。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月令》有关生态保护的原则未必不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而《史记》未见直接的记录，可能有多种原因。或许在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盛行之前，最高执政集团并未发布有关的宣传。或许司马迁更为关注的，是人的生命的保护。[46]
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班固在汉宣帝以后的历史记录中虽然有多则涉及生态保护，但是依然有所遗漏。例如近年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容。如“孟春月令”有：“·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九行)“·毋挞剿。·谓剿空实皆不得挞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一○行)“·毋杀□虫。·谓幼小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一一行)“·毋杀孡。·谓禽兽、六畜怀任有孡者也，尽十二月常禁。”(一二行)“·毋夭蜚鸟。·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一三行)“·毋麛。·谓四足……及畜幼小未安者也，尽九月。”(一四行)“·毋卵。·谓蜚鸟及鸡□卵之属也，尽九月。”(一五行)“中春月令”有：“·毋□水泽，□陂池、□□。·四方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二六行)“·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虫草木……〔正〕月尽。”(二七行)“季春月令”有：“·毋弹射蜚鸟，及张网，为他巧以捕取之。·谓□鸟也……”(三二行)“孟夏月令”有：“·毋大田猎。·尽八(?)月。……”(四二行)等等。开篇称“大皇大后诏曰”，日期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47]，明确是作为诏书颁布，然而却并不见于《汉书》。或说“《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48]，或说“《史记》宏放，《汉书》详整”[49]，或比较《史》《汉》，指出“班掾《汉书》，严密过之”[50]，而“详”“密”之中竟然也有我们今天看来不应当出现的遗缺，是值得注意的。有人曾经评价班固《汉书》，谓“固记事详备而删削精当”，“固似繁而实简也”。[51]而其“删削”之选，也是可以体现著者的观念倾向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就彼此相互制约。”[52]如果否认自然史对于人类史的“制约”作用，只承认人类史对于自然史的影响，以为无视自然史的背景亦可以真正认识人类史的进程，掌握人类史的规律，则显然难以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理想，对于其真实意义，解说者甚多，众议纷纭，至今莫衷一是。如果我们从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所谓“天人之际”，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层面认识司马迁的思想。
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53]，近数十年则抬高司马迁、贬低班固的意见明显占上风。论者多从阶级性角度进行评价。有人说：“司马迁和班固的政治态度不一样，历史态度也不一样。”“政治态度和历史态度的不同，是马班异趣中一个最大的区别。”[54]这样的结论也许还有讨论的必要。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借用邱逢年《史记阐要·班马优劣》中的话：“马班二史互有得失，有马得而班失者，亦有马班同得者，且有马失而班得者。”
[1]李学勤：《论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1页。
[2]“虫蛾”，即“虫蚁”。
[3] 司马贞《索隐》：“言能养材物以任地。《大戴礼》作‘养财’。”
[4]裴骃《集解》引韦昭曰：“时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司马贞《索隐》以为“韦昭等解恐非。”
[5]如《武帝纪》“景公以节用”，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仲尼曰政在节财。”《食货志上》“节用而爱人”，颜师古注：“不为奢侈，爱养其民。”(《汉书·王嘉传》也有同样的文句，颜师古注：“《论语》载孔子之言也。”)《五行志下之下》“节用俭服，以惠百姓”，说的大致是同样的意思。又《晁错传》：“亲耕节用，视民不奢。”(颜师古注：“‘视’，读曰‘示’。”)《司马迁传》：“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循吏传·黄霸》：“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节用”语义，都未能明确指定自然资源。
[6]颜师古注：“孟康曰：‘律得风气而成声，风和乃律调也。’臣瓒曰：‘风气正则十二月之气各应其律，不失其序。’”
[7]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言黄帝造历得仙，名节会，察寒暑，致启分，发敛至，定清浊，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气物分数，皆叙历之意也。”又孟康曰：“合，作也。黄帝作历，历终而复始，无穷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为发，秋冬为敛。清浊，谓律声之清浊也。五部，谓五行也。天有四时，分为五行也。气，二十四气也。物，万物也。分，历数之分也。”又晋灼曰：“蔡邕《天文志》：‘浑天名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臣瓒曰：“黄帝圣德，与神灵合契，升龙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题名宿度，候察进退。史记曰‘名察宿度’，谓三辰之度，吉凶之验也。”
[8]《史记·五帝本纪》。
[9]颜师古注：“鬯与畅同。”
[10]《六国年表》中关于周王朝和其他六国灾异的记录，合计只有韩庄侯九年(公元前362年)“大雨三月”，魏惠王十二年(公元前359年)“星昼堕，有声”，魏襄王十三年(公元前322年)“周女化为丈夫”，魏哀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8年)“河、渭绝一日”4例。其中所谓“河、渭绝一日”，虽然列入魏国栏中，其实也是秦国灾异。
[11]金德建说：“《史记》的《六国年表》纯然是以《秦记》的史料做骨干写成的。秦国的事迹，只见纪于《六国年表》里而不见于别篇，也正可以说明司马迁照录了《秦记》中原有的文字。”金德建：《〈秦记〉考征》，《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5页至416页。参看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1期;《〈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2]据《十二诸侯年表》，事在秦穆公十三年。
[13]参看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4]“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其中“史记曰”，拙文《秦史的灾异记录》误作“《史记》曰”。是不应当出现的疏误。陈直先生曾经论证，《太史公书》正式改称《史记》，“在东汉桓灵时代”。“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谓《史记》名称，开始于曹魏时王肃，这是千虑的一失。”《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22页。
[15]〔韩〕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07页。
[16]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班氏最有高名”，“唯十‘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
[17]《文心雕龙·史传》：“其十‘志’该富。”
[18]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7页。
[19]《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
[20]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11页，第215页。
[21]黄淳耀：《史记论略·高帝本纪》。
[22]《史通·鉴识》。
[23]张守节《正义》：“顾野王云‘禨祥，吉凶之先见也’。案：自古以来所见天变，国皆异具，所说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时应者书，其文并图籍，凶吉并不可法则。故孔子论六经，记异事而说其所应，不书变见之踪也。”
[24]《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25]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98页。
[26]钟宗宪：《〈史记·天官书〉的天象占候及其礼治思想》，《纪实与浪漫——史记国际研讨会论文》，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249页。
[27]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天地观”，是“朴素的唯物的自然观”。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69页。认识司马迁的灾异观，还可以参考以下论述，只是其中对于司马迁反迷信思想的自觉性的肯定，不免过度拔高之嫌，似乎还可以商榷：“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相对立的。董仲舒把天和人结合起来，标榜‘天人感应’，司马迁却要把它们分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学说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正统的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1页，第30页。以客观的视角分析，有的学者注意到“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徐兴海：《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唐都学刊》1988年2期。有的学者提醒我们，分析司马迁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应当考察“中国史官的天人文化传统”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验的线索，即史官所履行的天文术数方面的天官职能;其二是理论的线索，又可分为《周易》的天人宇宙观和阴阳五行学说、春秋公羊学的宇宙论及其历史哲学这两个方面。”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页。
[28]《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
[29]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4页。
[30]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被看作这种识见的表现。
[31]论者举例说：《刺客列传》写豫让行刺赵襄子未遂，豫让要求击襄子的衣服然后自杀。襄子同意了他的要求。司马贞《索隐》在“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下曰：“《战国策》云：‘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吴汝煜：《司马迁与孔子治史态度的比较》，《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19页。
[32]蒋中和：《眉三子半农斋集》卷二《马班异同议》。
[33]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5页。
[34]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说，太史公纪事，“其间残阙盖多”，以致有“词省”、“事核而文微”的特点，“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而《汉书》成书晚，“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贤，群理毕备”。就灾异史料的集中而言，确实如此。
[35] 史念海曾经对于《禹贡》著作年代进行过研究。他认为《禹贡》的成书当出于魏国人士之手，其成书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70年至前362年之间。这一期间，魏惠王上承晋国旧风，积极图霸。“《禹贡》这篇地理名著就是魏国人士在这期间于安邑撰著成书的，是在魏国霸业基础上设想出来大一统事业的宏图。迁都大梁之后，也许还继续有所增删修订。”不过其著作年代至迟不能晚于公元前334年。这一年魏齐两国在“徐州相王”。“相王”是互相承认霸业。这显示魏国霸业的衰落，大一统事业已经无从说起。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1页至第434页。
[36]张大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述论》，《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04页。
[37]《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分关中为四国”，“分关中为汉”，《项羽本纪》：“巴、蜀亦关中地也。”
[38]据刘朝阳统计，《史记·天官书》中占候之事关于年之丰歉者多至49则，仅次于用兵，在总计18类中，占总数的15.86%。刘朝阳：《史记天官书之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第7卷第73、74期合刊本，1929年。这一情形，也说明司马迁对于天象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重视社会物质利益，重视财富”，“司马迁把人对生活利益的要求放在第一位”。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40页，第139页。
[39]徐朔方：《读〈史记·货殖列传〉》，《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69页。
[40]《后汉书·班固传上》。
[41]杨启高：《史记通论》，清山阁.1926年7月版，第269页。
[42]赵汸：《读货殖传》，《明文衡》卷四六。
[43]论者对《史记·货殖列传》有关“环境”记述的评价是：“《史记》里头别的文章，讲的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情，或是就一件事说，惟有《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事情，且一一说明他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潘吟阁：《史记货殖传新诠》，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编者弁言》。
[44]是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语。司马迁的思想与其相合。
[45]《汉书·李寻传》。
[46]《史记·酷吏列传》记载，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捕杀郡中奸猾，“相连坐千余家”，“论报，至流血十余里。”“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春月禁止杀伐，也是《月令》的原则。
[47]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8月版，第4页至第8页。
[48]《朱子全书》卷六。
[49]王鏊：《震泽长语》卷下。
[50]茅坤：《史记钞·序》。
[51]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五《史记辨惑》。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第20页。
[53]《史通·鉴识》。又《通志·总叙》又有“尊班而抑马”之说。
[54]白寿彝：《司马迁和班固》，《人民日报》1964年1月23日。